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務業對外投資發展效應論文
服務業對外投資發展效應論文
經濟的全球化帶動了外商直接投資的活躍。在當前外商直接投資的迅猛發展中,服務業利用外資的份額急劇增長。下文是學習啦小編為大家整理的關于服務業對外投資發展效應論文的范文,歡迎大家閱讀參考!
服務業對外投資發展效應論文篇1
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效應及發展策略
摘要:對外直接投資將日益成為我國企業“走出去”的重要途徑。通過對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母國效應。尤其是對我國出口貿易效應進行實證分析,表明不斷發展的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對我國經濟發展具有積極作用。目前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中最大的問題是資金不足,需要多方努力來解決,尤其是要加快金融業改革步伐,為我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提供強有力的支持。
關鍵詞:對外直接投資;出口效應;問題;對策
一、引言
我國真正意義上的對外直接投資活動開始于20世紀70年代未。1979年8月,國務院頒布的15項經濟改革措施中明確規定允許出國辦企業。十一屆三中全會后,我國的一些企業開始嘗試進入國際市場。中國政府為了加速對外開放的步伐,促進有經濟實力的企業參與國際競爭,從上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曾先后制定和頒布了多項與我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相關的法律法規,為中國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提供了政治保障。
一國對外直接投資(FDI)活動不僅會對東道國經濟產生影響,而且會對母國經濟產生影響。從國外現有的文獻來看。針對不同國家、甚至同一國家不同歷史時期其對外直接投資對母國影響的研究,許多是從實證的角度進行的,且有詳實的數據加以支撐。他們主要檢驗了FDI對母國出口、就業、國內投資、國民收入、經濟結構調整、經濟增長、公司增長等方面的影響。但實證檢驗的核心論題是對外直接投資與投資母國出口貿易之間的聯系,即FDI的出口貿易效應。事實上,研究對外直接投資對母國出口貿易的影響,就可以間接地考證其對母國國際收支的影響;同時,在這一研究過程中,也涉及到了對外直接投資與母國產業結構調整的關系問題,對這一關系的研究,實際上涉及對外直接投資與母國經濟增長的關系,這其中必然包括了對外直接投資對母國就業、儲蓄、投資、稅收等方面的影響。一般而言,一國產業結構的變動,會影響到經濟增長,改變人民的收入水平,從而改變儲蓄、投資、稅收水平。可以看出,對外直接投資與國內經濟發展是緊密相連的。
二、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發展狀況及出口貿易效應
從20世紀70年代末至今,中國對外直接投資規模不斷擴大,投資地域、投資行業更為廣泛。1979年,中國開始“走出去”時,僅有4家企業進行對外直接投資活動,累計投資總額僅為50萬美元。到2006年底,中國已有5000多家境內投資主體共在全球172個國家(地區)設立境外直接投資企業近萬家,對外直接投資累計凈額906.3億美元。僅2006年,中國非金融類境外企業實現銷售收入2746億美元,境外納稅總額28.2億美元,年末境外企業就業人數達63萬人,境內投資主體通過境外企業實現的進出口額925億美元。2006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凈額211.6億美元,位于全球國家(地區)排名第13位。
