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析《權利的成本》的法理探究
時間：
尹子鵬1由 分享
論文摘要 《權利的成本》主要從兩個方面論述觀點。一方面，權利成本是如何產生的；另一方面，如何看待權利成本的社會運行。作者從權利成本的來源、資源稀缺性的配置、責任為何伴隨權利以及權利與交易的關系四個方面來建構著作的主體框架，并對發展中國家尤其是我國如何配置資源帶來啟示。
論文關鍵詞 權利成本 稀缺資源 權利與責任 權利與交易
在霍爾姆斯《權利的成本》著述中，分為四個部分即第一部分為什么貧困的公權力機關不能保護權利、第二部分為什么權利不能是絕對的、第三部分為什么權利伴隨著責任和第四部分把權利理解為交易。在這里，個人權利如何從根本上依賴于公權力機關與社會合作是貫穿著述的論述主線。在著述中，作者以自由如何依賴于稅作為輔助論點，并運用經濟、社會等獨特視角進行論述，而本人從法理層面，在我國國情的基礎上，對霍爾姆斯的以上觀點進行闡述。
作者一開始就以公共資源救助地方火災作為導言切入，說明美國的納稅人與公權力機關之間存在權利成本的讓渡與接受問題。一方面，美國的納稅人按時向公權力機關繳納稅款，讓渡自己部分的權利成本；另一方面，美國公權力機關接受這部分權利的讓渡，并通過配置公共資源的方式向納稅人承擔相應的職責。這種權利成本的讓渡與接受以對方的社會合作作為交換條件。這樣，在社會的常規狀態與緊急狀態時公權力機關能夠及時的調動資源進行全局規劃。權利成本的產生是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霍爾姆斯的以上闡述能讓我們清楚的看到，權利是公共物品，是納稅人資助、公權力機關管理的社會工作，計劃促進集體和個人的福利。作者的論述實際上對發展中國家尤其是我國如何看待權利成本的問題，都具有一定的借鑒性。在我國，公民納稅是《憲法》明確規定的一項法定義務。稅收是國家財政的重要組成部分，用于社會有效運行的各項開支中。公權力機關對公民讓渡的成本如何進行分配，這牽涉到社會各個階層、各種職業、各類行業的切身利益，不同既得利益集團的需求更是公權力機關在分配過程中需要考慮的因素，通通這些都是對社會公平正義的考驗。在資源稀缺的當今社會，認真地對待權利意味著認真地對待稀缺。這是因為公權力機關在資源稀缺的前提下很難確定權利成本分配的一致標準，各個階層的生活狀況是不同的，就如同在美國現階段白人與黑人的權利分配很難達到實質意義上的平等，盡管白人與黑人在憲法層面上達到形式上的平等。廣大發展中國家也存在權利成本的分配問題。在法治國家中，公權力機關依法行政對于優先配置資源并保障權利的實現有著重要的歷史與現實意義。我國版圖上的東部、中部、西部資源分配很不均衡，東部地區社會經濟的發展規模與速度在改革開放這三十年中遠遠超過中部與西部地區。那么，在現階段，為了響應黨中央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決策部署。權利成本要進行重新的整合與配置，各種資源開始源源不斷向中部地區與西部地區輸送，全力配合中部崛起與西部大開發戰略的實施。這實際上就是權利成本的再次分配。之所以要進行再次分配，這就牽涉到作者在著述中所提到的權利與責任的觀點。在美國的法律體制下，權利是公共服務，公權力機關必須負責地以此交換普通公民的稅收繳納。關注權利的成本，換句話說，也就增強了公民對權利與責任相互關系的理解。實際上，大多數憲法權利的設計是為了促使公權力機關負責任的作為。在我國，納稅人通過金錢給付的方式把權利成本讓渡給公權力機關，公權力機關有責任對社會的全體公民進行公平公正的社會分配。當然，有人會質疑，某些經濟實體對公權力機關作出了卓越的貢獻，通俗來講，就是對整個國家的GDP增長貢獻更大，應當獲得更多的社會資源。其實，這樣的質疑具有片面性。GDP是一個量化指標，其只能反映宏觀層面的內容。對于微觀層面的東西，GDP指標體現不出來，從GDP指標中，我們看不見普通民眾對社會的真正貢獻，以農民工為主體的產業工人，其堅守在我們國家的各個地方，依托國家的技術、政策和勞動力等優勢，為我們國家的經濟增長提供了持續的能量。正是這些普通民眾，構成我們國家經濟實體的真正脊梁。這就是為什么公權力機關最近要出臺《中華人民共和國社會保障法》，該法主要保障的就是養老、醫療、工傷、失業和生育等與普通民眾息息相關的基本權利，這是我國公權力機關當下對社會普通民眾履行責任的體現。因為我們普通民眾讓渡了權利成本，公權力機關把這部分權利成本轉化為保障普通民眾的基本權利。在我國，權利文化同時也是一種義務文化，更是一種責任文化。
