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于公共政策論文的集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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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析我國大學生基層就業政策
一、大學生基層就業政策產生的背景
(一)畢業生就業形勢日益嚴峻，就業流向結構性失衡
當前，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化和經濟結構的戰略性調整，結構性失業十分突出，高校畢業生就業難的問題日益嚴峻，特別是城市就業、高端就業更是越來越困難。另外，由于我國不同地域之間及城鄉之間經濟和社會發展不平衡，大學畢業生在就業時自然就會考慮到工作和生活環境的選擇，經濟上的巨大落差，使得大學生就業涌向沿海發達地區、大中城市，大學畢業生大量集中在這些并不能充分發揮自己潛力的大城市和發達地區,進而導致高校畢業生的大量過剩。而廣大基層特別是西部地區、艱苦邊遠地區和艱苦行業以及廣大農村存在嚴重的人才匱乏的狀況，同時貧困地區的人才流失現象也比較嚴重。
(二)高等教育發展過快與社會經濟發展不平衡
發達國家用十幾年，甚至幾十年才完成的高等教育大眾化，我國卻僅用了五年。一方面，隨著高等教育快速發展，越來越多的高校畢業生需要數量龐大的就業崗位;另一方面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相對滯后，經濟發展方式相對落后，社會能提供的就業總容量無法滿足數量龐大的畢業生的就業需求。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高校畢業生的就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難題和挑戰。
(三)基層的落后現狀對于各種高素質人才的需求
基層相對來講都是經濟文化比較落后的地區，這些地區要么受自然環境的制約，要么受思想不解放的約束，在發展經濟，脫貧致富的道路上，存在著較大的問題和障礙。另外，教育文化的落后也使得這些地區人們容易因循守舊，整體素質較低，不利于國家政策方針和思想文化宣傳工作的開展，正由于存在這些問題，基層才急需有文化，有素質，有干勁的廣大大學生去改變目前的落后面貌，給基層注入更多的活力，為基層帶來更多的福音。
二、大學生基層就業政策的內容
(一)引導畢業生到基層就業的項目
從2003年起組織實施的“大學生志愿服務西部計劃”該計劃有八個優惠政策,從生活補貼、個人檔案、辦理落戶手續以及服務滿后的考研、考公務員、擇業等方面的優惠措施進行了規定;2005年下發了《關于引導和鼓勵高校畢業生面向基層就業的意見》，從十六個方面提出了鼓勵和引導高校畢業生面向基層就業的優惠政策、制度規范和落實措施;從2006年開始組織實施的“三支一扶”計劃，該文件進一步細化了去基層就業的形式,對畢業生服務期間所享受的各種待遇以及服務期滿后的相關政策和擇業優惠措施等都做了詳細規定;從2006年開始組織實施了“農村義務教育階段學校教師特設崗位計劃”;從2008年起組織實施了“選聘高校畢業生到村任職工作”計劃等。
(二)鼓勵大學生面向基層就業的優惠政策
第一，基層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崗位就業補貼政策。其中涉及兩項補貼政策:對到農村基層和城市社區從事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工作的高校畢業生，符合公益性崗位就業條件并在公益性崗位就業的，給予社會保險補貼和公益性崗位補貼;對到農村基層和城市社區其他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崗位就業的，給予薪酬或生活補貼，按規定參加有關社會保險;第二，學費和助學貸款代償政策。對到中西部地區和艱苦邊遠地區縣以下農村基層就業并履行一定服務期限的高校畢業生，以及應征人伍服義務兵役的高校畢業生，實施相應的學費和助學貸款代償;第三，選聘招錄優惠政策。從2006年開始，省級以上黨政機關考錄公務員，招錄具有2年以上基層工作經歷的高校畢業生的比例不得低于三分之一，以后逐年提高。
