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碩士論文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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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碩士論文格式篇一
經濟史：一門經濟分析的方法
內容提要：本文的目的在于強調經濟史是一門經濟分析方法。本文首先詮釋了經濟史作為一門經濟分析方法的含義，然后舉了兩個例子進行說明，并且闡述了把經濟史理解成經濟分析方法的意義，最后給出小結。
關鍵詞：經濟史 方法 經濟學 經濟分析
一、引言
在經濟史研究的學術視野中，把經濟史研究的主旨定位在描述和解釋經濟發展的歷史。這種定位抓住了經濟史本質上是“史”的實質，凸顯了經濟史的本體論含義，但卻相對忽視了經濟史的方法論功能，即忽視了經濟史作為一門經濟分析方法的作用。在具體的研究實踐中，這種定位易使研究者自身對經濟史學科認識不全面，或者存在著一定程度上的誤解，而且還導致經濟史研究的學術空間越來越狹窄。而且，有些學者還樂于把經濟史研究等同于經濟發展的歷史研究，與現實無涉，這也阻礙了經濟史與經濟學的交流，從而限制了經濟史學科的發展空間。不僅學界對經濟史的方法論含義重視不足，高等院校的學生對經濟史的認識也存在諸多誤區。很多學生實際上并不十分了解經濟史的方法作用，僅僅將其等同于歷史探索。大多數學生都認為經濟史研究就是搞歷史，只不過側重于經濟方面。經濟史與現實沒什么關聯，也沒什么實用性。因此，他們對經濟史研究的興趣不高，尤其是學習經濟學的。①在高等院校的經濟學院或者經濟學系，經濟史學科成為少數學生無奈的選擇。大多數學子寧可選擇自己并不十分感興趣的應用經濟學科，也不愿投身到經濟史研究中。
有鑒于此，筆者感到有必要憑借一個后學的大膽，就經濟史研究談一點自己粗淺的看法。筆者認為，描述和解釋經濟發展機制和過程作為經濟史的本體論含義沒有錯，也很精當。通過整理辨析史料，能夠盡可能地看清楚歷史就是一項非常了不起的工作。但為了繁榮經濟史學科，推動其向前發展，鼓勵更多的人從事這方面的研究，并發揮出經濟史研究的“以史為鑒”作用，需要重點強調經濟史研究的方法論含義，即經濟史作為一門經濟分析的方法，可以為經濟問題的討論帶來新的視野和靈感。經濟史研究的主旨也不是為歷史而歷史，而是有著強烈的現實關懷。作為一種經濟分析的方法，經濟史研究可以為現實經濟問題的分析服務。立足于現實關懷的經濟史研究也才會具有持久的生命力。本文是筆者的一家之言，不足之處，還請方家多多批評指正。
二、詮釋：經濟史作為一門經濟分析的方法
通過回顧經濟史學史，不難發現，有一些經濟史學家對經濟史研究的方法作用早已進行了強調。其中最為典型者當屬熊彼特(Joseph A. Schumpeter)。熊彼特曾經這樣評價經濟史，他說，“如果我重新研究經濟學，而在這三門學科中(歷史、統計和理論)只許任選一種，那么我就選擇經濟史。我有三條理由：首先，經濟學的內容，實質上是歷史長河中的一個獨特的過程。如果一個人不掌握歷史事實，不具備適當的歷史感或所謂歷史經驗，他就不可能指望理解任何時代(包括當前)的經濟現象。其次，歷史的敘述不可能是純經濟的，它必然要反映那些不屬于純經濟的‘制度方面的’事實，因此歷史提供了最好的方法讓我們了解經濟與非經濟的事實是怎樣聯系在一起的，以及各種社會科學應該怎樣聯系在一起。第三，我相信目前經濟分析中所犯的根本性錯誤，大部分是由于缺乏歷史的經驗，而經濟學家在其他條件方面的欠缺倒是次要的。”②在這里，熊彼特一方面指出了經濟史的方法作用，即經濟史與統計學和經濟理論一樣是一種研究經濟的方法，不應該被忽視。另一方面，也強調經濟史研究的現實關照性，為了理解當下和歷史現象，需要經濟史研究，否則容易產生誤解。
中國經濟史學家對經濟史研究的方法作用也有強調。陳振漢認為，“統計、歷史均屬研究經濟問題的方法”，“經濟史對經濟理論的關系，是知識的關系，也是方法的關系。一些重要的經濟理論或學說的形成是根據經濟史。”③吳承明也強調，“經濟史有廣闊的天地、無盡的資源，它應當成為經濟學的源，而不是經濟學的流。”④董志凱根據對中國現代經濟史的研究也指出，新中國許多理論“創見都來自中國實踐，來自中國的經濟歷史”⑤。經濟史研究的方法作用可見一斑。筆者從如下三個角度界定經濟史作為一門經濟分析方法的含義：
第一，方法論意義上的經濟史與本體論意義上的經濟史相輔相成。經濟史是一門交叉學科，但本質上是“史”。這被國內外的眾多經濟史學家所認可。陳振漢認為，“經濟史是經濟科學的一個分支，但它是跨學科的，是介于歷史學與經濟學之間的學科。可以說它的本質或主體是歷史。”⑥吳承明認為，“經濟史是研究過去的、我們還不認識或認識不清楚的經濟實踐(如果已經認識清楚就不要去研究了)。”⑦正是在這些思想認識的指導下，經濟史研究取得了很大成就。然而同時，由于本質上是“史”的定位使得經濟史越來越疏離了經濟學，與現實問題也漸行漸遠。這妨礙了經濟史學科的進一步發展。為了增強經濟史學科發展的后勁，需要在認識上有所補充，即經濟史本質上是“史”的論斷確鑿無疑，但同時經濟史也是一門經濟分析的方法，是經濟學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因為，“經濟史是研究一定歷史時期的經濟是怎樣運行的，以及運行的機制和效果。”⑧“經濟史研究之目的，是為了認識(1)各個時代的人們能夠如何有效地利用有限的資源進行生產、分配、交換、消費等活動;(2)他們解決以上問題的方式有何變化或發展;(3)決定以上情況及其變化的原因何在;(4)上述情況及其變化，與社會的及經濟以外的人類活動有何關系;后者對前者有何反作用。”⑨
這些研究成果勢必也可以為現實服務。也就是說，經濟史研究不僅能把歷史說得盡可能清楚，而且還能在此基礎上，對現實經濟問題進行歷史維度的思考。歷史維度的思考也是重要的，經濟分析不能忘記歷史，因為歷史在理性人的決策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理性、決策集合和效用函數這些定義本質上都內嵌在歷史進程之中。如果單調地運用數理知識，不能理解人類社會發展的差異性，也不能對現實的多樣性給出合理解釋。缺乏歷史視野的經濟分析勢必需要經濟史來加以補充。
對于經濟史研究來說，從歷史角度對經濟問題進行分析可以把已經取得的諸多成果進一步升華，從而能夠更好地發揮“以史為鑒”作用，才能給經濟學理論更大的啟發，也有利于與經濟學理論研究進行良好交流。而且，由于以現實關懷為出發點，可以激發對經濟史的熱情，這樣也能進一步推動本體論意義上的經濟史研究。因此，方法論意義上的經濟史和本體論意義上的經濟史是相輔相成、相互促進的關系。
第二，方法論意義上的經濟史類似于歷史經濟學⑩，但不盡相同。言其類似，是指二者都重視歷史，并試圖從歷史的研究中得到現實經濟分析的靈感和思路。在經濟史學史上，歷史經濟學和經濟史有著緊密的聯系，歷史經濟學的發展推動了經濟史學科的出現。言其不同，是指二者雖然都重視歷史，但經濟史學主張歷史方法只是研究經濟的方法之一，而歷史經濟學則強調歷史方法的唯一合理性。在經濟學的發展進程中，歷史經濟學的思路曾經存在。古典經濟學的鼻祖斯密(Adam Smith)是運用歷史研究經濟學的典范，只不過，它并不完全依賴歷史。馬克思(Karl Marx)通過對歷史的深沉思考，創造了自己獨有的范式，對古典經濟學的庸俗化提出了高屋建瓴的批評。可以說，《資本論》既是一部政治經濟學巨著，也是一部歷史經濟學著作。馬克思主張從現實和歷史入手，對這門有關“人類社會”的學問作深刻縝密的分析，從而給出歷史和邏輯相統一的答案。
然而，經過“李嘉圖惡習”，經濟學越來越數理化。歷史方法越來越淡出研究者的視野。經濟學擁抱了數學，而歷史則成為“看客”。但歷史經濟學并沒有就此“灰飛煙滅”。德國歷史學派(Historical School)實際上都是歷史經濟學家。他們反對英國古典經濟學的利器就是對歷史方法的強調。他們認定，經濟學中沒有“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遍原理，只有適合本國國情和歷史的歷史經濟學。英國的歷史經濟學家瓊斯(Richard Jones)、英格拉姆(J. K. Ingram)和萊斯利(Cliffe Leslie)都提倡用歷史方法來研究經濟學，并實踐之。美國制度學派(Institutional School)也受到歷史經濟學家的影響。
然而，經濟學數理化畢竟是大勢所趨。歷史經濟學最后“羽化成蝶”為經濟史，藉此保留歷史方法在經濟分析中的作用。可是，作為經濟學和歷史學交叉的一門學科，經濟史越來越把自身向“史”的方向靠攏。大部分學者側重于搜尋和比對史料，并在此基礎上運用歷史直覺來描述歷史發展進程中的經濟方面。也有一些學者側重于運用經濟學理論和定量研究方法來闡釋和解讀歷史。對于經濟史學科來說，描述和解讀歷史固然重要，但不能弱化和忽視其在分析現實經濟問題上的作用。在此，強調經濟史的方法作用，雖不是主張歷史經濟學，但也想著重強調經濟史研究作為一種歷史方法在分析經濟問題上的重要性。
