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國家建設毛概論文

關于國家建設毛概論文

　　在現代化過程中，現代國家建設在民族—國家、民主—國家兩個維度展開，二者雖有邏輯上的承繼關系，但并無明確的時空分界。下面是學習啦小編給大家推薦的關于國家建設毛概論文，希望大家喜歡!

　　關于國家建設毛概論文篇一

　　《政黨與現代國家建設的內在邏輯——一項基于中國情境的歷史考察和理論分析》

　　[摘　要]在現代化過程中，現代國家建設在民族—國家、民主—國家兩個維度展開，二者雖有邏輯上的承繼關系，但并無明確的時空分界。基于集權的民族—國家建設與基于自由的民主—國家建設之間充滿了制度建構的張力。如何處理好二者的關系，是一切政黨面臨的難題。民國初年，作為“部分”的政黨肩負著民族—國家建設的重任，不僅導致政黨政治的失敗，而且使得政黨成為國人共誅的對象。國民黨試圖通過軍政、訓政、憲政的路徑選擇完成現代國家建設，終因無法應對自由民主的挑戰，而喪失了基于憲政的合法性資源。中國共產黨通過人民民主專政的理論建構，消解了現代國家建設兩個維度間的理論沖突，并找到了現代國家建設的革命路徑。

　　[關鍵詞]政黨;民族—國家;民主—國家;現代國家建設

　　政黨是現代政治的重要標志，組黨救國是辛亥革命后中國政治舞臺的中心內容。解讀中國政黨與現代國家建設的內在邏輯首先要回答三個問題：為什么民初政黨推行西方式的憲政民主失敗了?為什么國民黨軍政、訓政、憲政的救國方案走入困境?中國共產黨解決這一問題的理論建構與路徑選擇是什么?回答上述問題，首先必須厘清現代國家建設與政黨的關系。

　　一、現代國家建設與政黨

　　在現代化過程中，現代國家建設在民族—國家、民主—國家兩個維度展開;前者關涉政治共同體的建設，后者與國家政權休戚相關。與此同時，政黨是現代國家建設的主體，以是否存在競爭為標尺，政黨分為作為“整體”的政黨與作為“部分”的政黨。梳理各國政黨成長的歷程可以看出，解讀政黨與現代國家建設的內在邏輯，關鍵是處理好上述四個要素間的關系。

　　(一)民族—國家建設與作為“整體”的政黨

　　現代文明催生民族—國家，它倡導每個國家在國際社會都應該是獨立的主權單位，彼此平等、互不干涉。民族—國家通常被認為是“兩種不同的結構和原則的融合，一種是政治的和領土的，另一種是歷史的和文化的”。實現上述原則與結構的融合，需要權力的壟斷與集中，所謂“必須先存在權威，而后才談得上限制權威”。民族—國家是擁有邊界的權力集裝器，“它對業已劃定邊界(國界)的領土實施行政壟斷，它的統治靠法律以及對內外部暴力工具的直接控制而得以維護”。

　　因此，民族—國家建設的核心是主權獨立，它追求國家權力的整體性與強制性。作為“整體”的政黨多指一黨制。第一次世界大戰后，一黨制國家不斷涌現。雖然部分學者對一黨制國家政權的合法性不斷提出質疑，但他們也不得不承認由于社會發展水平的差異，對發展中國家與地區而言，一黨制維護了社會穩定，促進了民族獨立與現代國家的成長。否認一黨制存在的意義顯然有失學術的公正，一黨制最大的意義在于共同體重構過程中，對社會資源的有效整合與調控。

　　有關一黨制與民族—國家建設的關系，亨廷頓給予了充分解釋。在他看來，一個處于現代化之中的國家，其政治共同體的建立，應當在“橫向”上能將社會群體加以融合，在“縱向”上能把“社會和經濟階級”加以同化。應對政治參與擴大的首要制度保證就是政黨與政黨體系，在反對現存制度的革命或民族獨立過程中，通常會建立一黨制或以一黨為主的政黨制度。二戰以來，一黨制國家的產生多源于與殖民政權、傳統制度或保守勢力的斗爭中，自下而上地完成了革命的社會動員，形成了統一的意志與革命的合力。由此可見，盡管一黨制的產生存在諸多原因，但至少有一個維度是完成政治共同體即民族—國家建設的需要。