利用1985年至2005年我國出口額、外向FDI流量、世界及中國人均GDP相關數據,對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出口貿易效應進行實證分析發現,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對我國出口貿易起到了積極的拉動作用。具體分析結果如下:
EXP=-3915.703+0.8731146PGDP+29.164930UTFDI
t: (-3.416) (3.887)
(2.895)
prob.:(0.0031)(0.0011)
(0.0096)
R2=0.8078 DW=0.5751
其中,EXP為中國出口額,PGDP為扣除中國后的世界人均GDP水平,OUTFDI為中國對外直接投資額。
可以看出各解釋變量均通過了顯著性檢驗(顯著性水平為5%),在其他條件不變時,世界其他國家人均收入每增加一美元,將會帶動中國約0.87美元的產品出口;而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每增加一億美元,就可以帶動約30億美元的中國產品(包括最終產品和中間產品)出口。可以預計,隨著中國對外直接投資規模進一步擴大,中國可以逐步地向國外轉移國內已經成熟的具有較高比較優勢的產業,為國內其他產業的發展提供資源和空間,這不僅可以加快我國產業結構升級換代,而且不會對我國對外貿易的發展造成不利影響。同時,大力發展對外直接投資可以充分有效地利用我國的外匯儲備,提高我國外匯儲備的經營效益。
三、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存在的問題及進一步發展的對策
我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發展雖已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但依然存在許多問題與不足,既有政策方面的問題,也有企業自身問題。就對外直接投資企業本身來看:
一是對“走出去”進行海外投資還缺乏足夠的認識;
二是缺乏技術優勢,創新能力不足;
三是缺乏經濟實力,對外投資資金不足;
四是經營機制、管理機制不能完全適應海外投資的需要;
五是企業海外投資的信息、知識、經驗不足;
六是缺乏具有國際經驗的管理和其他專業人才,對國外市場、法律、商業管理等的認識有待提高。
盡管隨著近年來政策的調整,以及企業自身素質與實力的提高,這些問題有了一定的改善,但基本問題依然未能得到根本的解決,而在企業對外直接投資活動所面臨的問題當中,最為突出的問題就是資金問題。
一方面,由于企業資金短缺,不能更快地擴大海外投資規模。據統計,在投資規模上,我國從事境外投資的企業中,大部分企業規模較小,我國90%以上的境外投資項目投資金額在300萬美元以下。另一方面,在經濟全球化進一步發展,競爭更為激烈的今天,企業“走出去”必須具有一定的競爭能力和技術實力,即應該擁有自主創新能力和自主知識產權。
而目前中國企業的現狀卻是創新能力不足、自主知識產權匱乏,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其海外投資的步伐。盡管我國企業自主知識產權數量不多、水平低與我國技術創新環境還不完善,企業知識產權意識淡薄等因素有關,但由于企業實力弱,融資渠道少,而造成的境外研發中心的后續資金不足,確是很重要的一個原因。與之對應,國內銀行雖然從20世紀80年代后期就已經紛紛跨出國門,建立海外分支機構。但是,我國商業銀行海外經營尚處于初級階段,目前國內銀行業引入海外投資者的案例比比皆是,但海外并購的步伐卻略顯遲緩。目前只有建行、中行和工行啟動了海外并購的計劃,且3家銀行的海外并購多與其戰略投資者相關,而對企業“走出去”支持不足,尚不能適應實施“走出去”戰略的新形勢。
因此,資金缺乏已成為我國企業擴大境外投資的最大制約因素。解決這一問題,離不開政府、企業、金融業等各方面的努力。從政府來說,應該適時出臺相關政策與法規,加快推進產業資本與金融資本的融合,為已經或者即將“走出去”的企業提供強有力的資金和服務支持,將金融業“走出去”納入到整個“走出去”戰略之中。從企業角度看,作為“走出去”的主體應積極適應激烈競爭的國際環境,提高國際化經營管理水平,適度運用東道國法律及國際通行規則維護自身權益,避免盲目投資,提高對外直接投資效益。
