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析孔子與柏拉圖理想秩序觀差異性比較(2)

　　三、修仁循禮與分工/法律：孔子與柏拉圖維系秩序運行的方式
　　“仁”、“禮”為孔子思想的精髓，作為基本原則理念貫穿于孔子秩序觀的始終。“仁”為“禮”的內核與靈魂，“禮”為“仁”的外在制度框架，兩者相輔相成，相互推進，共同維系著孔子理想社會秩序的有效運行。仁者，“愛人”，它根植于血親倫理之情，重自身內在之修養，推崇仁愛眾人之心。“仁”集中了孔子對個人行為道德教訓的精髓，為個人道德修養的題義。“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孔子把孝敬父母、尊敬兄長視為仁之本，亦為做人之根本。“弟子入則孝，出則悌，謹而信，泛愛眾，而親仁”，以孝悌為支撐，整個社會將形成“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的和諧狀態。“禮”緣仁情而作，以仁、德為內核，“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作為外在的制度框架，“禮”亦根植于宗親血緣，通過規范行為來加強內心修養，以促使德性內化。“博學于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廣泛地學習文化典籍，只有再以“禮”約束之，才不會離經叛道，故“不知禮，無以立也”。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表現了“仁”與“禮”互為支撐的關系，亦突出了“禮”的道德內化作用。無論國家，抑或天下，孔子皆主張施以“禮”治之。這樣“依于仁”，“立于禮”，內修仁，外循禮，“仁”、“禮”互相補充，互相促進，則天下有治自然成矣。
　　理性分工與法律分別為柏拉圖中期與晚期秩序觀的核心理念，維系著其“理想國”的有序運行。“理想國”中，柏拉圖主張通過理性分工實現個人、城邦、乃至希臘世界的有序和諧：靈魂三分中突出理智的節制作用；城邦三個階層公民有序分工中突出哲學家的理性治理；城邦間分工合作中注重發揮良好國家的理性約制。簡言之，“理想國”即是一種基于自然稟賦的理性分工秩序。晚期，柏拉圖以神性論證了法律的理性，開始注重法律在實現城邦理性之治的效用，并著重探求城邦走向強盛的法律之道。柏拉圖認為和平時期應制定法律，保證每個公民定期進行軍事訓練，不管天晴下雨，“一個月至少留一天（如果當局認為合適，可以超過一天）用來進行軍事演習”，制定娛樂規劃時應包括“戰爭游戲”等。不過，柏拉圖對法律的意圖作了限制，認為法律的本質在于“人們之間的和平與善意”，故政治家“只有當他把他所制定的有關戰爭的法律當作和平的工具，而不是他的關于和平的立法成為戰爭的工具時，他才成為一個真正的立法者。”因而，晚期柏拉圖在城邦理性之治中融入法律，即“杰出的人那兒獲得真理，并以法律的形式配合它去管理國內事務和與其他國家的關系”，更具現實性與可行性。
　　四、“天下”與“民族/國家”：孔子與柏拉圖秩序觀的外延
　　孔子與柏拉圖秩序觀的外延亦有不同：孔子的“大同社會”涵蓋天下間的一切地區與國家，是一種天下邏輯；柏拉圖筆下的“理想國”外延僅限于古希臘地區及城邦，為“民族/國家”（城邦）邏輯。
　　孔子秩序觀的邏輯為“家庭→國家→天下”，國家之上始終存在著一個更高的政治單位——天下，“天下有道”亦為其秩序的最終歸結點。在孔子看來，國是家的延伸，“天下”為最大的家，正所謂四海為一家。趙汀陽認為“中國的政治哲學把天下看成是最高級的政治分析單位，而且同時是優先的分析單位。這意味著，國家的政治問題要從屬于天下的政治問題去理解，天下的政治問題是國家的政治問題的依據。政治問題的優先排序是‘天下-國-家’”，這在儒家創始人孔子身上更是有明顯體現。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孔子以“天下”觀天下，其最終追求的亦是一種順應宗法秩序，天、地、人皆歸于有道的天下秩序，有一種天下主義的意識傾向。故“天下”構成了孔子秩序觀的外延。
　　柏拉圖的“理想國”是以“個人→城邦→希臘世界”為框架而層層構建起來，秩序的最高層次是達于希臘世界，帶有濃重的希臘中心主義與民族主義色彩。作為古希臘的基本政治單位，城邦一直為柏拉圖思考的主題，城邦的正義或理性之治更是柏氏窮盡一生要解決的問題。不同于孔子的天下主義，柏拉圖以“民族/城邦”為基本單位看待世界，無論是哲學家治國，抑或城邦法治，皆旨在探究城邦正義及希臘世界下希臘民族的團結與和平。而在處理與外部世界關系上，柏拉圖又帶有極強的民族與文明優越性，對希臘民族與非希臘民族采取分而視之的態度，視希臘人為文明人，而非希臘人為蠻族、敵人，“希臘人與希臘人之間的一切關系是屬于內部的，自家人的；希臘人與蠻族之間的關系是屬于外部的，敵對的”。因而，柏拉圖的秩序觀僅限于希臘世界內部，并未把非希臘世界包含在內，希臘民族/城邦即構成了柏拉圖秩序觀的外延。縱觀西方發展史，國家間往往充斥著嚴重的民族/國家意識傾向，這從柏拉圖秩序觀的外延亦可窺出一斑。
　　五、結語
　　位于人類文明的發端，彼時華夏地區與古希臘精神文化大發展，并奠定了此后中西文明發展的精神基礎。正如雅斯貝爾斯所說“直至今日，人類一直靠軸心期（公元前800至前200年間）所產生、思考和創造的一切而存在。每一次新的飛躍都回顧這一時期，并被它重燃火焰。自那以后，情況就是這樣。軸心期潛力的蘇醒和對軸心期潛力的回憶，或曰復興，總是提供了精神動力。”孔子與柏拉圖的秩序觀根植于中西方獨特的物質文化土壤，故能在比較中顯現出中西思想文化基因的差異。在新時期的中西交往中，我們應正視彼此間的內在差異，合理進行揚棄，消弭分歧，避免誤會與沖突，在“和而不同”中實現世界不同文明間的和諧共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