　　(二)民主—國家建設與作為“部分”的政黨

　　民主—國家建設強調以財產權為核心的個體言論、出版、集會、結社自由。洛克認為，人類天生都是自由、平等和獨立的，如不得本人同意，“不能把任何人置于這種狀態之外，使受制于另一個人的政治權力”。維護個體自由權利的制度建構，就是要防止公共權力越界擴張侵犯個體的權利，所謂自由的憲政決不能讓個人的利益“無端地犧牲給國家的理由(reasonofstate)”。美國權利法案第一條修正案明確指出，國會不得制定法律，“剝奪人民言論自由或出版自由;或剝奪人民和平集會和向政府請愿伸冤的權利”。可見，民主—國家建設的的核心是人民主權，它強調個體的生命尊嚴與社會的公平正義。

　　作為“部分”的政黨(party)產生于英美，由于其與宗派(faction)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伴隨政黨實踐的是人們對政黨的詛咒。西方社會接受政黨的原因是人們發現消除黨爭是辦不到的，因為自由對于黨爭，“如同空氣相對于火”，如果因為自由會引發黨爭就要廢除它，“無異于希望消滅為動物所必需的空氣那樣的荒.唐愚蠢”;在自由的國度里，必然有政黨存在著。隨著政黨在政治生活中發揮越來越大的作用，人們發現“政黨并不見得是宗派，并不見得是一種邪惡，并不見得會損害共同的福利”，政黨才逐漸贏得社會的認同。

　　作為“部分”的政黨是權力制衡的社會維度。總結政黨運作的基本原則，美國學者霍夫斯塔特提出了“合法反對”的原則，其包括“對反對的普遍認同，組織化的政黨以及以和平方式實現政權更替的充分自由”等三個方面。在西方學者看來，合法反對原則深刻揭示了作為“部分”的政黨與民主—國家建設的關系。競爭性政黨制度的存在不僅是自由民主的標志，更是其不可或缺的條件。

　　政黨為人們在一個“觀點多元化和利益多元化的社會里有秩序地、和平地表達自我創造了條件”。同時，政黨使社會“系統反抗的導火索卸去”，使“對立的角色制度化”，使政權的和平更替“通暢化”。由此可見，作為“部分”的政黨對民主—國家建設具有更為重要的意義。

　　(三)現代國家建設兩個維度之間的張力

　　就邏輯建構而言，人們習慣于把現代國家建設的兩個維度“分而治之”。結合法國大革命時期羅伯斯庇爾、圣鞠斯特等革命黨人對政黨的批判，追溯英國政黨產生的社會生態，薩托利提出，作為“部分”的“政黨——如其被接受并恰當地運作——是以憲法治下的和平為前提的，而不是以導致憲法確立的內戰為前提的”，即作為“部分”的政黨得以運行的前提是以憲法為標識的制度建構已經完成。如麥迪遜所言，組織起一個由人統治人的政府，首先必須使政府能控制(control)被統治者，然后才是迫使(oblige)它控制自己。因此，民主—國家運行的基礎是擁有明確邊界的民族—國家業已建立。

　　在現實生活中，現代國家建設的兩個維度雖有邏輯上的承繼關系，但并無明確的時空分界。由于人民主權、天賦人權、人人生而自由等現代價值觀的確立，民族—國家建設躲不開民主—國家的理論空間，同時，在民族—國家建設的過程中必然孕育民主—國家建設的因子;現代國家建設的兩個維度往往同時展開，只是重心不同而已。需要強調的是，基于集權的民族—國家建設與基于自由的民主—國家建設間充滿了制度建構的張力，如何處理好二者的關系，是一切政黨面臨的難題。消解沖突的路徑選擇常使政黨陷入進退兩難的制度困境。讓民主—國家建設讓位于民族—國家建設，政黨首先就放棄了自由民主的理論空間，喪失了基于憲政的合法性資源。與此同時，民族—國家建設是民主—國家建設的基石，過分強調后者，政黨就失去了制度建構的生存空間。

　　解決政黨與現代國家建設的問題，要求政黨既要把民族—國家建設放在優先位置，又要在民族—國家建設的過程中，正確應對民主—國家建設的任務。梳理中國現代化進程可以看出，如何處理好現代國家建設中的路徑沖突恰是中國政黨成長面臨的困境所在。如果說民國初年作為“部分”的政黨承擔民族—國家建設的重任是制度選擇的錯位，那么國民黨與共產黨成敗的關鍵就在于如何處理好民族—國家建設與民主—國家建設的關系。