霍爾姆斯接著提到一個崇尚自由主義的公權力機關必須克制自己不侵犯權利，其必須尊重權利。一個自由主義的法律制度不僅消極地保護財產不受侵犯，而且積極地防衛財產免受侵犯。有關財產權的保護，可以這么說，民事權利的核心就是財產權利。為了保障民事權利的實現而設計出的各種法律制度都是為了讓財產在社會運行中實現自由流通。與此同時，財產從產生到再分配的自由流通過程，實際上就是資源配置的優化整合過程，而公權力機關在這其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目前，在我們國家，正如霍爾姆斯所言，在中國迅速發展起來的經濟體制揭示了，一旦合乎時機地并入到世界經濟之中，一個沒有強大法院體制的社會，甚至缺乏對財產權可靠的司法執行時，只能利用血源關系以及其他非正式的人際網培育可靠的承諾。這說明現行的經濟體制存在諸多制約發展的弊端，這些弊端讓整個社會的良性發展空間出現裂縫，而法律存在于裂縫之中，法治模式則是填補現行經濟體制裂縫的處理模式。在美國的經濟體制中，自由市場依賴于可執行的契約法和自由主義的治理模式。所以，我們要立足國情，借鑒與吸收國外先進的法治理念，進一步完善我國現行的經濟體制。
至于作者提到權利與交易相互關系的觀點，交易的確貫穿人類文明的發展歷史，在當今社會更是不可或缺，是社會個體滿足自身各種需要的前提。但我不認可作者的這個觀點，即便交易的本質體現了有償性，權利成本的讓渡與接受在外觀上體現出這一點，但交易更多的側重于平等主體之間需求的互換，整體公民與公權力機關之間不是平等主體需求的互換，而是公權力機關家長式的管理對社會全體公民責任的延伸。家長式的管理在我國被定義為一種政府責任，對于我們普通民眾，就是一種憲法權利。從改革開放到現階段，家長式的管理在國有企業中廣泛存在，有些學者針對家長式管理給國企的自主經營、發展與創新帶來的種種弊端，從而提出國有企業的所有權與經營權的分離的觀點。這種觀點建立在家長式管理嚴重阻礙國企的進一步發展，從而很難形成具有國際競爭力的世界級企業的理論構建基礎上。與此同時，這種家長式管理模式的長期存在會衍生出一種社會體制，在改革開放的早期，這種公權力機關主導的家長式管理模式的確推動了國企的規模化發展，這點有些類似于西方早期工業革命時期資本的原始積累，只是資本的原始積累依靠的是壓榨產業工人的剩余價值，而我國國企的原始積累則是通過借助公權力機關各項優惠政策的資助，比如稅收、引進外資、撥入專款等等，逐步發展起來的。通通這些都為國企的迅速規模化創造了良好的市場環境，但不容忽視的是，國企長期在公權力機關的資助下成長，在公權力機關行政介入的市場環境中依托公權力機關提供的各項優惠政策發展，使得國企的獨立人格在慢慢退化，因為國企的經濟能力需要依靠公權力機關的資助才能維系，這樣長期以往，國企自主的研發創新能力與獨立決策能力也在慢慢退化，在全球化的經濟浪潮中，國企會在行業標準由他人制定的世界市場中迷失方向，因為在國內市場，大部分的行業標準由國企來制定，一旦話語權轉移，同時國企的自主創新能力與獨立決策能力又滯后于世界市場中相關行業的領跑者，這樣，國企就會在競爭中造成國有資產的無形損耗，因為調整自身的經營節奏以適應人家制定的標準是需要以巨額成本作為代價的，而這些巨額成本需要公權力機關的資助進行填補。而公權力機關資助的很大部分來源于我們普通民眾所讓渡的權利成本，所以，公權力機關更要以服務民眾的姿態來履行自身的職責。
自由是法律最本質的價值，其是評價法律進步與否的標準并體現人性最深刻的需要。社會生產行為是自由的一種表現形態，其反映了自由運行的發展規律。與此同時，秩序是法的基礎價值。整個社會的穩定需要秩序的引導，人們期待著在一種常態的秩序模式中從事各類行為。《權利的成本》通過論述公民與公權力機關之間的關系，給發展中國家尤其是我國的啟示是個人權利的自由實現建立在公權力機關有效配置資源的基礎上，這樣，個人權利與公權力機關相互合作就逐漸形成一種良性的社會運行秩序，從而實現實質意義上的公平正義。