第三，經濟史作為經濟分析的一種方法，不能替代其他方法，但也不能被忽視。即經濟史是經濟分析的眾多重要方法之一。把歷史方法作為經濟研究唯一選擇的歷史經濟學思路是狹隘的，把歷史方法排斥到經濟分析之外也是不明智的。在史學界，有“史無定法”之說，實際上，這種說法也適用于經濟學界，即“經無定法”。現代經濟學中的數學方法固然很好，但也不能無限擴大化甚至被視為最好的方法。經濟學理論發展到今天，不能不說其家族“人丁興旺”。從古典經濟學到新古典經濟學，從亞當·斯密的《國富論》到凱恩斯的《通論》(11)，如今的經濟學理論已經枝繁葉茂，幾乎覆蓋了經濟學研究領域的所有方面。在計量方法上，現在的技術進步也很快。從基本的雙變量線性回歸模型到多元線性回歸模型，從多元統計技術到時間序列分析，對數據的分析挖掘以及對結論的檢驗技術已經越來越成熟。正是由于這些理論和技術的進展，經濟學分析變得越來越實證，其所研究的問題也越來越廣，越來越細，分析問題的數理化程度也越來越大。應該說，這些理論和方法對于經濟分析來說是必要的。然而，不能說這些理論和方法就能解決所有問題，也不能說這些理論在解決這些問題時一定能得出正確結論。有些問題沒有數據，如果采用計量方法可能就會受阻;有些問題不是局部性的，如果采用單一的經濟學理論可能就會“削足適履”，得出較為片面的觀點;有些問題需要考慮理論和方法的適用條件，如果忽視了，那么很可能就得不到正確的見解，也提不出有益的政策建議;有些問題需要歷史思維，如果僅僅采用靜態的理論，可能得到的是一個缺失歷史視野的武斷結論。即便是采用動態分析，時間變量也代替不了歷史的思考。(12)因此，對現代經濟學的數理方法不能過于崇拜和依賴，更不能“舍本逐末”，為了理論的完美而忽視現實問題的多樣性。在具體的研究中，需要“一切從實際出發”，需要審視理論適用的條件和空間，需要考慮事件的歷史特性。
經濟史作為經濟分析的方法之一，不僅能告知歷史條件和歷史的真實狀況，還能借助于歷史綜合分析的方法推知一些不同于經濟學方法的結論。前者對于經濟學理論和方法的偏好者來說，是不可或缺的背景知識，后者可以引發經濟學家作更深和更全面的思考。總之，經濟史不能替代其他研究方法，但也決不是可以忽略的經濟分析方法。
三、例證：經濟史作為一門經濟分析方法的重要性
為了說明經濟史作為一門分析方法的重要，舉兩個例子：
第一個例子是關于比較優勢戰略的。(13)比較優勢戰略是林毅夫作為對重工業優先的工業化戰略的替代選擇假設提出來的。通過比較研究，林毅夫認為，共和國建立初期如果不采取重工業優先的經濟發展戰略，而是比較優勢戰略，即發展中國的勞動密集型產業，那么中國經濟發展道路可能會更好。(14)這種看法在目前的學界有一定影響，似乎中國共產黨在建國之初就選擇了一條非最優的戰略。誠然，從經濟學理論的角度來分析這個問題，確實如此。重工業優先發展的工業化戰略，使得宏觀經濟環境和微觀經濟體制都發生了扭曲。這種扭曲短期內可以實現快速的經濟增長，但長期內就會凸顯嚴重的弊端。這種理論分析有一定的意義，即從經濟學理論角度分析了計劃經濟體制的邏輯，為認清計劃經濟體制的弊病提供了幫助。然而，這種分析并不全面。從經濟史的角度看，共和國建立之初，選擇計劃經濟模式發展經濟是有其歷史條件的。這種歷史條件是不能僅從經濟學理論角度來闡釋。而需要從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多個層面加以研究。當時理性領導人的決策函數中，考慮的變量不僅僅是經濟，而且當時的環境也不能僅僅考慮經濟。事實上，在經濟史學家看來，計劃經濟體制或者說重工業優先的發展戰略是與當時的歷史條件甚為相關的。從國內發展環境看，中國建國之前已經經歷了近百年的屈辱，帝國主義大肆侵略、瓜分中國。晚清政府無力做出制度上的變遷和文化上的回應，民國政府也不能實現獨立自強的工業化夢想。而根據麥迪森(Angus Maddison)的推斷，中國古代的經濟發展水平一直較高，明中葉達到世界GDP的四分之一。鴉片戰爭前夕的1820年，其比例仍為32.9%。(15)因此，中國人一直有一種夢想，那就是恢復中國本來應有的大國和強國地位。從國際環境上看，中國共產黨建立了新國家，掃除了外患，實現了國家獨立。獨立前夕，也曾經試圖與經濟最為發達的國家——美國，在外交關系上重打鑼鼓另開張，和平交好，但美國國會對中國共產主義和中國共產黨抱一種敵視態度，不給中美關系打開新大門的機會。相反，蘇聯迅速表示了對共產黨中國的大力支持。這導致中國實施了“一邊倒”的外交政策，后來的朝鮮戰爭又使中美關系進一步惡化，美國甚至揚言使用核武器來阻止中國解放臺灣。一種強大的外在壓力和內在渴望使得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必須選擇一條快速崛起的工業化道路。而這條道路從當時的視域看，那就是蘇聯的計劃經濟道路。因為十月革命之后，蘇聯正是憑借這條道路迅速實現了工業化，并且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勝利創造了條件。在當時的國際環境下，中國要想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必須要有強大的國防力量和支撐國防的經濟基礎，而發展國防力量和經濟基礎的最快和最好途徑就是采用重工業優先的工業化戰略。若要實現該戰略，就需要在制度上實施計劃經濟體制。這就是當時采用和實施計劃經濟模式的歷史背景。而且，客觀地說，這種模式為中國的工業化奠定了基礎，完成了當時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的時代目標。可見，從經濟史角度看問題和從經濟學角度看問題其結論也不盡一致。對于同樣一個問題，采用不同的分析方法，可以得出不同的結論。把這些從不同的視角看問題所得出的不同結論告訴給人們，就可以豐富人們的認識，對問題的看法也會更為全面和客觀。可見，經濟史作為一種分析問題的方法是重要的。
第二個例子是關于政府、市場、企業和家庭的合理邊界的(16)。學術界有很多學者討論了政府、市場和企業的邊界，也有個別學者涉及了家庭。這些討論基本上都是基于經濟學理論的，得出的觀點也大體相近，無非是政府不應該干預市場和企業，其原因是市場和企業作為配置資源的制度安排效率較高。政府、市場和企業應該按照市場經濟的邏輯各安其位、各司其職。這樣，經濟就能有序和諧發展。應該說，這些都是有益的見解，對國家政策的制定有很大的參考意義。但筆者認為，這些成果似乎缺乏點歷史視野，缺乏對動態變化的關注，討論的基準也基本上是靜態的資源配置效率。了解理論上的理想狀態非常重要，因為那是中國制度變遷的目標，然而，對于中國這樣一個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的國家，如果不從歷史角度探討制度變遷，并不能給出符合現實需求的有效見解。實際上，通過經濟史考察，不僅會對政府、市場、企業和家庭有一個超越于經濟學理論的認識，還會提出更為切合實際的政策建議。
我們知道，在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長河中，政府、市場、企業和家庭實質上都是配置資源的一種制度安排。市場和家庭出現的歷史較早。伴隨著交換的出現，市場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就產生了。在西方，至少可以追溯到古羅馬的廣場，在東方的中國，漢代司馬遷的《史記》中已經描述出市場的繁榮。現代意義上的市場的規模則更大，隨著技術的進步，不僅有有形市場還有無形市場。
家庭作為一個組織也早已存在，而且內部有合理的分工，比如男耕女織、晴耕雨讀等。現代城鎮家庭的生產經營職能已經與企業深深地關聯在一起，但農村家庭目前還有生產和經營的職能。
政府的歷史也相對較長。伴隨著民族國家的形成，統一的政府就出現了。從古代到近代，政府的職能和規模發生著變化。從東方到西方，政府的形態也不完全一致。
在這四者之中，企業的誕生相對較晚，嚴格說來是在英國工業革命之后才真正產生，即現代企業是工業社會的產物。盡管古代也有手工作坊，但那不是現代意義上的企業。
而且，不難發現，這四種制度安排的邊界和職能隨著歷史條件的變化而變化。進一步考察中國現代經濟史，對四者的職能邊界及其調整可以獲得更有助于經濟分析的啟發。共和國完成了社會主義改造之后，政府、市場、企業和家庭就在計劃經濟體制的框架下運行了。此時，政府的職能和邊界擴大，市場基本上消失，企業也成為政府的一個車間，而不是追求利潤最大化成本最小化的組織。農村家庭的生產經營職能也被消解，農業生產和經營變成一種政府主導的工廠生產模式。這種制度變革使得四者職能和邊界與新民主主義時期大不相同。新民主主義時期，企業和市場還存在，政府的職能和邊界也沒那么大。