從銀行來說,當前應集中精力做好境外機構重點布局工作,在跨國企業密集地區設立分支機構,為其提供全方位服務,為我國的跨國企業在世界舞臺上大顯身手創造有利的條件。主要是加強在港澳地區以外的亞洲其他各金融中心及周邊鄰國的發展。我國商業銀行跨國經營要加強產品創新,并逐步實現商業銀行從分業經營到混業經營的轉換。由于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全球化的發展,金融產品不斷推陳出新,金融機構只有通過提供綜合金融服務,才能滿足企業不斷變化的金融需求。而發展混業經營,允許商業銀行和非金融企業相互持股,顯然有利于改善金融服務,推動銀企的合作。
值得高興的是,有關部門正在為不斷完善我國企業“走出去”的軟環境而努力,在今年9月8日舉行的“2007國際投資論壇”上央行行長周小川指出,應改變“寬進嚴出”的外匯管理政策,鼓勵有條件的國內金融機構設立和發展境外機構,為企業向外擴張發展提供便利的金融服務。可以相信,有了充足的資金支持,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將會進入到一個較快發展時期,對外投資對帶動產品出口,開拓國際市場將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服務業對外投資發展效應論文篇2
服務業外商直接投資的溢出效應研究綜述
內容摘要:經濟的全球化帶動了外商直接投資的活躍。在當前外商直接投資的迅猛發展中,服務業利用外資的份額急劇增長。服務業外商直接投資的規模擴大也帶來了更深遠的溢出效應。本文對國內外學者關于服務業外商直接投資的溢出效應的研究進行了梳理,并進行了相關評價,以期對今后的研究有所助益。
關鍵詞:服務業 外商直接投資 溢出效應
20世紀70年代以來,外商直接投資 (FDI)作為效率最高的生產要素發展迅猛,早期外商直接投資主要集中在制造業,服務業只是作為制造業的補充而轉移海外。近幾年服務業FDI持續增長,占全球FDI的2/3以上,服務業外商直接投資成為FDI高速發展的新動力。《2008年世界投資報告》中顯示由于服務業母國和東道國服務部門的跨國程度,特別是以知識和技術傳遞為特點的知識型服務業的跨國程度,仍然落后于制造業,因此外資在將來還存在著進一步向服務業轉移的空間。
目前,國內外關于制造業FDI的溢出效應的研究較多,但關于服務業FDI的研究文獻較少。本文主要對服務業FDI的溢出效應研究進行相應的整理和評論。
國外關于服務業FDI溢出效應的研究
Stephen H.Hymer(1960)最早在他的博士論文“International Operations of National Firms:A Study of Direct Foreign Investment”中突破了傳統國際資本流動理論的束縛,提出壟斷優勢理論,開創了以FDI為對象的新的研究領域。壟斷優勢理論以壟斷優勢來解釋國際直接投資行為,指出企業之所以直接投資就在于具備當地競爭者所沒有的某些優勢,這是在國外競爭市場成功的條件。壟斷優勢的根本原因是市場不完全或不完全競爭市場,這些壟斷優勢的存在使得跨國公司不僅能抵消東道國的本土優勢,還可以幫助跨國企業獲得收益,這是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的主要動力。此外Hymer還特別強調了技術與知識資產在壟斷優勢中所起的關鍵作用。
J.Dunning(1986)在融合前人研究的基礎上提出了折衷理論(三優勢理論),J.Dunning認為FDI的發生需要具備所有權優勢、區位優勢、內部化優勢。所有權優勢和內部化優勢決定跨國公司對外FDI的直接動力,但不足以解釋FDI,必須引入區位優勢的思路。跨國公司進行FDI必然要考慮承接國的區位因素,并且區位優勢不僅決定東道國對FDI流向的吸引力還決定了FDI的產業結構和行業類型。三種優勢結合在一起是FDI發生的充分必要條件。折衷理論最早在制造行業論述,1989年J.Dunning在《跨國企業和服務增長:一些概念和理論問題》中將折衷理論擴展到服務行業部門,認為折衷理論的模型基本適用于服務業,并進行了部分修正補充。這些補充增強了折衷理論對服務業的適用性。