(三)調節人才流動的相關政策
國家對于面向基層就業大學生，在戶籍政策上實施一些優惠政策。比如，對到西部縣以下基層單位和艱苦邊遠地區就業的高校畢業生，實行來去自由的政策，戶口可留在原籍或根據本人意愿遷往西部地區和艱苦邊遠地區。對到西部縣以下基層單位和艱苦邊遠地區就業的高校畢業生，實行來去自由的政策，戶口可留在原籍或根據本人意愿遷往西部地區和艱苦邊遠地區。工作滿5年以上的，根據本人意愿可以流動到原籍或除直轄市以外的其他地區工作。
三、大學生基層就業政策實施的困境
(一)基層吸引人才內在動力不足，渠道有限
基層單位吸引力不足。基層單位生活條件艱苦，工作環境簡陋，待遇偏低。
目前大學生到基層就業主要有四種途徑，一是共青團實施服務西部計劃和服務基層計劃;二是對各級政府組織部門的選調生;三是人事部門選拔畢業生到農村基層工作;四是貧困地區的大學生回生源地就業。
(二)傳統就業觀念的影響,畢業生不愿去基層就業
大學生求學不易，花費較高，故而對就業的期望值也就偏高，受傳統就業觀念的影響，都希望將擇業定位于大中城市，以享受較高收入和較好的環境，而基層單位地理位置一般偏遠，交通、待遇、工資、條件等和城市相比都有較大的差距，因此大學生去基層的意愿不強。
(三)已有基層就業政策缺乏長效機制，落實不到位
積極引導和鼓勵高校畢業生到基層工作是解決高校畢業生就業難的根本出路，也是促進人才資源合理配置的必然選擇。但是已有的各種鼓勵政策以短期政策居多，鮮有涉及5年以上中長期制度體系建設的內容。另外，地方在貫徹“從國家選調的‘三支一扶’畢業生中選拔優秀人員充實到縣、鄉機關和學校或企事業單位擔任領導工作,或充實到基層金融、工商、公安等部門”的精神沒有得到落實。
四、進一步完善和落實大學生基層就業政策的措施
(一)發揮政府主導作用，拓寬就業渠道，增強基層吸引力。
國家和政府在大學生到基層就業工作中要起主導作用，要采取各種有效的措施和政策，鼓勵大學生到基層就業。要加大宏觀調控、政策引導的力度，進一步增強基層對高校畢業生的吸引力，拓寬就業渠道，優化基層就業大學生生活環境，解決他們遇到的實際困難和問題，完善鼓勵高校畢業生到西部地區和艱苦邊遠地區就業的優惠政策。完善人力資源市場配置與政府宏觀調控相結合的運行機制，進一步消除政策障礙，健全社會保障體系和畢業生基層就業服務體系，增強基層單位吸引力，促進高校畢業生到西部地區、艱苦邊遠地區和艱苦行業就業。
(二)引導畢業生轉變就業觀念，準確定位
面對我國一方面是大學畢業生就業形勢十分嚴峻,另一方面廣大基層人才奇缺的這一實際情況,加強對大學畢業生的思想教育，注重加強大學生基層意識的培養。要引導大學生擇業趨于理性,適應當前就業形勢,調整就業期望值，積極參加社會實踐、社會調查等，豐富基層工作閱歷，了解自己的優勢和劣勢，準確定位發展方向。讓畢業生意識到基層單位需要各種各樣的人才,有廣闊的發展空間,風險小,競爭壓力小,很適合創業，而且在基層單位工作可以體味別樣人生,豐富人生經歷,還可以享受優惠政策等。
(三)建立政策長效機制，落實基層優惠政策
積極引導畢業生面向基層就業，不應該僅僅依賴短期的物質誘導，也不應該僅僅作為一種應對國際金融危機和就業壓力的短期措施，而應作為一項關乎我國未來二十年人才發展戰略的長效機制。建立長效的政策體系，既解決他們今天的就業問題，又為未來的成長提供保障。另外，要進一步完善已經出臺的相關政策，并根據新情況及大學畢業生到基層后的實際需要，制定新的實施細則。總之，大學畢業生到基層就業是一項復雜的綜合性工作，需要國家、政府、社會各方面的合作與努力。
論日美戰略性貿易政策的異同
一、日美實施戰略性貿易政策的理論依據