計劃經濟體制在完成了其歷史使命之后，弊端凸顯。若要讓經濟繼續發展，必須在制度上做出變遷。因此，中國開始了面向市場經濟的制度變革，即改革開放。這次變革使得政府、市場、企業和家庭四者的職能和邊界又發生了變化。政府把曾經的“僭越”還給市場、企業和家庭，重新審視自己的角色：作為運動員，經營好國有企業;作為裁判員，提供好公共產品，包括法制體系、公共安全等等。市場發揮其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企業在市場體系中追逐最大化利潤。農村家庭重新獲得自己的生產經營職能。而且，在這場轉變中，我們還發現制度變遷必須根據條件的變化而漸變。如果激變，效果不一定好。1988年的價格闖關就是一個證明。當時試圖把政府的職能快速交給市場，結果引發市場混亂。
在這種分析和梳理中，我們不難發現，實際上制度本身沒有好壞，只有適合不適合。計劃經濟在一窮二白的初期有其優勢，但隨著條件變化，計劃也必須逐漸讓位于市場。而且，制度變遷需要與文化社會等大環境相匹配，否則會適得其反。這些結論對經濟管理者的思維和決策有很大啟發，即無論做什么事情，都要從實踐出發，不能教條。篤信一種觀念和一種理論往往就會導致偏見。中國現代經濟發展史實際上給了我們教訓。這些結論和思考，只有通過經濟史研究，才能獲得。而這些新的看法不能說沒有益處。可見，運用好經濟史，把其作為一種經濟分析的方法，對現實問題的研究也是大有幫助的。
四、作用：經濟史作為一門經濟分析的方法
把經濟史作為一門經濟分析的方法，有如下作用：
第一，有助于為經濟分析增添歷史視野，從而加深對現實問題的理解。目前，隨著經濟生活的復雜化以及學者的不斷努力，經濟學理論已經越來越完善和細化。微分方程、概率統計學等數學知識不斷地滲透到經濟分析中。而且，隨著計算技術和數據庫技術的發展，人們也有能力對大量的數據進行計算和處理，同時其他學科所適用的信息處理技術也被應用于經濟學研究中。以至于在今天的經濟分析中，到處都是公式、方程、模型、數據、計量，而且顯然，這種分析方法已經成為一種主流。如果沒有數學方法的分析，在一些研究經濟學的核心期刊上發表文章幾乎不可能。無疑，這激發了經濟學理論研究，而且使經濟分析更加理性、具體和嚴密。但同時也要看到，這種分析方法有其弊端，那就是歷史視野的缺失。缺失歷史視野，所關注的問題和所得出的結論就顯得非常單薄，所使用的論據有時也欠妥，所隱含的假設有時根本不符合歷史事實。如果假設和論據都有問題，那么即便推導過程非常嚴密，邏輯非常清晰，也不能得出正確而且有效的結論。
因此，經濟分析不能沒有歷史視野，不能僅僅從現實到現實。分析問題不能簡單化和表面化，不能為了應用某些理論而誤讀現實。為了彌補歷史視野缺失的遺憾，可以借助經濟史研究。目前，經濟史研究已經取得了較好成果。一方面，很多經濟史研究者通過艱苦的努力，為經濟史研究夯實基礎做出了卓絕的貢獻。另一方面，也有一些經濟史研究者運用歷史方法來研究經濟問題，并得出了有益的結論。作為習慣于從經濟學理論入手分析經濟問題的研究者，應該多借鑒和參考一下經濟史研究者所做出的貢獻和對某些問題的思考。當然，作為經濟史研究者，更有責任發揮自己的專長，在現有基礎上進一步開拓，從而為經濟分析提供另外一種思路。
第二，有助于為經濟分析提供有效數據，從而為經濟學理論和方法的運用創造條件。眾所周知，在經濟實證分析中，要使用大量有效的數據，然而，可獲得的數據有的可靠，有的不可靠。歷史數據尤其如此。而且，有些數據還不是真偽的問題，而是根本就不存在。這就存在一個辨別數據和重構數據的問題。區分數據真偽對經濟分析很重要，數據不可靠會影響模型的可信度。當然，可以借助于一些統計方法來彌補，但有限。經濟史研究可以在這方面大有作為。一些歷史事實即便淹沒在歷史塵埃里，被歷史的河流沖洗，但也會通過各種各樣的文本留存下來。鉤稽這些文本并相互比較就是經濟史研究的長項。另外，數據來源由于渠道問題經常會含有一些水分。排除這些水分，也需要對經濟社會有個總體性的、結構性的、歷史性的把握，這也需要經濟史研究。重構數據對于經濟分析也很重要。經濟史研究可以檢驗重構數據的真實可靠性。數據真實可靠，這為經濟學理論和方法的運用創造了條件。
第三，有助于審視中國經濟問題。中國目前處于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的階段，雖然市場經濟體制初步建立，但與一個成熟的市場經濟相比，還有許多需要進一步完善的地方。研究這些不完善不能僅僅依賴于經濟學理論，而應該具有歷史眼光和世界視域。中國經濟的很多現實問題都需要從歷史角度和比較角度來加以考察，需要從制度、技術、文化、意識形態、國家、組織、人口、政治、自然資源、地理環境等等各個角度深入研究，需要向發達國家或者說道路相似的國家學習。
第四，有助于經濟史本身的進步。目前，無論是世界還是中國，經濟史研究都在走下坡路，而且，經濟史自身似乎也沒找到精神家園：對于什么是經濟史有分歧，對于經濟史研究采取何種方法有分歧(17)。在爭論中，經濟史似乎離經濟分析越來越遠，離現實問題也越來越遠，離研究者和學生們的興趣也越來越遠。筆者認為，這不利于經濟史的進步。經濟史學科若要發展，必須扎根現實，必須在與經濟現實的關聯中吸收營養。而要完成這種關聯，需把經濟史作為一種方法。
第五，有助于經濟學理論的發展。目前，經濟史和經濟學理論越來越難以交流，并且不能彼此學習借鑒。筆者認為，這種交流障礙源自經濟學和經濟史的分析范式的差距較大，關注的對象也不盡相同。這是一種不樂觀的現象。馬歇爾(Marshall)于1902年8月28日曾經在給艾奇沃思(Francis Edgeworth)的信中論述了對經濟學的看法：“我認為‘理論’是基本的……但是，我認為將抽象的、一般的或者理論的經濟學視為經濟學的‘正統’是災難性的觀念。在我看來，這些是經濟學‘正統’中基本的但是非常小的一部分：而它們本身有時甚至——不應占用太多的時間。”(18)這個看法今天仍有價值。方法論意義上的經濟史或許能改善與經濟學的交流，從而給經濟學注入一些新鮮的血液。
五、小結
強調經濟史作為一種方法的重要性，并不是主張所有經濟史研究都要為現實服務，更不希望因為現實的原因而使經濟史研究變質。經濟史研究是一個開放的平臺，必須有做史料鉤沉的，有做檔案整理的。沒有這樣的工作，談不上為現實服務。經濟史研究是一個論壇，“是作為經濟學家與政治學家、法學家、社會學家和歷史學家——關于世界大事、思想和技術等的歷史學家——可以互相對話的一個論壇”(19)。因此，筆者在此要進一步強調歷史學家式的工作是極其重要的，不能淡化。寫這篇小文的目的僅僅在于提示人們，不能忽視經濟史研究的現實關懷，不能忽視經濟史作為一種經濟分析的方法的作用。
“歷史就是記憶力的人為的擴大，它可以被用來解除對于各種生疏不明情況的迷惑”，“我們現在應該大大地發展我們的‘歷史頭腦’，因為歷史頭腦可以補充我們知識中的缺點，而且它還可以促進合理的進步。”(20)“經濟史依然非常有生機，它為理解我們所居住的這個世界做出了很多貢獻，而且我確信，經濟史將繼續繁榮下去，以幫助我們理解一個充滿不確定性的世界，并化解那些理論中不合理的確定性。”(21)
注釋：
①學習歷史的學生對此熱情還高一些，那是因為歷史學本身在此時代也是冷門，沾點經濟可能容易就業一些。
②(美)約瑟夫·熊彼特：《經濟分析史：第一卷》(中譯本)，商務出版社2001年版，第31頁。
③陳振漢：《步履集》，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17頁。
④吳承明：《經濟史：歷史觀與方法論》，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219頁。
⑤董志凱：《經濟史與經濟學的“源”、“流”之辯》，《中國經濟史研究》2006年第1期。
⑥陳振漢：《社會經濟史學論文集》，經濟科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650頁。
⑦吳承明：《經濟學理論與經濟史研究》，《經濟研究》1995年第4期。
⑧吳承明：《研究經濟史的一些體會》，《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3期。
⑨這是日本經濟史學家斯波義信的觀點。轉引自李伯重《理論、方法、發展趨勢：中國經濟史研究新探》，清華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164頁。
⑩筆者認為，在嚴格意義上經濟史和歷史經濟學含義不同：經濟史以“史”為主語，而歷史經濟學則以“經濟學”為主語。以歷史方法研究經濟學，乃為歷史經濟學，德國歷史學派是代表，他們排斥演繹方法。當然，這是筆者自己的看法。將德國歷史學派歸結為歷史經濟學之列，也是筆者的見解。
(11)在經濟學說史上，凱恩斯的《通論》堪稱創新，而這種創新的源泉與對實際社會經濟現象的密切觀察相關，這里也印證了經濟史對經濟理論的知識和方法作用。
(12)索洛針對美國計量史學，曾批評其也像經濟學一樣，“同樣講整合，同樣講回歸，同樣用時間變量代替思考”，而不是從社會制度、文化習俗和心態上給經濟學提供更廣闊的視野。參見Robert M. Solow, Economic History and Economics, Economic History, vol. 75, No. 2, May, 1985.