前期關于FDI的基礎研究一直在試圖解釋FDI的發生機理,決定因素等,為進一步研究FDI對東道國的影響及其溢出效應奠定了基礎。基于東道國的外商直接投資理論,最早是Rostow根據發展經濟學提出發展中國家可以通過利用外資改善經濟起飛階段的資本短缺約束。對于FDI與東道國(尤其是發展中國家)的關系研究,最著名的還是Chenery&Strout提出的兩缺口模型,認為外資可以彌補發展中國家的儲蓄缺口和外匯缺口,促進經濟增長。
中期,在技術進步內生化的背景下,關于FDI影響的討論日趨集中于探討它的溢出效應。理論研究方面,Lall(1980)最早提出FDI的技術溢出渠道,認為跨國公司會對東道國的生產率和生產效率產生影響,可以通過技術的非自愿擴散而促進東道國的技術進步和生產率的提高。Grossman,Helpman(1991)是最早在“Innovation and Growth in the Global Economy”中提出知識溢出的見解,他們認為國家之間除了技術轉移上相互依靠,還相互學習制造方法、組織模式、營銷策略以及產品設計等,FDI會帶來管理技術和知識的外溢,會對其他國家或地區的經濟發展產生影響。
FDI溢出效應最著名的解釋源自Magnus Blomstrom,Ari Kokko(1996)在“The impact of Foreign Investment on Host Countries:A review of the Empirical Evidence”中所作的定義,它指出FDI資本內含的人力資本、投入等要素通過多種渠道而導致東道國技術或生產力的進步,而又無法獲取全部收益的一種外部效應。
關于FDI溢出效應的實證研究方面,最早是Caves(1974)選取了加拿大和澳大利亞1966年制造業的橫截面數據,發現兩國制造業都存在著國內企業的生產率同外國分支機構的參與程度顯著正相關的關系。在此之后Blomstrom,Wolff(1994)利用墨西哥的工業生產水平的時間序列數據,得出了外資企業的滲透正向影響東道國企業生產率的結論。Husian,June考察1970-1988年間的經濟數據,應用時間序列和橫截面序列相結合的回歸方法分析出FDI對經濟增長的正向溢出效應。
隨著研究的深入也有一些研究并不支持正向溢出效應。代表性的研究有:Haddad, Harrison(1993)選取了摩洛哥1985-1989年間制造業的企業和行業面板數據,考察后沒有發現存在明顯的正向溢出效應。Harris, Robinson(2001)選用1974-1995年間英國制造業的企業面板數據,對行業中存在外資、地域內存在外資和產業中下游存在外資的三種情況的溢出效應進行檢驗,結果表明相應的行業溢出效應、集聚導致的溢出效應、行業間溢出效應都不明顯,比較而言行業間溢出效應較前兩種相對明顯。
關于服務業FDI溢出效應的研究相對較少。Goldsmith(1969)提出一國經濟增長狀況和本國服務業的開放程度與發展水平是正相關的。
Markusen(1989)研究發現服務業外商直接投資會對國內服務企業產生部分擠出效應,但由于服務行業的競爭又會導致國內對該服務更大的需求,替代效應小于規模效應,服務業的FDI有顯著的正面溢出效應。Manuel R.Agosin, Ricardo Msyer(2000)考察了1970-1996年亞洲、拉丁美洲及非洲的數據,發現期間服務業FDI在亞洲各國有正向的擠入效應(互補效應),在拉丁美洲各國有負向的擠出效應(替代效應),在非洲各國沒有顯著的關聯性。他們認為FDI的溢出效應是不確定的,主要受各國外資政策、國內總投資率等因素影響。
國內關于服務業FDI溢出效應的研究
國內關于FDI及服務業FDI溢出效應研究起步較晚,始于20世紀90年代以后,且主要是借鑒國外研究的一些模型和理論來研究。
定性研究方面,薛求知、鄭琴琴(2002)認為經典的FDI理論對制造業進行了詳盡的論述,但這些理論卻不能很好的解釋服務型跨國公司的出現。他們從需求、供給、競爭、壁壘以及聲譽五個方面研究了跨國公司在中國的發展現狀,同制造業相比服務業FDI出現和擴張動因都不同,傳統的折衷理論不能很好地解釋服務業FDI中的新現象。李慧中(2004)通過比較服務業與制造業貿易與投資動因的差異,認為不完全競爭條件下的產品差異與規模經濟最能說明當前的服務業外商直接投資的動因。
