巴金散文集讀書筆記(2)

巴金散文集讀書筆記

　　1937年抗戰爆發直至1949年，在巴金前期思想發展到第五個階段時，巴金的社會政治觀發生了根本的變化。一般說，這種由量變到質變的過程是在30年代末和40年代初。這種質變的明顯標志是：從這一時期起，巴金基本上不再翻譯和編寫有關無政府主義者的理論著作和傳記、史話，在思想上和行動上與無政府主義理論和政治觀基本決裂了;同時，反封建專制、反侵略、反壓迫以及愛國愛民、追求光明、為理想獻身等原有的思想、政治觀和人生觀更為強烈、更為火熱、也更為深厚和執著。促進這種變化的主要原因是30年代初，尤其是30年代后期日本政府發動的對中國的侵略戰爭和侵略者對中國人民的慘無人道的虐殺，在民族危亡之際，無政府主義理論的空泛無力，國民黨政府的黑暗腐敗，以及全民反帝愛國傳統精神的高揚，黨領導下的如火如荼的群眾抗日運動和共產黨人的獻身精神，都使進步、正直、不倦探索真理的巴金徹底清醒和熱血沸騰。他參加文藝界抗日團體，在抗日宣言上簽名，大量創作以“發散熱情”、“宣泄悲憤”、“鼓舞別人的勇氣，鞏固別人的信仰”，使年輕人“看出黎明中國的希望”。這一時期散文創作更為豐富，結集出版的有《旅途通訊》、《旅途雜記》、《控訴》、《夢與醉》、《黑土》、《龍·虎·狗》、《廢園外》、《懷念》、《靜夜的悲劇》等。這些散文明顯的特色是憤怒揭露政府的黑暗，控訴侵略者的罪行，鼓舞人民同仇敵愾的斗志和堅定人民抗日必勝的信心;藝術上強烈而深沉，明朗而醇厚，敘事、懷人、議論和抒情融為一爐。這一時期巴金的散文創作已漸臻圓熟洗煉的境界。

　　從以上筒略勾勒，不難看出，如果我們用渠道錯綜而清晰，源流龐雜卻豐富來概括巴金在1949年前思想形成發展的大致脈絡，以及與他散文創作的血肉聯系，是比較準確的。

　　“我以我血薦軒轅”——

　　巴金說的“創作和生活的一致”，不僅是自己創作幾十年經驗的總結，也道出了創作與評論的一條真諦。這與古代文藝理論家劉勰講的“風趣剛柔，寧致其氣”、“事義深淺，未聞乖其學”、“各師成心，其異如面”(劉勰：《文心雕龍·體性》)。其基本道理是一脈相承的。因文體、樣式各自長期形成的規定性，散文總是比小說更貼近作家自身，更能映照作家的本性心境。巴金的散文更是如此。

　　在概覽了巴金前期思想的發展變化和散文創作歷程之后，不難發現，巴金前期18本散文的美質，就是自始至終地跳動著、燃燒著一顆愛國愛民、救國救民和反對封建專制、反對侵略戰爭，以及探索真理，尋求光明的火熱的心。

　　這顆火熱的燃燒的心不僅僅來源于幼年母親的“愛”的教育，也不僅僅是因為耳聞目睹了封建家庭中專制對民主的扼殺、邪惡對善良的迫害，它更因憎恨禍國殃民的黑暗制度和荼毒生靈的侵略戰爭而燃燒得愈加灼熱。他的第一篇散文《可愛的人》寫得稚嫩而質樸，透露出了少年巴金一顆仁愛善良的心。爾后巴金走南闖北，顛沛流離，與祖國和下層人民共同著命運。旅途中，警察掛在船頭的招牌“花捐征收處”，使巴金明白了“靠女人皮肉吃飯”的政府的腐敗，“買賣人口”的勾當也使巴金十分憤怒。這種記敘真實的人和事，用作家親身經歷的所見所聞為題材，以抒發作家愛國反帝感情的散文，大量的見于巴金40年代前后在抗戰烽火中創作的游記。在抗日戰爭的硝煙中，巴金輾轉于上海、廣州、桂林、昆明、柳州、貴陽、重慶、成都等城市。防空警報、飛機轟炸、戰火瓦礫，以及成千上萬人的流血和死亡—巴金在展現這些慘不忍睹的生活畫面的同時，更譜寫了一曲“國民精神”的頌歌。他的這些散文不僅著眼于“振動人心”，而且更致力于“照亮人心”(斯達爾夫人：《論文學》)，巴金“把個人的情感溶化在為著民族解放斗爭的戰斗者的情感里”，他于是越發增強了戰斗的力量，越發堅定了必勝的信心。他滿懷激情地寫道：

　　就在炸彈和機關槍的不斷的威脅中我還看到未來的黎明的曙光。我相信這黎明的新時代是一定會到來的。我們在這抗戰中的巨大犧牲便是建造新的巨廈的基石。……所有的人都為了一個偉大的目標犧牲，這目標會把中國拯救的。(巴金：《烽火·卷頭語》)

　　巴金這類記事抒情散文在“照亮人心”方面的一個顯著特點是，著重寫敵機狂轟濫炸、人民受難沖的“民眾精神”、“工作精神”、“犧牲精神”和“文化精神”，而且將自身內心的感受與這種民眾的精神融合成一體。他在戰火中編《文叢》半月刊，以控訴敵人暴行，鼓舞人民斗志。他說：