　　二、民初中國制度選擇的錯位

　　中國的現代國家建設開啟于辛亥革命，國內外多重矛盾的交錯發展使得這一進程更為復雜。隨著滿族王朝的垮臺，革命黨人以為民族—國家建設的任務已經完成。仿效西方憲政民主，建構民主—國家成為政治生活的中心內容。事實上，推倒了清朝“大皇帝”，又生出了“無數小皇帝”;與此同時，外患未除，所謂“滿蒙則有日俄預定分割之耗，西藏則有英兵自由行動之警，國勢之亟，無逾今日”，中國的民族—國家建設遠未完成。由此帶來的制度困境是民主—國家建設承載了民族—國家建設的使命。

　　制度選擇的錯位，使得民初完成民族—國家建設的主體是作為“部分”的政黨。隨著章炳麟等組建統一黨，同盟會改組為體制內政黨，政黨如雨后春筍般涌現。作為“部分”的政黨原本是民主—國家建設的工具，但救亡圖存的時代主題，使得民主社會不可或缺的“惡”政黨，從介紹到中國之日起，就被賦予了救民于水火的重任，所謂“政黨者，能為一國指示前途之福神也”。為證明政黨是國家福祉，政治精英在引入西方政黨理論時進行了善意的取舍。凡對政黨持褒揚、肯定態度的觀點，都是他們引述的對象。凡對政黨持批判或理性分析的觀點，多是他們舍棄的對象;既使偶有介紹，也多“掐頭去尾”為其所用。

　　在“國利民福”的旗幟下，政黨“爭權”就意味著“獲利”，既為傳統觀念所不容，又有悖于“國利民福”的結黨宗旨。因而，各黨紛紛宣稱放棄對權力的追求。政治精英們羞言權力，大談“國利民福”的政黨內涵，似乎順應了救亡圖存的時代潮流，歸依了民意;但政黨不爭權力的構想，只能是一種天真的幻想。政治生活中的政黨無不以獲取權力為目標，為了權力斗爭的需要，金錢收買、威逼脅迫等更是各黨慣用的伎倆。理想與現實、應然與實然間的巨大反差，加速了政黨合法性的喪失。當人們看到政黨為了獲取權力而不擇手段時，“黨爭亡國”就成為輿論的共識，所謂“內憂外患不宜樹黨”，“是以國果不存，黨于何有”。孫中山也認為，“所有各方均應集中全力于組織新政府，并獲得其他國家的承認。臨時政府結束之后，民國的首任總統被推選出來，那時組織政黨”才是安全可行的。

　　當黨爭飽受非議時，政治精英們開始檢討政黨制度。梁啟超指出，英、美政治所以獨秀于世界者，是因為兩黨制的政黨體制;而法、奧等國，則因小黨分裂太甚之故，致使內閣頻繁更迭。兩黨制隨之成為政治精英們的訴求目標。與此同時，為重塑政黨形象，原本處于對抗狀態的國民(同盟會)、共和、民主、統一等主要政黨，在不改變自身性質的條件下，成立政見商榷會、政團會等組織以消弭黨爭，協調行動。遺憾的是，作為“部分”的政黨首先考慮的是自身的利益，在關鍵問題上，各黨無法達成一致與共識。

　　為拯救政黨，1912年7月15日，《民立報》主筆章士釗首倡“毀黨造黨說”，主張“將國中所有黨派悉舉而破壞之，然后舉全國之聰明才力，在理想之政見商榷會中，就正負兩面之政策立為兩黨”。在章士釗看來，實現“毀黨造黨說”的希望在于“當世賢豪肯發大愿”。遺憾的是，除江蘇都督程德全外，現實生活中的“賢豪”和者聲寡。究其原因，如梁啟超所言，“制度者，社會之產物也。制度之為用，雖時或可以匡正社會狀態之一部分，然萬不能離社會以創制度，更不能責制度以造社會”。這種人為的制度設計必然以失敗而告終。

　　從政黨整合到毀黨再造，民初政黨試圖超越黨爭，完成民族—國家建設的重任;但作為“部分”的政黨決定了黨爭的“與生俱來”性。與此同時，自由主義組黨理念決定了毀黨再造無法超越兩黨制的組織架構。由此可見，民初政黨的失敗與其說是競爭性政黨制度不適用于中國，不如說是不適用于中國的民族—國家建設。

