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授權模態的規范分析(2)

三
那么，究竟在“可以P”與“可以不P”之間成立何種邏輯關系呢？
張慶旭先生在探討“可以P”（“可為……”）與“可以不P”（“可不為……”）的關系時認為：［12］183“可以”在具體操作時有三種可能。他以E 表示“可為……”，以e 表示“可不為……”，那么，對一個“可以”的行為S：
（1）肯定性傾向，即“可為……”，用G 表示；
（2）否定性傾向，即“可不為……”，用g 表示；
（3）中性（無）傾向，即既“可為……”，也“可不為……”，以F 表示。
將上述關系用集合圖示表示出來，如下圖：
從上圖可見，集合E 與e 的交集F 就是喻中先生所論證的在私法領域中的“可以P”與“可以不P”相等值這一意涵。但是，由于張慶旭先生不恰當地將“可以不P”當作了“可以P”的補集，并在所謂的肯定性傾向“可為……”與否定性傾向“可不為……”之間劃出一個既“可為……”也“可不為……”的中性區域，就形成了“可以P”與“可以不P”之間的這種三分關系。根據筆者前面陳述的四點理由可以判斷出，在“可以P”與“可以不P”之間不存在等值關系，因此F區域是不存在的。雖然如此，但根據喻中先生的論證，在允許性規范中，公民具有對相關規定作出“可以P”與“可以不P”的選擇的權利，因此，筆者認為，在這一點上，“可以P”與“可以不P”的關系中體現出公民選擇不同的權利實施方式的自由，所以，不是在“可以P”與“可以不P”具有交集的內部，而是在其外部的邊界上，兩種權利實施方式展現出同等的選擇自由方面的價值。
這樣，就可以以下圖來表示“可以P”與“可以不P”的關系：
從該圖可見，代表“可以P”與“可以不P”的集合E 與e 相切于O 點，經過此點只能做出一條直線AB 與集合E 和e同時相切，此點即是表達公民在“可以P”與“可以不P”之間具有同等價值的選擇權利的那一點。這就是筆者對“可以P”與“可以不P”之間邏輯關系考察的最后結論：在法律規范命題中，“可以P”與“可以不P”之間的共通之處在于，它僅能反映公民對權利實施的不同方式具有同等價值的選擇自由，而絕不意味著“可以P”與“可以不P”是對同一權利或者具有相同法律效果的權利的表述。
對于法律之治下的任何一位公民而言，只有那些被明確寫在紙上的法律規范中蘊含的權利規定才是他的權利與利益的真正護身符。但是人們對法律權利內涵的理解并不一致，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我們往往對法律規范命題中權利規定的不同表述方式及其邏輯關系缺乏合理而具確定性的分析。盡管德沃金提出，對于一個政府而言，“我們可以堅決要求它認真地對待權利，要求它遵守一個關于權利是什么的前后一致的學說，要求它始終如一地遵守自己的宣言。”［13］245 但這必須以我們知道如何解讀我們的法律權利為前提。這樣看來，我們對于“可以P”與“可以不P”及其邏輯關系的分析就是極具實踐價值的，權利之于人的生命與尊嚴的構成性意義決定了我們必須成為努力追求權利并善于分析和把握權利的理性動物。
注釋:
［1］R• 德沃金。 認真地看待權利問題——論美國公民的反對政府的權利［J］。 潘漢典譯。 法學譯叢，1980（2）。
［2］列寧全集：第12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3］梁慶寅。 法律邏輯研究［M］。 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
［4］黃士平。 法律邏輯研
究中值得注意的問題［J］。 江漢大學學報（人文科學版），1999（2）。
［5］李茂武。 論可以P 與可以不P 的關系［J］。 江漢大學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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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喻中。再論可以P與可以不P的關系［J］。江漢大學學報（人文科學版），2004（1）。
［7］丘漢平。羅馬法［M］。北京：中國方正出版社，2004。
［8］哈特。法律的概念［M］。許家馨、李冠宜譯。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
［9］漢斯•凱爾森。 法與國家的一般理論［M］。 沈宗靈譯。 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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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卡爾• 恩吉施。 法律思維導論［M］。 鄭永流譯。 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
［12］周慶生，王杰，蘇金智。 語言與法律研究的新視野［M］。 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 ［13］R• 德沃金。 認真對待權利［M］。 信春鷹，吳玉章譯。 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