陳濤濤(2003)將“企業規模差距”、“資本密集度差距”以及“技術差距”一同作為影響外商直接投資行業內溢出效應的行業要素進行了經驗研究,得出當內外資企業的能力差距較小時有助于溢出效應的結論。姚洋、章奇(2001)認為FDI溢出效應主要體現在一省內部,行業內溢出效應并不明顯,FDI的進入在傳播先進技術方面作用不大,主要通過人員或其他信息流動等起到作用。何潔(2000)就一個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經濟開放度、技術水平、基礎設施建設、人口數量、產業結構、地理位置等變量對吸收FDI外溢效應的能力影響進行了分析。殷鳳(2006)指出經濟發展水平、服務業發展水平、開放程度、勞動力供給等是影響服務業利用外資的主要因素。
莊麗娟、賀梅英(2005)對中國服務業外商直接投資對中國經濟增長作用機理進行實證分析,認為服務業FDI對中國經濟具有促進作用,服務業外商直接投資對中國的技術、就業、貿易效應顯著,并且進一步地指出服務業外商直接投資是中國服務業增長的原因,但是中國服務業增長卻不僅是服務業外商直接投資的原因。
陳浪南、陳景煌(2002)利用新古典增長模型選取1982-1998年數據對外商直接投資與經濟進行實證研究,結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資對中國經濟增長貢獻率逐年增加,1982-1991年外商直接投資對經濟增長貢獻率年均不到0.1%,而1992年以后貢獻率在0.4-0.6%之間,并且還可能被低估。薛敬孝、韓燕(2006)利用中國1999-2002年服務業9個部門的面板數據,對中國服務業外商直接投資對勞動生產率影響進行了實證研究,結果表明中國服務業外商投資在總行業總投資中的比重每提高1個百分點,服務業的平均生產率就提高0.14個百分點。
查貴勇(2007)選取1997-2005年中國服務業的樣本數據進行考察,得出中國服務業總體引入FDI具有較強的溢出效應,中國服務業吸引FDI每增加1%,會帶動增加0.1757%的服務業產值。此外,服務業總體及技術、人力資本密集型服務業吸引FDI具有顯著正溢出效應,而勞動力和物資資本密集型服務業吸引FDI具有不顯著的負溢出效應。查冬蘭、吳曉蘭(2006)通過對江蘇省服務業1998-2003年間的行業數據,得出服務業主要行業外商直接投資對行業經濟增長有不同影響的結論,其中房地產行業引入外資對地區生產總值的貢獻比較大,其次是交通運輸、倉儲及郵電通信業,科學研究和綜合技術服務業,而社會服務業對地區生產總值無顯著影響。
此外,還有一些研究并不支持我國服務業FDI顯著正向溢出效應的結論。馬莉(2001)認為由于外商投資企業在技術上和管理能力上的優勢,在與我國本土企業的同業競爭中一般處于上風,但某些行業本土企業和外商企業技術差距較大,模仿學習效率不高,因此FDI在我國產業內產生負的溢出效應。潘文卿(2003)使用30個省市工業部門的面板數據發現,雖然外商直接投資在總體上外溢效應為正,但在分區域研究中發現由于西部地區經濟發展水平還未跨過外商直接投資起積極作用的門檻,外商投資對當地工業部門的外溢效應不明顯甚至是負的,存在“門檻效應”。許和連(2007)利用中國1999-2003年35個工業行業的Panel數據和2002年的投入產出實證檢驗了中國FDI的水平鏈接溢出效應和后向鏈接溢出效應,結果表明中國FDI企業主要通過示范效應和競爭效應途徑產生積極的水平鏈接溢出效應,而后向鏈接溢出效應并不明顯。
結論
綜合以上文獻,本文對國內外學者關于服務業外商直接投資的溢出效應的研究進行了梳理,給出如下評價:
第一,大部分關于服務業FDI的研究,其研究路徑和方法都沿用制造業FDI的分析理論。但是,服務業尤其是新興的服務業,應有一套獨立的,適合于無形產品的分析系統。
第二,目前關于服務業FDI的研究相對地集中于定量或定性研究,較少有全面地分析溢出效應的論證手段。
第三, 目前大部分研究關注的是產業內溢出效應,多角度地從產業內、產業間溢出效應來分析服務業FDI是值得深入研究的問題。第四, 近年來的研究集中于宏觀、全行業的研究服務業FDI的溢出效應問題,缺乏具體行業的細化分析。
參考文獻:
1.陳濤濤,狄瑞鵬.我國FDI行業內溢出效應階段性特征的實證研究[J].金融研究,2007.
2.沈坤榮.外商直接投資與中國經濟增長[J].管理世界,1999
3.楊春妮.承接服務業國際轉移:中國區位比較優勢的實證[J].國際貿易問題,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