戰略性貿易政策，是指在規模經濟和不完全競爭的市場中，一國政府借助關稅、出口補貼、科技研發補貼等方式，扶持本國的戰略產業，增強該產業的國際競爭力，提高本國企業的戰略地位，擴大出口產品的國際市場份額，將更多的超額利潤轉移到本國，從而提高本國福利水平的一系列手段措施的總稱。
戰略性貿易政策理論包括“利潤轉移”和“外部經濟”兩個分支。利潤轉移理論是指由于在國際市場上存在著超額壟斷利潤，一國的政策如果能誘使外國企業削減產量或擴張得慢一些，本國企業就會獲益。利潤轉移具有三種形式：(1)利用關稅抽取外國企業的壟斷利潤;(2)以出口補貼促進本國企業的出口;(3)以進口保護促進出口。外部經濟理論指的是一部分個人或企業從其他從事某種經濟活動的個人或企業那里所獲的利益。由于技術外溢性的存在，一國政府應對技術研發者進行補貼，從而調動企業的創新和研發積極性。外部經濟分為技術外部經濟和貨幣外部經濟：技術外部經濟是指企業從本產業或相關產業的技術外溢和“干中學”(Learning-by-doing)中獲得的技術和知識;貨幣外部經濟是指企業從本產業或相關產業的集聚中獲得的市場規模效應(如原材料供應、技術工人、專業服務等)。
戰略性貿易政策理論表明在規模經濟和不完全競爭條件下，自由貿易不是最優的，適度的政府干預可以改變本國現存的比較優勢模式，從而加速構建本國的競爭優勢。
二、日美戰略性貿易政策實施背景的異同
戰略性貿易政策的理論體系盡管是在20世紀80年代之后建立起來的，但日本對戰略性貿易政策的應用和實踐早在50年代就開始了，而美國的戰略性貿易政策直到20世紀80年代中期才初露端倪，并在克林頓執政時期得以全面執行。
(一)日本戰略性貿易政策的實施背景。從戰后初期到20世紀80年代中期，日本通過實施以“貿易立國”為核心的戰略性貿易政策，迅速完成了工業化進程，并躍居發達國家行列。日本實施貿易立國戰略主要出于以下幾點考慮：
1.自然資源貧乏，人口壓力沉重。日本需要通過貿易和投資方式來參與國際分工，充分發揮人力資源優勢，大力發展加工貿易，從而揚長避短，不斷創造和建立新的比較優勢。
2.國內市場規模小。日本國內的市場容量有限，國內有效需求不足，因此有必要實施出口導向型經濟發展戰略，借助外部需求來拉動經濟增長。
3.趕超歐美的民族夢想。戰后初期的日本上下齊心，將重建家園、趕超歐美作為壓倒一切的核心任務，民眾全心全意服從于政府的安排，不計個人利益以換取國家經濟的發展。這為戰略性貿易政策的實施創造了有利的國內環境。
4.有利的外部環境。出于冷戰的需要，美國拉攏日本成為其政治盟友。除了提供大量物資和軍事訂單之外，美國對日本的單邊主義行為采取了容忍的態度。良好的國際環境為日本實施戰略性貿易政策創造了契機。
(二)美國戰略性貿易政策的實施背景。盡管一貫主張自由市場經濟，但當國家利益面臨巨大挑戰時，美國選擇了政府干預主義，其戰略性貿易政策的實施基于以下幾方面原因：
1.貿易逆差不斷擴大。自20世紀70年代中后期以來，美國的貿易逆差不斷上升。美國政府通過“公平貿易”來對抗外國的不公平競爭行為。
2.產業競爭力下降。自第一次石油危機之后，美國的產業結構出現了軟化跡象：傳統制造業的國際競爭力大幅下降，而高技術產業和服務業的國際競爭力顯著上升。在這變革的十字路口。美國要么選擇貿易保護，要么進行實質性調整。鑒于保護主義的危害，克林頓政府選擇了以高技術產品出口為導向的戰略性貿易政策。
3.國際環境的變化。美國在戰后成為了無可爭議的“超級大國”，在經濟、軍事、科技等各方面擁有絕對的統治力，因此美國積極倡導和推行自由貿易政策。而在政治上，單邊貿易自由化成為美國拉攏盟國的“政治糖果”：慷慨地對盟國開放國內市場，卻不要求盟國對等開放。然而隨著霸權的衰落、日歐的崛起等一系列事件的出現，美國不愿也無力繼續提供自由貿易之類的國際公共品。隨著冷戰的結束，東方陣營的威脅大大減弱，美國轉而將經濟利益置于外交事務的首位，轉變了貿易政策理念，實施“公平的、積極的”戰略性貿易政策。
總的來說，戰略性貿易政策是特定的歷史產物，日本和美國的戰略性貿易政策是建立在既相似又有差異的背景下：政策的實施既是國內經濟發展的需要，又是對國際環境變化的反應。