　　三、“軍政、訓政、憲政”的理論困境

　　民初政黨試驗雖則曇花一現，但直接影響了后續國家建設中的組黨理念與制度安排。二次革命失敗后，孫中山認為作為“部分”的政黨在中國還缺少實踐的土壤，一黨建國是拯救中國的必由之路。1914年中華革命黨成立，提出“自革命軍起義之日至憲法頒布之時，名曰革命時期;在此時期之內，一切軍國庶政，悉歸本黨負完全負責”。非本黨黨員不得享有公民資格，不得享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不得干涉政權。

　　重構現代國家，孫中山提出中國革命應分軍政、訓政、憲政三個時期，其中尤以訓政最為重要。在他看來，“民國之主人者，實等于初生之嬰兒耳，革命黨者即產此嬰兒之母也。既產之矣，則當保養之，教育之，方盡革命之責”。待人民能夠使用政權，再還政于民。1924年，《國民政府建國大綱》集中闡述了三個時期的政治主張：在軍政時期，“一切制度悉隸于軍政之下。政府一面用兵力以掃除國內之障礙，一面宣傳主義以開化全國之人心，而促進國家之統一”。在訓政時期，

　　“政府當派曾經訓練、考試合格之員，到各縣協助人民籌備自治”。凡一省“全數之縣皆達完全自治者”，則為憲政開始時期;全國有過半數省份“達至憲政開始時期”，則開國民大會，決定憲法而頒布之;“憲法頒布之日，即為憲政告成之時”。此后，依憲法舉行全國大選，產生民選政府，“是為建國之大功告成”。當然，現代國家建設的主體是國民黨，軍政即“以黨建國”時期，訓政即“以黨治國”時期，憲政即“還政于民”時期。

　　孫中山一黨建國的政治主張，原本是要規避作為“部分”的政黨之“惡”，消除黨爭，統一意志，集全國之力完成現代國家建設。遺憾的是，他無法回應現代化帶來的自由民主的價值觀。在國民黨一大結束后的兩個月內，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解除了大理院院長趙士北的職務，理由是趙堅持認為黨規不能凌駕于法治準則之上。稍后，國民黨黨員孫靜亞發文，提出“孫中山早年推崇的林肯、杰斐遜的自由主義原則，和他那缺失自由主義含義的革命新觀點，二者之間存在著沖突”，孫中山要求將其免職。

　　1928年8月，國民黨召開二屆五中全會，宣布軍政時期結束，訓政時期開始。依據《中華民國訓政時期約法》，訓政時期“由中國國民黨全國代表大會代表國民大會行使中央統治權。中國國民黨全國代表大會閉會時，其職權由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行使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有“約法之解釋權”。確立和鞏固國民黨“以黨治國”的過程，也就是對人民基本權利剝奪的過程。1928年南京國民政府公布《暫行反革命治罪法》，凡“意圖顛覆中國國民黨及國民政府或者破壞三民主義”的各種行為，都以“反革命”論處。根據1931年公布的《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凡“以危害民國為目的而組織團體、或集會、或宣傳與三民主義不相容之主義者，處五年以上、十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上述內容實則是以法律的形式否定了其他政黨存在的權利。

　　探究訓政之弊，胡適指出，中山先生“根本不信任中國人民參政的能力”，所以要一個訓政時期來培養人們的自治能力;但民治國家的最大問題是怎樣引導民眾參政，而不是所謂“能力”的高低。“憲政是憲政的最好訓練”，故“中山先生的根本大錯誤在于誤認憲法不能與訓政同時并立”。章士釗痛斥“以黨治國”之弊：政黨不可統于一，“統于一即不得字之為黨”;政黨之最大黨德，為容許反對意見之流行，今國民黨曰，自吾黨外，“人舉不得有異議，有且以逆論，此在十七世紀以前，淫昏之朝，且未必而也”;國民黨的“吾執政，則終執政矣”，與專制皇帝如一丘之貉。

　　總結孫中山軍政、訓政、憲政的國家建設路徑可以看出，他割裂了民族—國家建設與民主—國家建設的關系，試圖以集權主義的政治路徑實現自由主義的憲政夢想，使其理論出現了邏輯悖論。一方面強調只有犧牲個人自由，把個人變成一個堡壘似的團體，國家的獨立才有希望;一方面又規定“人民有集會、結社、言論、出版、居住、信仰之完全自由權”。