論文關鍵詞 權利成本 稀缺資源 權利與責任 權利與交易
在霍爾姆斯《權利的成本》著述中，分為四個部分即第一部分為什么貧困的公權力機關不能保護權利、第二部分為什么權利不能是絕對的、第三部分為什么權利伴隨著責任和第四部分把權利理解為交易。在這里，個人權利如何從根本上依賴于公權力機關與社會合作是貫穿著述的論述主線。在著述中，作者以自由如何依賴于稅作為輔助論點，并運用經濟、社會等獨特視角進行論述，而本人從法理層面，在我國國情的基礎上，對霍爾姆斯的以上觀點進行闡述。
作者一開始就以公共資源救助地方火災作為導言切入，說明美國的納稅人與公權力機關之間存在權利成本的讓渡與接受問題。一方面，美國的納稅人按時向公權力機關繳納稅款，讓渡自己部分的權利成本；另一方面，美國公權力機關接受這部分權利的讓渡，并通過配置公共資源的方式向納稅人承擔相應的職責。這種權利成本的讓渡與接受以對方的社會合作作為交換條件。這樣，在社會的常規狀態與緊急狀態時公權力機關能夠及時的調動資源進行全局規劃。權利成本的產生是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霍爾姆斯的以上闡述能讓我們清楚的看到，權利是公共物品，是納稅人資助、公權力機關管理的社會工作，計劃促進集體和個人的福利。作者的論述實際上對發展中國家尤其是我國如何看待權利成本的問題，都具有一定的借鑒性。在我國，公民納稅是《憲法》明確規定的一項法定義務。稅收是國家財政的重要組成部分，用于社會有效運行的各項開支中。公權力機關對公民讓渡的成本如何進行分配，這牽涉到社會各個階層、各種職業、各類行業的切身利益，不同既得利益集團的需求更是公權力機關在分配過程中需要考慮的因素，通通這些都是對社會公平正義的考驗。在資源稀缺的當今社會，認真地對待權利意味著認真地對待稀缺。這是因為公權力機關在資源稀缺的前提下很難確定權利成本分配的一致標準，各個階層的生活狀況是不同的，就如同在美國現階段白人與黑人的權利分配很難達到實質意義上的平等，盡管白人與黑人在憲法層面上達到形式上的平等。廣大發展中國家也存在權利成本的分配問題。在法治國家中，公權力機關依法行政對于優先配置資源并保障權利的實現有著重要的歷史與現實意義。我國版圖上的東部、中部、西部資源分配很不均衡，東部地區社會經濟的發展規模與速度在改革開放這三十年中遠遠超過中部與西部地區。那么，在現階段，為了響應黨中央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決策部署。權利成本要進行重新的整合與配置，各種資源開始源源不斷向中部地區與西部地區輸送，全力配合中部崛起與西部大開發戰略的實施。這實際上就是權利成本的再次分配。之所以要進行再次分配，這就牽涉到作者在著述中所提到的權利與責任的觀點。在美國的法律體制下，權利是公共服務，公權力機關必須負責地以此交換普通公民的稅收繳納。關注權利的成本，換句話說，也就增強了公民對權利與責任相互關系的理解。實際上，大多數憲法權利的設計是為了促使公權力機關負責任的作為。在我國，納稅人通過金錢給付的方式把權利成本讓渡給公權力機關，公權力機關有責任對社會的全體公民進行公平公正的社會分配。當然，有人會質疑，某些經濟實體對公權力機關作出了卓越的貢獻，通俗來講，就是對整個國家的GDP增長貢獻更大，應當獲得更多的社會資源。其實，這樣的質疑具有片面性。GDP是一個量化指標，其只能反映宏觀層面的內容。對于微觀層面的東西，GDP指標體現不出來，從GDP指標中，我們看不見普通民眾對社會的真正貢獻，以農民工為主體的產業工人，其堅守在我們國家的各個地方，依托國家的技術、政策和勞動力等優勢，為我們國家的經濟增長提供了持續的能量。正是這些普通民眾，構成我們國家經濟實體的真正脊梁。這就是為什么公權力機關最近要出臺《中華人民共和國社會保障法》，該法主要保障的就是養老、醫療、工傷、失業和生育等與普通民眾息息相關的基本權利，這是我國公權力機關當下對社會普通民眾履行責任的體現。因為我們普通民眾讓渡了權利成本，公權力機關把這部分權利成本轉化為保障普通民眾的基本權利。在我國，權利文化同時也是一種義務文化，更是一種責任文化。