(13)這個例子中對共和國建立之初采取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的國內國際背景的分析深受武力先生(中國社會科學院當代中國研究所)啟發。
(14)參考林毅夫等《中國的奇跡：發展戰略與經濟改革》，上海三聯書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15)數據參見(英)安格斯·麥迪森《世界經濟千年史》，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261頁表B-20。
(16)這個例子參見作者拙文：《政府、市場、企業和家庭的邊界及其調整：以中國現代經濟史為考察對象》，《遼寧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8年第4期。
(17)如果從“史無定法”的角度看，這似乎不是什么壞事。但從學科發展上看，也有弊端。經濟史學家波斯坦就曾經抱怨說：經濟史學科像騾子。筆者認為，騾子有兩個特點：一個是既有驢騾(馬為父，驢為母)、馬騾(馬為母，驢為父)之分;另一個是自身沒有繁殖能力。
(18)杰弗里·M·霍奇遜(Geoffrey M. Hodgson)：《經濟學是如何忘記歷史的：社會科學中的歷史特性問題》，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119頁。
(19)約翰·希克斯：《經濟史理論》，商務出版社1987年版，第4—5頁。
(20)詹姆斯·哈威·魯濱遜：《新史學》，商務印書館1964年版，第17、19頁。
(21)A. K. Cairncross, In Praise of Economic History,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XLII, 2, 1989.
來源：《中國經濟史研究》(京)2009年2期第97～103頁 作者：隋福民
北大碩士論文格式篇二
經濟結構、無通脹增長與全球經濟
內容提要：本文假定美國確實有一個“新經濟”，將討論其事實根據，考察圍繞“新經濟”的爭論和證據。探討“新經濟”的出現——如果它確實存在——可能對世界上其它地區包括亞太地區的經濟產生什么影響。
關鍵詞：經濟結構 通脹 全球經濟 新經濟
“新經濟”已經成為一個流行詞匯，它被用來描述美國經濟的特征，但它的內涵確定而定義模糊。有時，人們有選擇地用它來指高技術因素，特別是計算機、半導體、軟件、電信。然而，這個詞匯通常是指美國經濟在整體上發生的重要變化。最具戲劇性的是：這個詞匯表明，傳統的商業周期已經打破，通脹和失業一直得到控制，美國的長期增長率顯著提高，高值股市并不是估價過高了，并且肯定將繼續攀升。更確切地說，它表明美國經濟結構已經發生了根本變化，尤其意味著貨幣財政措施以其不同于過去的方式影響著美國經濟。最后，它也表明，美國生產率的增長已經回復到或者說至少已經接近20世紀70年代中期衰退之前那些年的高水平。
新經濟的根據
有四個因素特別使人們想到美國經濟可能在20世紀90年代后期經歷了根本變化。第一個因素是：在1990-1991年的衰退之后，經濟出現了長期的持續增長。國內生產總值(GDP)在2000年超過了10萬億美元，是自從GDP有了充分的數據記錄以來持續時間最長的一次增長，它超過了早先1961-1970年的長期復蘇。由于歷史上的“商業周期”，即每三到四年出現一次經濟衰退期，所以這次長期經濟增長至少表明，或許傳統的商業周期已不復存在。人們提出了各種原因來解釋為什么會是如此，其中特別強調商業公司對存貨的管理有了改善。
第二個發展是，美國失業率從1992年的7.5%下降到1995年的5.6%(標準的經濟復蘇——隨后又繼續下降為2000年的4.0%)，自20世紀60年代后期戰爭期間的繁榮年代以來還沒有見過這么低的失業率，而當時它還伴隨著明顯加速的通貨膨脹——1969年，消費物價指數的增長達到6.2%。然而，相比之下，在20世紀90年代后期，通貨膨脹保持在相對較低的水平并得到控制，2000年有所上升，按照消費物價指數測算為3.4%，如果不計算食品和能源則為2.4%，而國民收入核算中的絕對消費緊縮占2.3%。這表明，一個重要的所謂宏觀經濟特征，即所謂的“不加速通貨膨脹的失業率”(Nairu)，可能已經明顯降低。
第三個發展是，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生產力的發展令人意想不到地增長了。對這種增長的發生并沒有激烈的爭論，但是，圍繞著增長的幅度、增長的范圍、對增長的解釋和增長的持久性，人們卻有爭論。尤其是它究竟多大程度上預示著美國經濟從長期看會有一個增長?
第四個發展是，資產凈值估價的增長明顯高于歷史上的平均值——例如，關于賬面價值或公司收益——而且，盡管遭到許多股市分析家、經濟學家甚至美聯儲主席阿蘭·格林斯潘的堅決反對，資產凈值估價仍持續上升。格林斯潘早在股票市場“非理性繁榮”的1996年12月就明確抱怨過。此外，關于如何解釋高值股價并經久不衰也是眾說紛紜。
“新經濟”在1999年和2000年已極度流行。但過分的狂熱在1999年第三季度由于股市變冷而受挫，隨后進入2000年初時又有某種程度的復蘇，然后便是納斯達克股票指數在4月份戲劇性地下跌20%，納斯達克股是由高技術特別是信息技術(IT)股控制的。2000年下半年，經濟增長戲劇性地放慢，并一直到2001年，納斯達克股繼續下跌，到2001年4月，跌至不到其最高點時價格的40%。更為典型的是，標準普爾500家公司股票價格指數(S&P500 index)在2001年4月跌至其2000年4月最高點時的80%。盡管在2001年年中，股票價格仍超過歷史上大多數的平均值，但這些下跌粉碎了任何股票價格會永遠攀升的幻想。此外，到2001年中期，經濟衰退(連續兩個季度GDP都真的是在下降)被一些觀察家視為現實可能性，盡管由于當年上半年1%的增長而避免了又一次衰退，而大多數分析員預測到經濟在下半年將復蘇，并持續到2002年(然而，工業生產從2000年第三季度起已經連續下滑了9個月)。
經濟增長的放慢和股票價格的下跌，被大多數分析家視為值得的修正。的確，從前幾年增長強勁時特別是從1999年中期開始，美聯儲就一直在策劃給經濟降溫，因為5%以上的增長速度被認為超過美國經濟的增長潛力，失業還在繼續下降，通貨膨脹也總是現實的危險，盡管還不明顯。聯邦制訂的聯邦基金利率(聯邦基金利率，銀行之間準備金市場的銀行儲備率)斷斷續續地提高——從1993年3%的低谷上升到2000年后期的6.5%，其間1998年秋季的短暫下降，倒是有助于防止金融危機。在2000年7月對國會的證詞中，美聯儲主席阿蘭·格林斯潘聲稱：“一段時間以來，總需求的增長已經超過生產潛力的擴張……我們一向都很清楚，由于勞動力市場已經相當緊張，需求的增長與可能的供給之間繼續存在差距會造成產生分裂的不平衡。”因而，與金融新聞記者和世界各地的其它記者們的設想相反，經濟減速本身并不表明美國經濟的運行很糟糕。但是，它否定了關于新經濟的最樂觀的說法。
宏觀經濟結構的變化?