　　理論建構中的邏輯悖論，反映了國民黨面對現代國家建設雙重任務的理論困境，或者說，它無法應對民主—國家建設的挑戰。

　　四、人民民主專政的行動邏輯

　　剖析政黨建構現代國家的路徑可以看出，民初政黨制度選擇的錯位實則是作為“部分”的政黨缺少整合社會資源的能力。以孫中山為代表的國民黨人看到了這一癥結，轉而謀求集權主義的行動路徑，但其在權力集中的同時，放棄了自由民主的現實可能。由此可見，完成上述任務要求政黨既要集各種權力于一身，以實現對社會資源的高度整合;又要回應自由民主的挑戰，以贏得社會民眾的廣泛支持。顯然，從制度建構的層面是無法完成這一任務的，但就革命而言，它需要的僅是獲取政權的行動策略，這為完成任務打開了一扇通道。應對現代國家建設的挑戰，中國共產黨歷史性地解決了這一難題。

　　從分析近代中國社會性質入手，中國共產黨看到了現代國家建設的雙重任務，如毛澤東所言，自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中經太平天國運動、中法戰爭、中日戰爭、戊戌變法、辛亥革命、五四運動、北伐戰爭、土地革命戰爭”，直至抗日戰爭;中國人民在“不同的時間中和不同的程度上”，為建立一個“獨立的民主主義的社會而斗爭”。“誰能領導人民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并實施民主政治，誰就是人民的救星”。為完成現代國家建設的雙重任務，中國共產黨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綱領，同時指出，“那種把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分為截然不同的兩個革命階段的觀點，是不正確的”;從而超越了國民黨有關現代國家建設三個階段的理論預設。

　　解讀中國共產黨有關中國革命的雙重任務可以看出，推翻帝國主義的壓迫就是完成民族—國家建設。從中華民族的生存與發展出發，它號召一切愛國的民眾與團體聯合起來，建立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實現民族的解放。推翻封建主義的統治就是完成民主—國家建設。從階級平等出發，它號召人民推翻國民黨的專制政權，實現階級的解放。需要指出的是，民族解放與階級解放所依靠的革命力量是不同的，它們既交錯疊合在一起，又有不同的內涵與外延;從動員最大多數社會民眾出發，中國共產黨提出了人民民主專政的理論。梳理人民民主專政的理論建構可以看出，它消解了現代國家建設兩個維度的張力，具體而言：

　　人民民主專政理論的最大特點是把對人民實行民主與對敵人實行專政有機地結合起來，主張只有在人民內部實行充分的民主，調動人民群眾的積極性，形成強大的政治統治力量，才能對敵人實行有效的專政;也只有對敵人實行強有力的專政，打擊他們的破壞活動，才能保障人民的民主權利和根本利益，所謂“蘇維埃=無產階級民主=無產階級專政”。或如毛澤東所言，人民民主專政，就是“人民民主獨裁”，就是剝奪反對派的發言權，只讓人民有發言權。由此保證了在現代國家建設過程中，政黨擁有了基于革命的合法性資源。

　　為了應對民主憲政的理論與實踐，人民民主專政的理論建構強調民主的平等理念。如托克維爾所言，顯示民主時代特點的占有支配地位的獨特事實是身份平等。在民主時代鼓勵人們前進的主要激情，是對這種平等的熱愛。回到中國語境，毛澤東指出，“民主，講俗話就是老百姓能起來說話、活動想辦法”。抗戰爆發后，面對國民黨對人民基本權利的剝奪，《陜甘寧邊區施政綱領》仍提出，要保證一切抗日人民的言論、出版、集會、結社、信仰、居住、遷徙之自由權;除司法系統及公安機關依法執行其職務外，任何機關、部隊、團體不得對任何人加以逮捕、審問或處罰，而人民則有“用無論何種方式，控告任何公務人員非法行為之權利”。由此保證了在現代國家建設過程中，政黨擁有了基于憲政的合法性資源。