三、日美實施戰略性貿易政策的共同效應
日本從戰后的廢墟成長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美國在20世紀90年代取得“新經濟”的繁榮，這些都與戰略性貿易政策密不可分，其共同效應表現為三方面。
(一)推動了對外貿易的發展。日本在戰后發達國家中的出口增長率最高，其進出口占世界進出口總額的比重直線上升：1950年為1.6%、1.4%，1970年為6.2%、6.7%，1988年為6.8%、9.9%。自60年代開始，日本獲得了持續的貿易順差，經常項目收支在GDP中的比重不斷上升，日本在1985年的對外資產額突破了1 000億美元。從結構上看，日本的出口商品向高層次轉變：從50年代的勞動密集型產品，到60、70年代以鋼鐵、汽車為主的資本、技術密集型產品，再到80、90年代以微電子、新材料為主的技術、知識密集型產品。
盡管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美國的經常項目收支逆差不斷擴大，但美國的出口表現出以高附加值商品為主的結構：高技術產品的出口額從1991年的1 016億美元增加到2000年的2 274億美元;新型服務貿易(如電信、數據處理)發展迅速，到1998年占服務貿易的比重為55.1%，1997年美國從國外獲得特許使用費和許可證使用費收入約為303億美元，順差額高達228億美元。
(二)促進了經濟增長。按照凱恩斯的觀點，出口可以彌補由邊際收益遞減造成的國內有效需求不足。日本作為貿易加工大國，擴大出口是維持其經濟增長的重要途徑，據統計：在1975年，日本整個產業部門每增加1單位出口會帶動國內生產增加2.38個單位;在1979年，日本的汽車出口每增加100萬日元會帶動國內生產增加254萬日元。在貿易的帶動下，日本的GDP占世界經濟總量的比重飛速上升：1950年為1%，1970年為6%，1988年為14.2%。
美國是一個資源大國，國內市場容量巨大，消費是經濟增長的最主要因素，對外貿易在GDP中的比重 相對較小。但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美國的貿易依存度穩步上升：出口依存度從1981年的6.03%、1991年的8.5%攀升到2000年的15.03%;貿易對美國經濟的貢獻越來越顯著。在貿易的推動下，美國經濟持續增長：90年代美國的出口增長率為9.68%，遠高于3.25%的GDP增長率;出口的增長不僅為美國的剩余產品提供了出路，還創造了大量的就業崗位：據商務部的估計，美國每出口10億美元可維持2萬個就業崗位。
(三)提升了產業結構。在第一次石油危機之后，日本政府適時提出了“技術立國”的經濟發展戰略，鼓勵官產學聯合開展技術研發，推動產業結構由“厚重長大”的高能耗產業向“輕薄短小”的知識與技術密集型產業轉變，出口結構也由重化學工業品為主轉向了包括精密機械、電氣機械在內的裝配機械產品為主，從而為其緩解石油價格上漲和日元升值沖擊、穩定出口貿易增長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在戰略性貿易政策的指導下，美國政府放松了反壟斷限制，包括銀行、電信在內的幾乎所有行業都進行了合并與重組，提高了行業的競爭力和企業的經營效率。美國政府對高新技術行業的支持、對教育和基礎設施的投資，促進了美國產業結構和科技水平的提升。
四、日美戰略性貿易政策特征的異同
日美的戰略性貿易政策從總體上看，具有很多相似之處，其共同特征可以概括為以下幾個方面。