　　我們的文化是任何暴力所不能摧毀的，我們有廣大的肥沃的土地，到處都埋著種子。我們的文化與我們的土地和人民永遠存在。

　　記敘抗戰的慘重場景，謳歌抗戰的精神風貌，這是民族危難之際巴金散文的可貴風骨，也是巴金人格和信念的閃光。研究巴金散文的風骨，如前所說，必須將他的散文創作和他的生活道路、人格氣質聯系起來一起考察。巴金臨難而不茍且，處危而自信。他在1932年以“佩竿”的筆名發表的一首小詩中，就在沉沉的黑夜呼喚著“遠遠的紅燈啊，請挨近一些兒吧”。這“紅燈”在散文中也多次出現，給寒夜里的人“一點勇氣”，為荊棘叢中的行人“指示應該走的路”。很顯然，它是光明、理想、信仰、真理以及不屈不撓、勇往直前的仁人志士的象征。這種象征性的描寫，有時是“星”、“火”、“雷”，有時也可以是有生命的“飛蛾”、“龍”，甚至是一些為光明和信仰而戰斗、而犧牲的友人們。寫于1941年7月的《龍》，描寫“我”和龍會見時的一段夢境。他們相互傾訴為“追尋豐富的、充實的生命”而痛苦，敘述為“做一些幫助同類的事情”而不倦地“往前面追求”。在漆黑的四周，龍“沖上天空”，“受著日曬、雨淋、風吹、雷打”，但“意志不會消滅”;而“我”表示：“就是火山、大海、猛獸在前面等我，我也要去!”巴金筆下的龍已人格化，巴金賦予它以勇士的形象、猛士的斗志和為人類光明的未來而甘愿自我犧牲的革命先驅的精神;文中的“我”是后來者，是“龍”的精神、意志的傳人。“龍”與“我”融為一體，是歷史的和現實的先驅者融為一體，凝聚成中華民族優秀文化的結晶—“我以我血薦軒轅”的高大形象。其中無疑地折射著巴金的人格、意志和精神，也寄托著巴金的感情、理想和信仰。正如左拉稱贊都德所達到的一種“精神境界”那樣，巴金也是“把他自己的個性與他要描繪的人物和事物的個性熔鑄在一起”，作家和作品“合而為一。也就是說，他把自己融化在作品里，而又在作品里獲得了再生”。(左拉：《論小說·個性表現》)

　　“動人情態何須多”——

　　幾乎所有優秀散文家的作品都重情、重情理并茂，而又各有自己的特色。巴金也不例外，但從風骨學的角度考察，巴金散文在寫情理方面又有個性，即融真誠、純樸、灼熱于一爐。讀巴金的文，就知巴金的人，知巴金的人，更懂巴金的文。巴金的散文往往以童心般的真誠和炭火般的情感去“感人心”，他“寫得痛快、不追求“含蓄”，但他只要“有話要說”，“有感情要吐露”，“文思馬上潮涌而來”。莊子說：“不精不誠，不能感人，故強哭者雖悲不哀，強怒者雖嚴不威”(莊子：《漁父》)，真是金石之言!試看現當代散文園地，“強”顏歡笑、“強”發愁緒為文者不乏其人，他們雖然苦苦尋找音韻鏗鏘、色彩濃烈、氣象壯闊、語意纏綿的辭藻，有時一篇中也不乏巧妙的構思、生動的段落和細節。全篇最終給人留下的感覺卻是故作姿態、空谷傳響、虛無縹緲。問題的癥結在于“強(qång)”和“偽”。散文第一要素是純樸、灼熱的真情，巴金散文在用情方面成功的基本要素恰恰就在于真摯和自然。

　　1932年巴金自剖說：“我的心像火一般地燃燒起來，我的身體激動得發戰。……我覺得我要是再不說一句話，我的身體也許就會被那心火燒成灰燼。”1941年又說：“我有一個應當說是不健全的性格。我常常吞下許多火種在肚里，我卻還想保持心境的和平。有時火種在我的腹內燃燒起來。我受不住熬煎。我預感到一個可怕的爆發。”巴金的這一氣質在散文中表現得尤為真切、鮮明。試讀他的《我的眼淚》、《我的心》、《我的呼號》、《我的夢》和《再見吧，我不幸的鄉土喲!》等，那一聲聲撕心裂肺的呼號，那一句句要母親“把我這顆心收回去”的祈求，那一陣陣詛咒“文章沒有用處”的自我譴責，矛盾而近于絕望，狂熱而近乎歇斯底里，其真情由“我”而發，卻遠非一己私情。其核心是“哀民生之多艱”，“上下求索”而又報國無門。22歲時，巴金曾滿懷年輕人的夢幻和壯志去國赴法，途中對故鄉國土的養育之恩無限感激，對親人友朋、秀水沃土無限愛戀，同時又因在同一片土地上親人被舊禮教殺害、正義受到摧殘、民主自由遭扼殺而無比的痛苦。復雜感情的交織和煎熬，被離別的電光石火點燃，青年巴金的情感仿佛從心靈深處迸發了出來：

　　喲!雄偉的黃沙，神秘的揚子江喲!你們的偉大的歷史在哪里去了?這樣的國土!這樣的人民!我的心怎能夠離開你們!

　　再見吧，我不幸的鄉土喲!我恨你，我又不得不愛你。(巴金：《再見吧，我不幸的鄉土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