美國經濟會增長得如此之快，失業會減少了如此之多，沒有引起通貨膨脹的明顯上升，這令許多分析家驚訝不已。自20世紀60年代后期以來就存在這樣一種相關關系：失業率持續低于5%將會導致工資的明顯提高，而工資提高會導致價格膨脹的加速，進而又會導致與通貨膨脹作斗爭的美聯儲緊縮信貸條件，以阻止通貨膨脹，因而放慢增長。
如上所述，美聯儲的確在20世紀90年代后期令人注目地緊縮了信貸，但1998年秋季有過短暫放松，以應付因俄羅斯拖欠政府債務而造成的信貸市場恐慌，而長期信貸的管理幾乎失敗——至少，用操作手段的變量、聯邦基金利率來測評是失敗的。此外，還有M1的增長(M1=通貨、旅行支票和可開支票的存款)在1995-1997年間的每一年里實際上都是負數，致使一些貨幣主義者預言美聯儲正在把美國經濟引入衰退。然而，廣義的貨幣供應M2和M3都切實增長了。1997-1999年間，M2每年增長5%以上，M3每年增長7%以上，致使一些持批評態度的觀察家們爭辯說，美聯儲在不知不覺地促進股票市場的繁榮。事實上，正如格林斯潘主席每半年一次給國會的報告中所強調的，聯邦正在監測目前的和預期的通貨膨脹率。為了抑制通貨膨脹的加速實行了輕度緊縮的貨幣政策(依據聯邦基金利率評估)，這與因食品和石油價格產生的時起時落的特殊壓力而做的調整是一致的。經濟的迅速增長和失業的下降是這一進程的結果，而不是貨幣政策需要進一步緊縮的明確無疑的信號。
應該注意的是，在1993年增稅之后，沒有積極地采用所設想的財政政策來減少從20世紀80年代早期以來居高不下的預算赤字。有人堅持認為，這次財政緊縮并配合對消費增長的持續抑制，使得美聯儲在貨幣政策方面可以比別的辦法輕松一些，而且，也使長期利率下降了。10年期政府債券的利率在1990年高于8%，10年以后降到6%以下，盡管這期間經濟迅速增長了。的確，隨著經濟迅速增長，1998年聯邦預算出現了1969年以來的第一次盈余。但是，由于經濟減速以及2001年春季的減稅，預算余額增長的勢頭明顯減弱，在這一年的下半年又采取了一些財政刺激措施。
失業下降到4%而沒有明顯的通貨膨脹，是否意味著美國經濟結構的一個重大變化?特別是，是否意味著不加速通貨膨脹的失業率的下降?或者是關于通貨膨脹與失業關系的菲利浦斯曲線的持久變化?
美國國會預算局已經計算出過去40年美國經濟中的不加速通貨膨脹的失業率。幾乎沒有什么變化，從1962年的5.5%緩慢地上升到20世紀70年代后期的6%，1990年代后期又緩慢地下降到5.5%(據布雷納德-佩里報告，2001年，第62頁)。這些變動主要反映了人口統計上的變化，許多年輕人在20世紀70年代后期加入了勞動力大軍，人數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多。羅伯特·戈登所做的估計表明，由于GDP的下降，不加速通貨膨脹的失業率有較大的降低，從1988年6.4%降為1998年的5.7%。這些計算結果可以怎樣解釋20世紀90年代后期的經驗?在1995年后期之后，失業率在5.5%以下——通常是確實在5.5%以下——盡管這就是5.5%的不加速通貨膨脹的失業率(Nairu)，卻還是導致了通貨膨脹的日益加速。消費物價指數從1995年的2.5%上升到1996年的3.6%，不過在隨后的3年里，登記的增長僅為1.7%、1.6%和2.7%。2000年上升到近3.4%。這意味著1998年以后有某種程度的加速。但是，如果將食品和能源排除在外——理由是食品和能源價格格外不穩定，并且很大程度上是由世界市場決定的——通貨膨脹在這個十年的最后幾年里就是一個整百分點，失業率也是4%左右，都低于1991-1993年，當時的失業率超過6%。
考慮到工資增長的滯后，工資結算與以不加速通貨膨脹的失業率為基礎的預期更為一致：企業部門每小時的工資在1994-1995年提高約2個百分點，1996-1997年提高約3個百分點，1998-2000年提高5個百分點，提高速度顯然加快了。可是，工資增長有許多是來自勞動力向高報酬工作的流動：工資和薪水的增加，對職業和行業之間的流動起著調節作用，在1994-1995和1998-2000年之間僅僅提高了1個百分點，即從每年2.8%增加到3.8%(另外有0.8個百分點來自小恩小惠的費用)。里奇和里斯米勒的報告稱，在他們估算1967-2000年期間工資總額的方程式中，他們沒有發現什么明顯變化。他們推斷，在通貨膨脹和失業交替中的任何變動都是在勞動力市場之外發生的。
羅伯特·戈登強調了積極供給所造成的波動的重要性。他將其劃分為五類：食品和能源價格更趨合理，進口商品價格的降低(部分是由于美元的增值)，計算機和相關產品價格下跌的加速，衛生保健開支增長速度的放慢，以及價格上漲監測措施的改善。然而，要對20世紀90年代后期通貨膨脹的減少做出解釋，考慮到這五個因素還僅僅是做了一半。
在低失業率的條件下，以不加速通貨膨脹的失業率為基礎對通貨膨脹所作的預測顯然失靈了，關于這一情況的一種可能解釋是：生產在20世紀90年代后期出人意料地出現了跳躍式的增長，并使得工資略有提高卻不增加單位勞動的成本，因而沒有對產品價格造成通貨膨脹的壓力。的確，在1996-2000年期間，生產的提高明顯高于此前。根據經濟顧問委員會提供的這篇論文(2001年，第73-74頁)，無論勞工還是雇主都沒有預料到生產的增長，因此雙方在工資談判中都沒有考慮到生產增長的因素。如果生產繼續增長，就不會仍然在人們的意料之外，而工資結算則可以預料會逐步與生產增長掛上鉤。因此，不加速通貨膨脹的失業率只不過是由于生產的意外增長而暫時下降，恢復正常是可以預料的，較高的工資水平會同新的生產數據一起被引入工資談判。
可供選擇的另一種解釋是，不加速通貨膨脹的失業率并不存在，或者說在這期間并不穩定，因而不能為制定政策提供有用的參考，也無助于對美國經濟運行的理解。布雷納德和佩里運用各種統計方法(遞推回歸法、當代的和逆向的卡爾曼篩選法)，考察了1960-1998年期間美國的工資和價格是怎樣確定的(注：布雷納德-佩里的分析一直受到費爾的批評，批評的理由是：他們使用消費物價指數作為國內物價膨脹的量度指標，而消費物價指數包括進口商品;他們沒有把生產力包含著工資因素之中，而生產力是包括在價格因素之中的;他們的分析中沒有包括成本波動。費爾推測，包括的因素越全面，就會使評估系數顯得越穩定可靠。戈登(1998年)認為生產力對工資沒有影響;相反，里奇和里斯米勒發現，生產力的變化對實際工資的影響是很大的。)。他們推定，不加速通貨膨脹的失業率不僅無所助益;而且根據(緩慢改變著的)CBO的說法，在他們考察的大多數年份里，哪里的政策制定者熱衷于既保持低通貨膨脹又要保持高就業、高產出，不加速通貨膨脹的失業率就給哪里的政策制定提供了非常拙劣的誤導。
具體說來，他們發現從1965年起，在保持低通貨膨脹的同時失業率大大上升，1980年達到頂點，然后開始回落，到1998下降到略高于20世紀60年代后期的水平。當然，這是一種描述性的統計，可以被解釋為(正如泰勒2001年所指出的)那段時間菲利浦斯曲線的變化，首先向右，然后向左。關鍵問題是：那些變化在多大程度上是通貨膨脹自身內在的變化，以及應付通貨膨脹的政策的內在變化。
第三種可能的解釋是菲利浦斯曲線在20世紀90年代完全塌陷——也就是說，變成了一條平直的線，這是由詹姆斯·斯托克在他對戈登的評論中提出的。他測試的結果表明，在1993年早期，失業與通貨膨脹的關系突然中斷，這之后的發展與變得平直的菲利浦斯曲線是相符的。另一種表述方法是，失業已經不再是緊縮經濟總需求的的好辦法，這或許是由于勞動力市場的變化，或許是由于經濟結構的其它變化(注：斯托克(1998，第340頁)提出，生產利用率、新建筑物的許可證、制造業生產、就業的增長、貿易銷售額，都為預測20世紀90年代中期的通貨膨脹提供了比較有說服力的根據，而失業率卻沒有這樣的說服力。)。菲利浦斯曲線畢竟是對兩種內生變量之間的關系所做的經驗分析的描述，缺乏理論基礎。可以預料，這種以經驗為根據的關系隨著時間的推移將會改變，乃至完全消失。