(一)戰略性貿易政策具有目標導向性。從戰后初期到20世紀70年代初，日本將經濟復興和趕超歐美作為主要目標，“貿易立國”成為基本國策，對發展所需的原料、能源和技術給予進口優惠，充分發揮人力資源優勢，大力發展加工貿易，向國際市場供應工業制成品。正如《國民收入倍增計劃》(1961～1970)提出的：充實社會公共設施、產業結構高級化，促進對外貿易和國際經濟合作，提高人的素質和振興科學基礎等。但加工貿易的發展模式過于依賴外部需求，全球性經濟滯脹和石油危機的出現，嚴重挑戰了“貿易立國”方針。由于自60年代末開始的貿易順差，日本逐步實行自由貿易政策，其施政重點變為在緩和國際經貿摩擦的同時，提高國內產業的國際競爭力。“技術立國”方針就是在這個時期提出的：除了強調大力引進、吸收和消化國外先進技術，還要加大自主研究和創新的力度。20世紀80、90年代，增強高科技領域的競爭力成為了新目標，戰略性貿易政策使日本在半導體、新能源等領域的技術水平處于國際領先地位。
美國的貿易政策從歷史上看，表現出很強的實用主義特征：以國家利益為重，將推動貿易自由化與實行貿易保護作為其追逐國內經濟利益最大化的途徑和手段。美國歷來主張自由貿易，但當受到日歐的沖擊之后，美國開始強調公平貿易，對其單方面認定的“不公平”行為進行制裁。冷戰結束后，發展成為時代的主題，科技實力決定著一國的國際地位。美國在90年代實施戰略性貿易政策不僅是為了保護美國某些與知識、技術密切聯系的產業在全球范圍內的生產與就業，而且旨在擺脫經濟蕭條、加快美國經濟復蘇、保護美國的經濟安全。面對巨額的貿易赤字和聯邦赤字，克林頓政府一方面堅持公平貿易原則，一方面以出口貿易為突破口，提出了美國歷史上第一個系統的出口戰略――“國家出口戰略”。克林頓政府的戰略性貿易政策使美國重新坐上了世界經濟、技術的頭把交椅。
(二)戰略性貿易政策具有產業導向性。受資源的約束，日本不能兼顧所有部門的發展：20世紀50～70年代，日本的政策向重化工業傾斜，重化工業產品的出口占日本出口總額的比重在60、70年代超過了60%、70%;自20世紀70年代起，日本的政策重心轉向知識、技術密集型產業，其產品出口占日本出口總額的比重不斷上升。以半導體為例，日本政府通過實施R&D補貼、組織官產學聯合攻關等措施，使日本從一個半導體凈進口國發展為世界半導體強國。正如鮑德溫與克魯格曼對日美16K DRAM(動態隨機存儲器)競爭進行的模擬分析表明：沒有政府的保護，半導體產業在日本將不會存在。
在全球化、信息化時代，高技術產業的興衰成為一國取得競爭優勢的關鍵所在。克林頓政府通過對高技術產業的扶持、對教育和基礎設施的投資，保證美國經濟實現了整整120個月的增長。服務業成為全美生產率最高的部門之一，以信息技術為基礎的新型服務業更是取得了飛速的發展，美國也成為了服務業最發達的國家。
(三)戰略性貿易政策以出口鼓勵為主。為了促進和擴大出口，日本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提供金融、稅收方面的優惠、設立出口保險制度、開拓海外市場準備金制度等。而所有這些都使日本出口企業在經濟上得到了有力的支持、幫助和實惠，從而大大激發了它們出口的積極性。日本在戰后初期的出口主要是為了獲得足夠的外匯，以進口經濟發展所需的原料、能源、設備和技術。而在此之后，日本的出口依存度始終居高不下，即使在90年代“泡沫經濟”破滅之后，日本的年均出口增長率仍高達8%。日本的出口結構與世界需求結構保持一致，而出口結構的調整也帶動了國內產業結構的升級。
克林頓在對待巨額貿易赤字問題上，既不愿退到保護主義中，也反對政府的無所作為，而是選擇了“政府適度干預主義”，幫助國內企業擴大出口和開拓海外市場。克林頓在兩屆任期內，分別采取了所謂的“出口能動主義”和“新門戶開放”戰略，這兩大戰略主張具有內在的連續性，都將出口作為重點考慮的對象。
(四)戰略性貿易政策以企業為中心。日美戰略性貿易政策的實施都是以企業為中心的，政府作為市場規則的制定者和市場秩序的監督者，為企業的發展營造一個有利的環境，而本身并不參與企業的經營管理。日本的經濟體制可概括為“控制下的競爭”，“日本政府并不直接對受到管理的市場發號施令，而是通過具體辦法為工業創造能促進其長遠發展和具有國際競爭力的投資及防范風險的條件。政府的產業戰略假定市場的競爭壓力可以作為一種政策工具，并經常引入他想要的那種競爭。通過為產品開辟市場，使企業能比較容易的得到廉價的投資資本，從而保證企業獲得利潤并吸引更多的競爭者進入。”政府的補貼一般不直接資助私人部門，而是用作催化劑，刺激私人投資和加強國內競爭，使日本企業不會成為驕傲自滿的尋租者。例如，JDB的貸款主要是為了說服商業銀行向新興產業貸款，經常與私人銀行組成銀團辛迪加提供貸款。