　　另需指出的是，人民民主專政理論強調民主的階級本質。列寧指出，“如果不是嘲弄理智和歷史，那就很明顯：只要有不同的階級存在，就不能說‘純粹民主’，而只能說階級的民主”。在現代國家建設過程中，民主至少有資產階級民主與無產階級民主之分。由于無產階級是先進生產力的代表，因之后者是民主發展的更高階段。鑒于民族資產階級領導中國革命的動搖性與妥協性，即便是還處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階段的中國，擔負領導中國革命重任的也必須是作為無產階級先鋒隊的中國共產黨。由此可見，民主的階級性不僅為革命指明了方向，更為重要的是確立了無產階級對革命的領導權，為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革命提供了理論支撐。

　　當然，建構現代國家的路徑沖突遠比理論的建構更為復雜。革命秩序的建構使得人民享有的民主面臨被剝奪的困境。荷蘭社會主義者范·科爾曾坦言，真正的民主只有在斗爭結束后才有可能建立。因此，對革命黨而言，民主不是供自己享用的東西，而是“一種對外出口的物品”。在構建民族—國家的過程中，不僅個人的權利要服從共同體的整體利益，權力的分散無疑也會因其消減政府的權威而受到批判，或曰，自由本身必須服從于采取及時行動的需要，“使大眾服從于少數人的意志日益被認為是民主的最高品質之一”。

　　應對民主的路徑沖突，中國共產黨一方面借鑒蘇聯建黨經驗，提出了民主集中制的組織原則，即個人服從組織、少數服從多數、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另一方面又找到了民主的中國路徑即群眾路線。就社會動員而言，群眾路線的核心是把“自上而下”的運動群眾轉化為“自下而上”的群眾運動，實現從“要我”到“我要”的轉換。當運動群眾轉化為群眾運動之時，革命黨就有了充分的理由，實現從制度約束向超越制度的轉換。群眾運動是社會動員的最好的表現形式，它以群眾自愿的方式實現了個體的自我奉獻，實現了政黨對社會資源的有效集中與控制，滿足了民族—國家建設的需要。

　　面對西方政黨制度所包含的合法性資源，根據幾個革命階級聯合專政的民主革命綱領，中國共產黨創造了中國特色的政黨制度，即共產黨領導下的多黨合作制度。它超越了作為“部分”的政黨與作為“整體”的政黨間的組織鴻溝，化解了基于政黨的組織沖突。共產黨的長期執政地位保證了民族—國家建設對社會資源的有效利用與控制;民主黨派的長期共存，解決了基于民主的社會參與問題。由此可見，在革命的道路上，中國特色的政黨制度既滿足了人們參政的要求，又找到了革命的合力。

　　需要強調的是，找到了民主的革命路徑只是完成現代國家建設的第一步，新中國成立后，面對民主—國家建設的歷史重任，很長一段時期內，中國共產黨沒能走出民主革命的歷史邏輯，即以革命黨的行動邏輯進行民主—國家建設。與此同時，把民主簡單地理解為多數人的統治，把群眾運動看作民主的最好的表現形式，而民主—國家建設就是基于人民民主的國家專政，就是通過純潔生產關系來建構無產者的民主，由此導致反右擴大化乃至“”等一系列左傾錯誤的發生。總結現代國家建設的曲折進程可以看出，當我們關注政黨建構現代國家的兩個維度時，不能忽視一個政黨從革命到執政的角色轉換以及由此帶來的組織理念與行動邏輯的差異，不能忽視公民社會視域下的民主—國家的制度建構。

　　五、結語

　　梳理百年中國政治發展史，政黨是現代國家建設的主體。從作為“部分”的政黨到作為“整體”的政黨，及至執政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制，中國政黨的成長有著內在的邏輯。這一邏輯的產生與現代國家建設緊密相連，可以說，現代國家建設推動著中國政黨的成長，而如何處理好現代國家建設的雙重任務是中國政黨成敗的關鍵所在。民國初年，讓作為“部分”的政黨承擔民族—國家建設的重任，顯然出現了制度選擇的錯位。以孫中山為代表的國民黨人提出了“以黨建國”的路徑，遺憾的是，軍政、訓政、憲政的國家建設路徑，割裂了民族—國家建設與民主—國家建設的關系，無法應對自由民主的挑戰，無法應對競爭性政黨制度的挑戰。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看到了民主在現代國家建設中的意義，構建了人民民主專政的理論，創造了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制，完成了中國的民族—國家建設。回顧歷史，中國共產黨的成功在于它解決了基于民主的路徑沖突。今天，如何消解基于民主的制度困境依然是政治生活中無法繞開的主題，解決這一問題需要重新審視民主的精神與路徑。

　　作者：王建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