貨幣政策的作用不同是“新經濟”的一個特征嗎?博伊文和賈安諾尼認為，產出似乎已經變得對聯邦基金利率不那么敏感，然而，他們卻找不到任何證據說明廠商和家庭對利率的變化也不那么敏感了(不過，他們分析的情況只到1995年底為止)。正如泰勒所觀察到的，近幾年里聯邦已經對變化的經濟情況作了比較快的反應，可以證明：這種反應已經減少了產量和通貨膨脹的變化。但是，在20世紀90年代，波動也明顯低于早先的數十年。
人們通常設想，貨幣政策(以改變聯邦基金利率的方式)影響美國經濟有三種渠道：聯邦基金利率低，會降低貸款利率，從而刺激投資和消費;使美元貶值，從而刺激凈出口;提高資產的價格，從而刺激消費并——通過托賓所說的"q"(q等于被資產重置成本所分割的公司市場價格)——刺激投資。蔡斯銀行的布魯斯·卡斯曼分析了美聯儲的宏觀模型，根據這個模型(見《經濟學家》2001年6月30日的報告，第70頁)，聯邦基金利率降低一個百分點，將會使國內生產總值在一年以后提高0.6%，兩年后提高1.7%。
至于匯率，或許外國人現在期待股票價格隨著聯邦基金利率的下降而上漲，盡管短期收益較低，也寧愿買進而不愿賣出美元。這也許表明人們的行為發生了重要變化，尤其是如果變化持續下去，將會削弱聯邦基金利率的一定變化對經濟的影響。
生產力發展的廣闊而持久的增長
人們注意到，美國的經濟增長在20世紀90年代后期加快了，1995-2000年間的年增長在4%以上(隨后的2001年上半年，美國經濟增長猛然下降1%以下)。這些數字引人注目地高于先前假定的美國經濟每年2-2.5%的潛在增長率。當然，在此期間，失業率下降了近1.4個百分點，這與高于潛在增長率的增長是一致的。從20世紀90年代早期以來，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多半原因可以歸結于勞工和常規資本的輸入增加。然而，生產力是跳躍式地成倍增長的，增長達到1973-1995年期間平均值的3倍。
這些發展提出了幾個問題。首先，測量是否準確，或者說是否存在著誤測的問題?第二，如果測量總的說來是正確的，如何能解釋增長的加速，特別是它可能持續多久?第三，尤其是如果斷定增長是持久的，那么，如何解釋加速的原因?在這一節里，我們將依次分析每個問題。
測量
眾所周知，現代經濟非常復雜，測量生產力增長十分困難，而由于勞動力逐漸地從制造業轉到服務業，這項任務變得愈加困難，因為在許多服務部門——例如教育或衛生部門——很難測量出實際產出(注：在美國，全部商品的生產——農業、林業、采礦業、制造業——只占勞動力的17%，而有78%的勞動力從事服務業(包括政府服務)——“服務”這個集合名詞太寬泛，不是很有用——建筑業占5%。)的確，在教育部門，政府的統計人員甚至不去設法測量實際產出，產出是用投入來測量的，生產力的增長被假定為零。其它幾個部門(包括為用戶定制軟件的部門)的情形幾乎一樣糟。那些主要和完全根據投入來測量產出的部門，其產出占了美國GDP的23%。順便提及的是，這個測量難題與現代經濟中價格上漲的測量直接相關，因為在票面上的產出價值中計算實際產出的增長，由于測出的價格變化而縮小。1996年博斯金委員會估計，美國消費物價指數年平均價格增長夸大了一個百分點以上。如果這種估計是正確的，那就意味著美國經濟的增長被大大低估了。從那以后，勞工統計局(負責提供消費物價指數)已經做了一系列調整，把美國的年通貨膨脹率下調了0.45個百分點。
諾德豪斯提出了他認為測量得很準確的GDP數字，即把那些真實產出的測量特別有疑問的部門從GDP中減去。這個數字包括了制造業、運輸業和公用事業、批發和零售業，1999年總計為GDP的43%;而減去了建筑業、金融、保險和房地產業;其他服務業;政府。準確測量的GDP中的勞動生產率增長，與GDP的總數中的勞動生產率增長相比，不僅更高而且增長更快，從1990-1995年間的年增長2.24%提高到1996-1998年間的4.65%。諾德豪斯還確定了另外一個更為微妙的測量難題。在測量各部門的增長時，切實可信的減除必須是由每個部門的投入構成的。但在美國的官方數字中，典型做法并非如此，而是根據生產(或銷售)來測量部門的產出，根據賺得的收入來測量部門的投入。在一套真實可靠的賬目中，在作必要的調整(如企業稅)而適當加減后，總收入應該與總產出相等，既然如此，如果產出和收入的測量都很精確，錯誤則可忽略不計。但是，由于測量的錯誤，總收入事實上并不等于總產出。
最近幾年，收入的量已經超過了產出的量(注：經濟顧問委員會以收入作為測量標準所提供的報告稱，1990-2000年的非農貿易產出每年增長4.2%，比官方以產品為基礎的測量標準所提供的數據高出0.3%。)。企業界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一直使用收入數據來計算，這樣顯示出來的勞動生產率提高的速度，比官方數字所顯示的更快，從1990-1995年的1.26%提高到1996-1998年的3.16%。因此，官方測量結果就為大多數關于“新經濟”的定量討論提供了一種事實根據。
范圍和持久性
如果這種增長的變化是真實的，那么，變化的范圍多大，會持續多久?提出這些問題是有理由的，特別是因為西北的經濟學家羅伯特·戈登堅持認為：生產力的增長特別集中在某幾個部門，如半導體、計算機及其相關設備產生。這些產品的美國價格是根據享樂主義(hedonic)的原則——也就是根據對使用者的有用性，諸如計算速度和記憶能力——來測定的，在過去20年間，這些產品的價格已經明顯下跌。價格下跌的加速是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例如，電腦在1990-1995年間每年下跌16%，而1996-1999年間每年下跌32%。既然總需求一直持續增長，“真實的”產出(等于因價格變化指數而緊縮的總需求指數)也顯示出非常的增長。盡管這些部門僅僅包括美國經濟中消費的很小一部分，但其增長如此之快，以致影響了總的增長。當其它部門的生產率同樣顯示出某種加速增長的時候，戈登則認為，這種加速是說不出什么原因的，正如無法解釋需求的旺盛帶來的影響一樣，需求旺盛時，產出的增長高于就業的增長。
有幾個分析家探究了戈登關于生產率的增長集中在較少幾個部門的論斷。諾德豪斯只是使用他自己精確測量的產出就發現，1990-1995年與1996-1998年相比，勞動生產率將近翻了一番，就從1.60%增加到3.09%，即使把信息技術部門(IT業：計算機、軟件和電信)排除在外。在制造業內部，增長的加速高度集中在機械業，包括電動的和非電動的，而批發業和零售業也經歷了巨大的增長。凱文·斯蒂羅發現，在他所調查的61個部門中，1994年之后部門生產率的增長與早期信息技術投資密切相關。換言之，使用IT的部門也經歷了生產率的高速增長，而不僅僅是生產IT的部門。的確，1995-1999年同1987-1995年相比，使用IT的部門(它們幾乎占了整個美國經濟2/3)是平均勞動生產率增長的主要原因;相比之下，未使用IT加速器的部門，勞動生產率的增長在1995-1999年期間在一定程度上倒是放慢了。這就清楚地說明，生產的加速增長與信息技術密切相關，部分地是在IT產品方面，但主要還是在其他部門對信息技術的早期投資方面。
至于增長會持續多久，增長過程的持久性只能隨著時間的流逝加以測度。這里所引用的經驗研究成果只到1998或1999年為止。2000年，生產的全面增長甚至比前些年更快;但在2000年的下半年明顯放慢(降到2%)，而2001年上半年進一步放慢(降至1.4%)。這種情況在需求下降之后是正常的，因為生產下降，工作裁減，導致有記錄的勞動生產率增長放慢，甚至下降。如果需求恢復到早些時候的增長，生產增長的這次放慢就會是短暫的。如果需求疲軟繼續下去，美國的公司就會逐漸裁員，這樣生產就要到幾個季度之后才恢復。因而，對生產率增長持久性的檢測，只有在總需求恢復增長時才能開始，推測起來大概是在2002年。