私人部門是美國經濟增長的核心動力，克林頓的智囊機構――“進步政策研究所”曾指出：“最終的注意力集中于美國經濟能量得以發揮的地方一企業，正是在那里，我們在為提高我們所生產的商品的質量，為提高我們所提供的勞務的效率而奮斗。”多數美國人認為，政府應為企業提供一個鼓勵企業和工人進入高技術產業的環境。盡管風險投資機制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確保資金流向新興產業，但由于基礎研究的風險高且回報低，還是不能夠吸引足夠的私人投資。所以美國政府補貼大學和實驗室開展基礎研究，當取得一定進展后，就引導私人企業進入，轉而開展商業研究，并將商用產品推向市場。美國政府先后出臺了《小企業經濟政策法》、《小企業創新發展法》等法律法規，組織實施了“中小企業創新研究計劃” (SBIR)、“先進技術計劃”(ATP)等，支持中小企業進入高風險項目，并助其研發成果轉化為商品進行流通。
日美戰略性貿易政策特征的差異主要表現在：
1.政府的干預力度和方式。日本屬于政府主導型市場經濟體制，政府不僅干預力度較大，而且進行全方位的行政指導;美國奉行自由主義，主張以市場方式調節經濟活動，盡可能減少對經濟的直接干預。
2.美國可以利用其大國地位實行單邊主義政策，其戰略性保護措施具有較強的霸權主義色彩;而日本由于在國際政治、軍事事務中要依附于美國，所以其戰略性貿易政策表現出一定的妥協性，例如廣場協議和自愿出口協定。
3。美國的戰略性貿易政策更注重技術進步、教育發展與觀念交流等動態增長因素，以此作為提高本國競爭力的途徑。
4.日本的進口保護措施更具主動性，通產省把自己看作是貿易政策的制定者和執行者，積極地利用關稅和非關稅保護國內的幼稚產業;而美國的301條款、反傾銷機制更具被動性和反應性，美國的美國貿易代表僅把自己視為法律的執行者，而不是政策的制定者。
五、日美實施戰略性貿易政策手段的異同
日美戰略性貿易政策的手段既有共性又有差異，其共同點在于：在政策運用上，既堅守原則又靈活運用;注重政府與企業的合作;在開放國內市場的同時，實施關稅保護，并保持著形式各異的“隱形壁壘”;注重不同政策的配合，以發揮整體性作用和互補性優勢;將高技術產業作為扶持對象等等。
日本戰略性貿易政策的實施手段可概括為四方面：
1.政府直接扶持企業出口。日本政府于1958年成立了對外貿易組織(JETRO)。作為公共品，JETRO向出口企業提供信息服務，負責海外市場的調研與開發，安排國內企業參加貿易展會。并作為一個整體發展公共關系，促進技術研發的國際合作。
日本政府以財政、金融等直接方式補貼企業的出口：第一，公開補貼與不公開補貼。公開補貼是指日本政府通過官方出口保險制度向因銷售條件或價格等因素而蒙受損失的企業提供相當于損失額80%～90%的補償;不公開補貼是指通過出口退稅、稅收優惠和雙重價格制度減輕日本企業的負擔。第二，成立日本進出口銀行和日本開發銀行，為重點產業提供低息貸款;執行匯率貶值政策來推動出口等。
2.鼓勵和默許民間貿易組織推動出口。日本政府允許眾多的私人公司組成一個由大銀行支持的綜合商社，負責銷售私人公司的產品，既可以向政府提出建議又可接受政府的委托代為管理，而政府以法律形式規定綜合商社不受壟斷法案約束。綜合商社在出口貿易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使眾多中小企業參與到貿易活動中來，這樣既節省了交易成本又實現了信息共享，國內9個最大的綜合商社的貿易額曾占日本貿易總額的50%以上。
3.實施進口保護。日本的關稅法主要由《關稅法》、《關稅定率法》、《關稅臨時措施法》構成，利用有差別的關稅進行進口調節：對原材料、燃料等物資執行低關稅，對消費品執行高關稅。