霍爾姆斯接著提到一個崇尚自由主義的公權力機關必須克制自己不侵犯權利，其必須尊重權利。一個自由主義的法律制度不僅消極地保護財產不受侵犯，而且積極地防衛財產免受侵犯。有關財產權的保護，可以這么說，民事權利的核心就是財產權利。為了保障民事權利的實現而設計出的各種法律制度都是為了讓財產在社會運行中實現自由流通。與此同時，財產從產生到再分配的自由流通過程，實際上就是資源配置的優化整合過程，而公權力機關在這其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目前，在我們國家，正如霍爾姆斯所言，在中國迅速發展起來的經濟體制揭示了，一旦合乎時機地并入到世界經濟之中，一個沒有強大法院體制的社會，甚至缺乏對財產權可靠的司法執行時，只能利用血源關系以及其他非正式的人際網培育可靠的承諾。這說明現行的經濟體制存在諸多制約發展的弊端，這些弊端讓整個社會的良性發展空間出現裂縫，而法律存在于裂縫之中，法治模式則是填補現行經濟體制裂縫的處理模式。在美國的經濟體制中，自由市場依賴于可執行的契約法和自由主義的治理模式。所以，我們要立足國情，借鑒與吸收國外先進的法治理念，進一步完善我國現行的經濟體制。
至于作者提到權利與交易相互關系的觀點，交易的確貫穿人類文明的發展歷史，在當今社會更是不可或缺，是社會個體滿足自身各種需要的前提。但我不認可作者的這個觀點，即便交易的本質體現了有償性，權利成本的讓渡與接受在外觀上體現出這一點，但交易更多的側重于平等主體之間需求的互換，整體公民與公權力機關之間不是平等主體需求的互換，而是公權力機關家長式的管理對社會全體公民責任的延伸。家長式的管理在我國被定義為一種政府責任，對于我們普通民眾，就是一種憲法權利。從改革開放到現階段，家長式的管理在國有企業中廣泛存在，有些學者針對家長式管理給國企的自主經營、發展與創新帶來的種種弊端，從而提出國有企業的所有權與經營權的分離的觀點。這種觀點建立在家長式管理嚴重阻礙國企的進一步發展，從而很難形成具有國際競爭力的世界級企業的理論構建基礎上。與此同時，這種家長式管理模式的長期存在會衍生出一種社會體制，在改革開放的早期，這種公權力機關主導的家長式管理模式的確推動了國企的規模化發展，這點有些類似于西方早期工業革命時期資本的原始積累，只是資本的原始積累依靠的是壓榨產業工人的剩余價值，而我國國企的原始積累則是通過借助公權力機關各項優惠政策的資助，比如稅收、引進外資、撥入專款等等，逐步發展起來的。通通這些都為國企的迅速規模化創造了良好的市場環境，但不容忽視的是，國企長期在公權力機關的資助下成長，在公權力機關行政介入的市場環境中依托公權力機關提供的各項優惠政策發展，使得國企的獨立人格在慢慢退化，因為國企的經濟能力需要依靠公權力機關的資助才能維系，這樣長期以往，國企自主的研發創新能力與獨立決策能力也在慢慢退化，在全球化的經濟浪潮中，國企會在行業標準由他人制定的世界市場中迷失方向，因為在國內市場，大部分的行業標準由國企來制定，一旦話語權轉移，同時國企的自主創新能力與獨立決策能力又滯后于世界市場中相關行業的領跑者，這樣，國企就會在競爭中造成國有資產的無形損耗，因為調整自身的經營節奏以適應人家制定的標準是需要以巨額成本作為代價的，而這些巨額成本需要公權力機關的資助進行填補。而公權力機關資助的很大部分來源于我們普通民眾所讓渡的權利成本，所以，公權力機關更要以服務民眾的姿態來履行自身的職責。
自由是法律最本質的價值，其是評價法律進步與否的標準并體現人性最深刻的需要。社會生產行為是自由的一種表現形態，其反映了自由運行的發展規律。與此同時，秩序是法的基礎價值。整個社會的穩定需要秩序的引導，人們期待著在一種常態的秩序模式中從事各類行為。《權利的成本》通過論述公民與公權力機關之間的關系，給發展中國家尤其是我國的啟示是個人權利的自由實現建立在公權力機關有效配置資源的基礎上，這樣，個人權利與公權力機關相互合作就逐漸形成一種良性的社會運行秩序，從而實現實質意義上的公平正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