我們現在知道，20世紀90年代后期在IT業的廣泛投資，特別是在許多所謂dot.coms方面的投資是相當愚蠢的，這種投資也因為風險資本垂手可得而成為可能。因此，并非所有的IT業投資都有很高的回報。確實，在2001年中期，當破產了的公司清算他們最近獲得的資產時，市場上幾乎到處堆積著“二手的”IT設備。
但是，值得注意，許多分析家對美國經濟潛在產出的長期增長率做了估計。經濟顧問委員會認為，在2000-2008年間，非農企業的平均勞動生產率每年將提高近2.3%，高于1973-1990年間的1.4%和整個20世紀90年代的2.2%。既然潛在的GDP因預期的勞動力增加而增大，GDP也可望在下一個十年中達到年增長3.4%(實際的GDP可能因失業率上升到5%而增長得略微少些)。數據資源公司(DRI)對潛在增長所做的估計也是年增長3.4%，比20世紀90年代中期考慮過的數字大約高一個百分點。
解釋
要對生產率增長做出嚴格解釋，還有待于增長究竟持續多久的報告。但是，當這種增長發生時，推測其發生的原因卻是可能的。眾所周知，計算能力價格低廉，用途廣泛，特別是同便宜的通俗結合起來時，代表著一種具有普遍用途的新技術。這種新技術從根本上改變著人們從事經濟活動的方式。但是，這種新技術要經濟和社會結構完全吸收是需要時間的，或許需要一代或兩代人的時間。這部分地是因為推廣新技術牽涉到許多新的投資，而新技術至今還沒有得到充分檢驗;部分因為人們總是深思熟慮，人的思想尤其是人的組織具有很強的慣性而抗拒新的行為方式;部分因為新技術會使人卷入尚未充分理解的金融和事業風險，導致人們接受新技術的推廣時小心謹慎。
計算和通信的重大改進是從20世紀70年代早期開始的，隨后便是創新產品層出不窮，包括個人電腦和國際互聯網——個人電腦今天所具有的計算能力已經超過了25年前的大型計算機，而成本只是當年的一小部分。羅伯特·索洛在1987年發出著名的感嘆：“除了生產力統計表之外，我們到處都能看見計算機。”計算機已經使用甚廣，但是，其使用還沒有完全普及，重要的是其潛力還沒有被充分利用。要使一種新技術的全部潛力成為現實，不僅涉及引進新技術的硬件，而且涉及重新組織企業的工作流程甚至安排企業的產出。保羅·戴維對19世紀后期電的推廣所作的類比頗有裨益。最初，電僅僅被視為一種替代的動力資源——取代蒸汽機或水輪機，一種替代的照明資源——比美國和歐洲城市廣泛使用的汽油燈要安全。但是，直到20世紀20年代電才在企業里普及，這種動力使企業變得干凈得多也安靜得多，因為將它配送到工作地點是通過電線而不是通過傳送帶、滑車和齒輪——它們曾經裝載的是來源單一的蒸汽或水動力。或許信息技術也正在經歷一個類似的過程。設備方面的投資是必要的，但決不是這些新技術完全普及的充分條件。起初，個人計算機通常只不過是代替了打字機，反而降低了秘書的效率，然后，秘書掌握了文字處理程序，個人計算機才提高了秘書的效率(例如修改文本)。
完全的普及要求通過相關的發明(例如較好的軟件、調制解調器、打印機等)實現進一步改進，還有新的投資、培訓和再培訓、工作場所的重新布局，甚至公司的重組。反對冒險的經營者不太可能采取所有這些必要的措施，除非由于競爭的壓力而被迫這樣做。新技術最終會完全普及化，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老的經營者逐漸被新人所取代，他們在這些新技術的背景下成長，不只是了解新技術的潛力，而且離不開新技術。因此，這是一個長達一代人的普及化過程。
普及化的過程可能因巨大的競爭壓力而加快，引導公司不斷想方設法降低成本、改進產品，要不然就得求助于消費者。因此，競爭性的環境非常重要，如同資本特別是風險資本是否可以獲得一樣重要。在這些方面，美國的情況或許好于其他國家。在過去的一二十年里，減少政府對經濟的干預調節一直很流行;這種情況在美國很普遍，并且，在那些正在減少控制調節的產業部門，對公司利潤和就業的保護所給予的關注減少了，因此，迫使這些公司要么調整要么關門。例如，泛美航空公司執美國國際航空運輸業之牛耳近50年，現已不復存在。它破產了，幾家鐵路公司也破產了。幾乎沒有哪個國家愿意看到這種事情發生。一度幾乎壟斷美國電信業的電話公司AT&T(美國電話電報公司)現在是在高度競爭的環境中運營，以致于生存都可能成了問題(值得注意的是，這兩家公司都不是由政府所有的，但兩者都遭受到嚴格的控制)。
競爭壓力的一個重要來源一直是對國際貿易的開放。20世紀90年代后期，美國國內購買的計算機總數中，有60%以上是進口的，而計算機產品一半以上用于出口(經濟顧問委員會，第46頁)。這樣，美國的公司必須同世界上其它地方的那些物美價廉的產品競爭。計算機及其相關產品的進口沒有限制(然而特別先進的計算機的出口卻受到控制，因而也就刺激了美國以外的公司和政府去開發這些產品)(注：在1997年的信息技術協定中，經多邊同意，沒有對信息技術產品的進口加以限制。根據這個協定，富國同意不遲于2000年1月時取消進口關稅，其它簽字國也同意在隨后5年內取消進口關稅。)。
在一個具有普遍用途的新技術發展的時期，美國總是幸運地擁有大量的風險資本——而每當狂熱的時候，風險資本或許又太多了。這種情況部分地是由于許多美國人為了賺大錢而冒投資的危險(還由于他們相信，盡管受到所得稅的限制(注：1993-2001年間聯邦所得稅的最高稅率是39.6%，在那些征收所得稅的州(包括加利福利亞、紐約、馬薩諸塞)，加上州所得稅，折抵聯邦可征稅收入的課稅減免之后，所得稅的稅率達到45%左右。對投資持有時間在一年以上的資本收益所征的最高聯邦稅率在1997年為28%，2001年減少為20%。)，即使納稅，他們也會有賺頭);部分地是由于風險評估的制度構架，主要是以投資銀行的形式，對新的風險的評估和風險資本的投資抱有最高的期望。
美國IT部門的公司從1990年的不到7萬家增加到1997年的15萬家，其中有許多公司到2000年尚未獲利。典型的模式是一個或幾個人開辦一家公司，他們有一個滿懷希望的主意，用他們自己的時間和積蓄，也吸收愿意投資的朋友的儲蓄。經過充分醞釀，他們把設想擴充為一個粗略的商業計劃。這時，他們就要找到一個風險資本的來源，它可以提供資金(以及管理的建議)，使他們能夠通過數年的必要努力來進一步推進他們的主意，使之轉化為可以進入市場的產品，并且形成足夠多購買這種產品的消費者，從而獲利。一旦產品贏得足夠好的聲譽(這甚至可能在新公司可以獲利之前)，公司便通過首次公開出售而成為“股票上市公司”，由此股份被出售給大眾，但被置于強大的證券交易委員會關于公開、會計標準等規章的控制之下。風險資本家的典型做法是通過把他們在公司的股份出售給廣大股民而獲利，從而使其風險資本增值。尤其是在1999年下半年和2000年上半年，自1999年7月開始的四個季度里，首次公開發售的股份增長了1000億美元以上，相當于美國非住宅固定投資總額的近10%。
對于世界其它各國的意義
要評價美國“新經濟”對于世界其它各國的意義，首先需要搞清楚其它各國的經濟運行是否已經有了改進，正是這種改進使美國受惠匪淺。除澳大利亞外，答案似乎是否定的。在14個富國商業部門三個周期里的生產力增長情況中，只有澳大利亞的生產力增長在20世紀90年代后半期提高了;而從20世紀90年代早期尤其是從80年代以來，其他許多國家卻顯著下降了。
另外有兩點是應當注意的。第一，在20世紀90年代后期，有幾個國家——包括德國和日本——所記錄的生產力增長，幾乎和美國一樣高。第二，在20世紀80年代甚至在90年代早期，其它許多國家顯示出生產力增長比美國的增長幅度大得多。這至少告誡人們，不要僅僅根據幾年的統計數據就做出過于普遍的概括。此外，由于國與國之間的物價評估詳細資料各不相同，特別是許多國家沒有采用美國所用的享樂主義評估標準，所以，關于物價上漲的數據不可能進行精確的跨國比較，因此關于生產力增長的數據也不可能進行精確的跨國比較。
在一些形成中的市場——墨西哥、韓國、東南亞、俄國、巴西——由于各種各樣的金融危機，發展的勢頭在20世紀90年代后期減弱了，金融危機也影響到它們的競爭對手和貿易伙伴。在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期間，波蘭和越南實現了勞動生產力的急劇增長，但這主要歸因于從中央計劃到市場定價的轉變。愛爾蘭也經歷了經濟增長的復興，“新經濟”因素無疑起了某種作用，盡管不是主要作用。在大國當中，美國則由于增長加速而引人注目，澳大利亞也是如此。
