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轉型發展的基本問題\突破口和成本化解載體

　　[摘要]學界有共識，中國繼續發展必須轉變發展方式亦即實行轉型發展，但是，學界討論的只是轉型發展的目標模式，很少討論轉型發展路徑即如何從原有模式達到目標模式。文章運用拙文《農民工、時空差、政體特色與“中國發展之謎”——發展成本化解理論探討》獲得的認識來探討有關中國轉型發展路徑的幾個重要問題，即中國轉型發展的基本問題、突破口和成本化解栽體。

　　[關鍵詞]轉型發展;基本問題;突破口;成本化解載體;農民工市民化;小城鎮建設;土地;家

　　一、問題的提出

　　國家統計局發布的統計公報顯示，2009年我國國內生產總值達到335353億元(人民幣)，按全國人口13.3億計算，人均國民收入接近3700美元。根據世界銀行的資料統計，2006年中等收入國家人均GDP為3051美元，由此推測，我國已進入中等收入國家行列。許多學者根據世界各國發展的經驗教訓，認為我國將面臨“中等收入陷阱”，并對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提出了許多政策建議。這些政策建議，概括起來主要有兩個大的方面：一是調整分配政策，建立發展成果共享機制，從而進一步擴大國內市場;二是提升自主創新，實現產業升級，從而增強我國產業的國際競爭力。

　　筆者認為，學者們上述探討很有見地，給人以啟示，但討論也有不足。其一，提出的政策建議限于一般化。根據資料分析，從中等收入國家成功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的日本和韓國，“其高增長過程伴隨著或直接帶來了收入分配的相對公平性，……更為重要的一點是高增長與產業競爭力的提高高度一致”。而長期在中等收入國家水平徘徊的國家，如南美的巴西、阿根廷、墨西哥、智利和亞洲的馬來西亞、泰國等，其根源就在于“收入差距過大”和不能實現“一般制造業向高端產業和社會服務業升級”。而由此可見，學者們提出的政策建議是一般化的，即對任何面臨“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都適用。筆者以為，如果已經實現的中國發展奇跡有奇因(特殊原因)，那么中國繼續發展必有奇題(特殊問題)，然而，學者們的對策建議并沒有抓住中國繼續發展的特殊問題。其二，提出的政策建議不完整。顯然，所謂轉型是相對原有發展模式而言的，轉型的過程就是從原有發展模式進到目標發展模式的過程。因此，探討轉型發展必須弄清兩個問題：第一，弄清與原有發展模式相區別的目標發展模式，從而知道轉型發展的方向;第二，弄清從原有發展模式達到目標發展模式的路徑，從而知道如何實現轉型發展。但是，學者們提出的政策建議，即“調整分配政策，建立發展成果共享機制，從而進一步擴大國內市場”和“提升自主創新，實現產業升級，從而增強我國產業的國際競爭力”，只是轉型發展的目標模式，并不涉及轉型發展的路徑。誠然，知道轉型發展的目標模式是重要的，正因為此，我們認為學者們的討論是有意義的;但是，要實現轉型發展，更重要的是應當知道從現有發展模式達到目標發展模式的路徑，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說學者們的討論不完整。

　　從大的方面說，本文旨在探討中國轉型發展的路徑，亦即中國如何從原有發展模式達到目標發展模式。不過，本文不能提出清晰明確的轉型發展路徑(本文后面將談到，由于存在信息獲取悖論，在轉型發展之初就預見到清晰明確的轉型發展路徑是不可能的)，而只能討論其中的幾個重要問題。此前，筆者寫了一篇拙文《農民工、時空差、政體特色與“中國發展之謎”——發展成本化解理論探討》(以下簡稱《發展成本化解理論探討》)，其中獲得了一些認識。本文以《發展成本化解理論探討》獲得的認識為指導，分析中國轉型發展面臨的形勢，由此探討中國轉型發展的基本問題、突破口和成本化解載體。

　　二、農民工市民化——中國轉型發展的基本問題

　　明確中國轉型發展的基本問題，是探討中國轉型發展路徑必須解決的首要問題。誠然，明確中國轉型發展的基本問題并不等于知道了中國轉型發展路徑，但是，以中國轉型發展的基本問題為依據來謀劃轉型發展，就有可能在實踐中實現轉型發展的最優路徑。

　　要明確中國轉型發展的基本問題，首先需要討論中國發展的基本問題。筆者認為，中國發展的基本問題是農民工問題。我們的依據有如下兩點：第一，中國發展是從傳統農業經濟到現代工業經濟的經濟發展過程，是農村分散人口向城市遷徙的城鎮化過程。然而，從傳統農業經濟到現代工業經濟的經濟發展過程，最重要的變化是農民變為工人，而實施農村分散人口向城市遷徙的城鎮化過程，最重要的變化是農民變成市民。顯然，這兩個變化就是農民工問題的基本內涵。就此來說，農民工問題體現著中國發展的社會性質。第二，農民工與中國發展過程相始終。中國改革開放之始就是農民工誕生之日，且中國前30年發展是農民工化解了發展成本，因此農民工是中國前期發展的主力軍;中國發展的完成(即中國進入發達國家行列)，其重要標志是農民工消亡(農民工市民化)。綜上所述，我們應當得出結論：農民工問題是貫穿中國發展過程的基本問題。

　　中國轉型發展的基本問題與中國發展的基本問題是一脈相承的，但是，因為發展階段不同，其基本問題也略有區別。筆者認為，中國轉型發展的基本問題是農民工市民化。我們的論據有如下幾點：第一，到今天，農民工本身發生了變化，農民工制度不能再繼續下去了。“80后‘農民工’……沒有農業生產的技能和經驗，對農業生產本能地不喜歡”;與“老一輩農民工中80%～90%將工資送回家不同，新生代農民工中65%～70%將收入主要用于自己消費”，“新生代農民工舍得光顧和享用‘城里人’的消費場所、生活方式”。由此可見，新生代農民工將不再愿意做兼有“農民”和“工人”兩種身份的“兩棲人”，他們希望市民化。第二，中國轉型發展必須使農民工市民化，中國轉型發展需要農民工市民化。如前所述，中國轉型發展的目標模式概括起來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是調整分配政策，建立發展成果共享機制，從而進一步擴大國內市場;二是提升自主創新，實現產業升級，從而增強我國產業的國際競爭力。然而，中國最大的分配不公是農民工分配不公，農民工在中國前期發展中作出了巨大貢獻，但是農民工工資低，生活條件差，沒有進城做市民的資格;在住房改革中，城市居民大多低價獲得了一套住房產權，而農民工及其家人卻分文未得。因此，調整分配政策，建立發展成果共享機制，最重要的是對農民工進行補償，而對農民工進行補償的最佳方式就是幫助農民工市民化。提升自主創新從而實現產業升級，需要高技術水平和高組織化程度的產業工人隊伍，這需要作為中國工人主力軍的農民工市民化，“沒有他們的‘市民化’和‘產業工人化’，中國的產業轉型升級就只能是一句空話”。總之，農民工市民化，既是“調整分配政策，建立發展成果共享機制”的重要內容，也是“提升自主創新，實現產業升級”的重要條件。第三，中國的城鎮化過程，實質就是農民工市民化過程。據資料顯示，中等發達國家城鎮人口比重一般在70%左右;我國目前人口約13億，如果按達到中等發達國家的水平，那么城鎮人口應達到10億。國家統計局的資料顯示，2009年我國城鎮人口5.94億，其中包括1.5～1.6億的流動人口;顯然，這里所說的流動人口就是農民工，減去1.5～1.6億的流動人口，真正的城鎮人口只有4億左右。由此，我們得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