日本的非關稅保護主要表現在兩方面：第一，政府采購。日本的計算機產業明顯得益于政府的采購，日本政府要求各部門、教育系統優先采購國產計算機。第二，復雜而嚴格的技術壁壘。日本擁有嚴格的技術管理體系，技術標準名目繁多，其中多數標準都高于國際標準。進入日本市場的外國商品，不僅要符合國際標準，更要符合日本的技術標準。
有限市場準入措施為日本微電子產業的早期發展起到了重要作用：隔絕了本國企業與外國企業競爭的渠道，使日本企業可以在國內形成世界規模的生產能力，而外國企業不能利用技術優勢并將其轉變為長期的市場力量。封閉的國內市場還能產生強制性技術轉讓效應，使先進技術有控制地擴散到整個日本微電子產業。通產省強迫外國潛在進入者將原始技術以訣竅、許可證和專有技術形式賣給日本，并且拒絕設立外國獨資公司和外國企業擁有多數所有權的合資企業的申請。美國企業進入日本市場的條件，是允許日本企業使用它們的先進技術。通產省還要求外國企業向所有要求獲得某一技術的日本企業頒發經營許可，并根據交易涉及的日本企業是否愿意將自己的技術進展通過許可協議擴散到其他日本企業來決定是否允許某項交易。
4.注重產業政策和貿易政策的結合。日本的戰略性貿易政策集貿易政策與產業政策為一體，日本政府也被形象地比作“日本株式會社”或“日本股份有限公司”。日本產業政策的基本作法是：根據經濟發展需要，在一定時間內挑選特定產業，從資金分配、物資供應和研究開發上予以全力支持。為了提高應對貿易摩擦的能力，日本政府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實施了有效的產業政策，以R&D補貼、組織官產學合作以及擴大海外FDI等方式替代了直接補貼，這種貿易政策與產業政策的有效結合也被稱為高級階段的戰略性貿易政策，重塑了日本的微觀經濟基礎，活躍了企業家的創新精神。
美國的戰略性貿易政策自上世紀80年代就已初顯端倪，而在克林頓時期則發揮得淋漓盡致，其手段可以概括為四方面：
1.發揮政府在促進出口方面的作用。克林頓政府將擴大出口作為經濟復蘇的一劑良藥：建立貿易促進和協作委員會(TPCC);放寬高技術產品的出口限制;建立貿易數據庫，匯總商貿信息供企業免費使用;加強政府的金融服務，提高出口信貸的擔保額度，解決中小企業的貿易融資問題，建立出口援助中心;推動服務貿易自由化;以多元化手段，為美國產品開拓海外市場，包括締結了北美自由貿易協定以及重點開發“十大新興市場”。
2.強調公平貿易。克林頓在堅持開放國內市場的同時，堅持“公平、對等”原則，對其單方面認定的“不公平行為”進行制裁，包括："301條款”、“特別301條款”、“超級301條款”。當反傾銷程序啟動后，美國會對進口商品征收懲罰性關稅。此外，技術標準、環保和勞工標準也是美國貿易保護政策的常用手段。
3.貿易政策與科技政策及產業調整相結合。美國政府將產業的國際競爭力作為核心目標，一方面實施貿易制裁，設置更多關稅壁壘，強化對知識產權的保護;另一方面，對國內的科技政策和產業結構進行調整，促進國防產業轉產，增加科技投資，重點資助民用技術研發;增加對教育和基礎設施的支出;放寬對經濟活動的限制，將企業并購放入全球競爭的框架內考慮，修改了《反托拉斯法》、《通信法》，鼓勵大公司在技術復雜和耗資巨大的項目上開展合作。
4.重點扶持高技術產業。克林頓政府從長遠目標出發，將高技術產業作為重點扶持的目標，包括微電子、高分子材料、航天技術、信息產業等。例如，克林頓政府在1993年提出了“國家信息高速公路”計劃，2000年為“國家納米技術計劃”撥款5億美元。小布什政府繼承了克林頓的理念，同樣以高新技術產業作為戰略目標。
日本和美國的戰略性貿易政策都取得了成功，雖然在實施背景、特征、手段等細節方面有所不同，但二者的政策有著共同的核心目標和戰略主張：將國家經濟利益置于首位;從長遠利益出發，扶持規模經濟效應和外部經濟效應顯著的產業;將擴大出口和保護國內市場作為施政重點，同時注重與別國保持良好的經貿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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