假定美國的這次高速增長不是一次僥幸，并且可望能持續十年或更長時間。那么，對其他各國來說這意味著什么呢?首先，美國經濟增長越快，當然，美國人的收入就會增長得越快——根據經濟顧問委員會預測，會多增長一個百分點。美國人已經明顯地表現出收入增長就增加消費的愿望。因此，美國對于商品和服務(包括進口)的需求就會繼續迅速增長。在這方面，美國將繼續充當世界經濟的火車頭。當然，出口也將以同樣的數量增長，所以，美國人將生產更多的商品和提供更多的服務，其中一些是其他各國所急需的，也是有競爭力的。這就可能替代某些比較傳統的產品并創造出新的需求。
第二，美國的就業和產出結構將會發生空前迅速的變化。2000年，經濟顧問委員會的報告第一章(第35頁)顯示，IT部門的產出和就業隨著研發以及專利獎金迅速增長。所有制品生產(農業、采礦業、制造業)的就業人數已經下降到美國勞動力總數的17%(另有5%從事建筑業)，剩下的78%勞動力從事各種“服務業”生產。在制造業就業人數相對下降的同時，制造業產出卻沒有下降，從1989年到1999年，制造業反而增長了50%。由于制品生產中機器將繼續取代人工，這些趨勢還將繼續發展。
與此同時，新資本的利潤似乎不會下降。技術變革支撐著這些利潤，甚至當資本和勞動的比率上升時也會如此。支撐利潤的另一種方式是新資本的“品質”在不斷改進。因此，在美國，資本產出比率一直在下降;實現產出的一定增長所需要的新投資減少了。資本生產力的這種上升部分說明美國經濟何以能在保持低儲蓄率的情況下持續增長。與單純增加股本相比，包括高收益的新技術在內的投資總額要重要得多。在美國，資本利潤率高，也就會繼續吸引來自世界各地的投資，那些地方的利潤率往往要么較低，要么(在形成中的市場)利潤率較高卻不那么可靠。因此，美元很可能保持堅挺，國際收支經常項目的龐大赤字很可能持續一段時間——盡管美元并不一定像2001年那樣堅挺，赤字也并不一定像2001年那樣龐大。
“新經濟”似乎鼓勵中學以上的教育。隨著時間的推移，受過大學教育的雇員的薪水與受過高中教育的雇員的薪水之間的差距明顯地加大了(盡管在20世紀90年代后期，當失業率降至40%時，這種差距一度有所縮小)，這種日益加大著的差距似乎主要與技術變革的特性有關。這種變革越來越導致新資本替代非技術工程，補充受過教育的勞工。專門技術和可靠性也很重要，甚至在教育的、技術的或專業群體內部，提高了的工資發放單就說明了這一點。這些發展將鼓勵勞工更新他們的技能。
技術的國際傳播
如果美國的“新經濟”確實是由于一種新的具有普遍用途的技術即信息技術的產生并逐步被人們接受，這種新技術的運用也將會逐步傳播到世界其它地區。一種渠道是外國直接投資，尤其是在那些為充分利用這種新技術而需要進行組織變革的地區。但是，新技術傳播的速度會有多快，將造成何種程度的混亂，這將取決于當地的環境，特別是取決于勞動力市場的特點和商業環境。如果公司受到保護，無論是通過限制進口還是通過制定規章實行保護，公司都不大可能感受到由于采用新技術所帶來的進行增效變革的壓力。當然，以出口為導向的公司必須或早或遲地進行變革以便保持他們的國際競爭力。
要最有效地采用新技術，要求用新的方式來組織工作場所。對于那些正在迅速發展著的窮國或中等收入的國家來說，這并不是一個大的難題，部分地可以通過從鄉村吸收勞動力。這種勞動力是相當靈活的。那里的問題可能是太缺乏教育背景，至少對某些工作來說是這樣。
在富國，由于擁有構成合理和受過較好教育的城市勞動力，所以，問題很可能既有有組織的勞工的態度難以改變，也有既成體系的規章制度和司空見慣的舊習，這些陳規舊習是多年積累起來的，不讓把勞工當作一種“商品”并被管理者隨意到處調動。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新技術的一個特征就在于它是知識導向的，所以，以往那些通過集體談判或者政治行動而積累形成的勞工保護已經過時。對工作的高度熱情和奉獻精神因激勵工資而日益增強，這種熱情和風險對于實現由于新技術而成為可能的高水平生產力來說，往往是必要的。
最后，為促進新技術尤其是軟件的持續進步，高度尊重知識產權很有必要。如果沒有這種尊重——必要時就用法律保護來強化這種尊重——人們就不會耗費精力來創造許多應用軟件，而憑借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先進的計算和通信能力，創造出許多的應用軟件是完全可能的。美國人并沒有壟斷新的設想或新的創意并把它們轉換成可以賺錢的應用軟件。硅谷完全是以其作為“熔爐”而著稱于世的，被招引到這里來的不僅有美國人，也有中國人、印度人、越南人和其它許多民族的人，他們將新的構想轉化為切實可行的應用軟件和成功的商業機會。
經濟顧問委員會報告的第一章表明，美國對于信息技術應用的專利獎勵在20世紀90年代急劇上升了。報告沒有說明的是，其中一半的專利獎勵是授予美國以外其他國家居民的，而在1980年以前只有大約四分之一。
美國商業結構特別有利于創新。美國的勞動力市場比較靈活，至少與其他許多富國的勞動力市場相比是這樣。個人都希望在其一生中有許多不同的雇主，認為工作不滿意時就會走人。對于男性來說，受雇于同一雇主的平均雇傭期為4年，女性更短。此外，公司樂意雇用年長些的工人，如果他們具備適當條件的話;而從事各種自己經營的事業也比較容易(盡管這樣做并不一定容易獲得很大的成功)。美國的失業相對短暫，除了經濟衰退期外，平均只有六個星期。最后，臨時工作和兼職工作已經司空見慣，對男性和女性來說都一樣。簡言之，美國勞動力市場具有很大的靈活性。無論體制還是個人選擇，無論對雇主還是對雇員，都是如此。
如上所述，不重新安排工作場所，不重組生產商品和提供服務的機構，“新經濟”是不可能理想地運行的。在競爭的壓力下，美國人一直在進行著這種重組。的確，20世紀90年代后期，公司之間進行了空前的合并和收購，既有橫向的也有縱向的。在同一時期，公司也進行了大量的外部采購，即從公司之外購買商品和服務(尤其是后者)，這些商品和服務曾經是由公司內部供給的。因為采用新方法，這些商品和服務就可能由那些專門的、獨立的公司更為有效地提供保證。這種可能性不僅存在于美國國內，也可能跨越國界。有理由預見，隨著新技術的傳播，國際性的合并和收購將繼續快速進行;的確，外國的直接投資將是主要傳播手段之一。投資的方式則可以稱之為有組織的套匯。那些強烈抵制外國所有權的國家，也將是抵制新技術的國家。同樣，跨越國界進行外部采購，由于快捷、可靠、廉價的長途通訊而成為可能，并將日益習以為常，正如人們從電話服務的日益國際化中所見到的那樣。對于那些行動迅速、反應靈敏因而能夠充分利用機會的公司來說，新的機會是不會得不到的。
概括說來，美國新經濟的繼續發展將會通過以下許多渠道影響其他各國：對外貿易，既有進口也有出口，進口是為滿足美國不斷增長的需求;出口的是新技術的產品;吸引外國投資進入美國，吸引它們的是美國有許多新的機會和投資可以獲得較高的利潤;美國在國外投資，其形式是通過合并、購買、共同冒險和外部采購進行有組織的套匯;更為廣泛地傳播新思想，方式有國際會議、專業期刊、新聞報道和廣泛的留學生教育，特別是在美國，有50多萬未獲得綠卡的居民在那里學習;提高教育影響工資獎勵，范圍所及是世界性的，而不僅僅是富國等等。
同時，5年時間雖短，卻可以以此為基礎來進行全面概括和對未來進行長期推斷。僅僅是在十多年前，日本人的生產、組織和管理方法看來要優于其它地區，回想起這一點和未來的浪潮，就提醒人們要小心謹慎經濟環境可能變得很快，出乎人們的預料。
來源：《經濟社會體制比較》(京)2003年01期第79～88頁 作者：理查德·N·庫珀(丁俊萍翻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