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科學與人文的融合回歸哲學

論科學與人文的融合回歸哲學

　　一、從人類理性看科學與人文融合的理論溯源

　　前工業社會，人、自然、社會是和諧的統一整體。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工業社會來臨，在人與自然、人與社會的作用中，科技因素突顯出來，它在推動社會突飛猛進的同時，打破了人、自然、社會原有的和諧狀態。一種因素突顯引起失衡，必然需要另外的因素來制衡，在這種動態平衡之中，社會才能得到發展、自然才能得以平衡，從而人實現自己的發展。因而在科學技術迅猛發展的當今社會，人文精神更應得到重視。這是人類理性的要求，也是人類理性的體現和回歸。科學與人文同源共生、互利互動，兩種文化都是人性的品質和才能的表征，它們根植于人性之中，是人類理性的兩條不同表現路向，缺一不可，二者涉及“是”與“應當”、事實與價值、工具與目的的關系。在人類文明發展史上，理性內容具有具體性、多樣性和相對性，有價值理性、目的理性、工具理性、交往理性等概念，并爭論不一，從馬克思的實踐理性角度可以整合這些概念。理性具有合邏輯性、合規律性、合目的性的基本內涵，這保證了科學與人文雖有諸多不同之處，但是作為人類不同文化的表現卻可共存于人類社會之中。

　　一般說來，“理性”(英語中來自拉丁語的reason，德語的Vernuh)是指人自身的內在本性或能力，“理性”具有“超越性”與“規范性”雙重品格。如果作詞源考據，理性的雙重品格正源自古希臘阿那克薩哥拉的超越的“努斯”(nous)精神與赫拉克利特的規范的“邏各斯”(logos)精神。“努斯”是指生命沖動的力量，是在超越具體有限事物而對萬物的動因或運動的終極來源的尋求中所反思到的;“邏各斯”則是指邏輯規范的力量，通過對“始基”和“一”的不懈追求而日益突顯出來。人類認識發展的主線是從神話到哲學，再到科學。在原始時代，也就是在神話思維時代，人們對世界充滿好奇和追問，但當時人們對世界的認識只是停留在一種神話幻想的方式，不能說明和解釋世界，圖騰和巫術是人們認識世界的主要方式。隨著人類生存能力和生產能力的提高，生活世界發生變化，人類對世界的認識與了解加深，思維方式也發生了變化，不再是神話思維，而是迎來了哲學與科學的思維方式，召喚理性成為了必然。人類正是因為具有理性精神才成為人，區別于其他物種，人類的理性表現在思維方式上，它是在實踐基礎上產生的。又對人類的實踐活動具有能動的反作用，在認識自然、改造自然的實踐活動中起著導向性的重要作用。

　　現代社會最根本的問題是所謂理性的吊詭，或者說是理性的自我否定，這不是簡單的完全否定，而是對于絕對理性主義的批判和否定，消除理性的至高無上性和絕對性。對理性某一特質的單純追求會造成理性的偏失，出現“理性主義”、“科學主義”等種種觀念問題。對理性的反思與批判，引出“合理性”概念，來強調人、主體評價、價值等因素，從而理性不再走向絕對與孤立，人類由對純粹自然的關注到對自身的關注。由對自然科學的關注到對社會文化的關注，科學與人文的關系被關注。事實與價值、認知與評價、描述與規范等應該互相結合，無論用事實取代價值，否認價值的科學實證主義，還是以價值取代事實，否定事實的文化科學、價值哲學等均有偏頗。

　　傳統的、絕對的理性主義是在本體論意義上產生，柏拉圖是奠基者和主要代表人物之一，理性至上，是人作為人的本質，在黑格爾那里，絕對精神是理性的最高形式，是宇宙的最高本體、世界的最終本原，自然、人類和社會不過是絕對精神的外化和表現。啟蒙理性主義是從認識論和人性論的角度來考察理性，理性是人所特有的一種能力，它是人區別于動物的根本特性，它把人從神性的過分張揚中解放出來。理性從關注彼岸世界的“絕對精神”回到了此岸世界的人類社會，人作為人成為人，具有理性能力的人根據其理性精神構建社會，賦予社會中的一切事物以意義，人類生活展現出意義。理性不再是處于絕對的神化地位，而具有價值因素，這為關注價值領域，關注主體內在精神追求的人文文化的發展，提供了理論支撐。

　　近現代科學與人文的分離，造成人類道德與精神的危機，究其原因在于理性的兩個有機組成部分——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的嚴重扭曲、分裂，因而反思理性、整合理性是解決科學與人文分裂的出路。工具理性及科學技術的發展不能最終解決人的精神問題。工具理性描述世界的實然狀態，不能取代價值理性而成為一種對應然狀態的表述，它注重可計算性，用定量分析的方法，“導致根據數學結構來闡釋自然，把現實同一切內在的目的分割開來，從而把真與善、科學與倫理分割開來”。西方追求確定性的理性傳統，成為科學精神的思維基礎。近代以來，人的理性能力主要與自然科學和工程技術相聯系，因而對理性的理解出現偏差，更多的是關注與科技有關的工具理性。理性追求確定性，形成科學理性的確定性、客觀性、邏輯性等特質，但是理性并不簡單等同于科學理性，大寫的“理性”更應有合邏輯性、合規律性、合目的性的統一之意。

　　二、從科學自身的發展看科學與人文融合的內在要求

　　科學文化與人文文化都有其產生、發展的歷史，人文文化是伴隨著人的出現而出現的，時間上先于科學文化，二者又相互影響、促進。哲學大約產生于公元前7世紀至前6世紀這一期間，當時科學與哲學是不分的，二者渾然一體，科學包含在哲學之中，統稱為“智慧”。古希臘自然哲學是科學的前身，是科學產生的土壤，關注自然，把人作為研究客觀世界的主體，人和自然分開，人作為獨立于自然的主體，對自然界的客觀事物進行研究，這正蘊含了科學精神的萌芽。從15世紀下半葉開始，逐漸產生了以實驗為基礎的科學實踐和對自然進行分門別類研究的近代自然科學。17～18世紀，許多學科已經取得嚴密的科學形式，相繼從哲學中分化出來，建立了獨立的科學門類，如天文學、力學及為它們服務的“數學方法的發現和完善化”。恩格斯清醒地看出近代自然科學的產生是以哥白尼的太陽中心學說開始和以牛頓的經典力學為標志，這表明自然科學從哲學中分化出來，成為獨立的學科，這是人類認識的重大進步。

　　人文一詞來源于拉丁語，包含有四重意思：人道或仁 慈的性質或狀態，慈愛或慷慨的行為或性情;人類;人性，人的屬性;人文科學。可見，人文是關于人的文化，形成人文文化。科學是關于認識對象的本質及其變化發展規律的知識體系，包含豐富的內容，它包括科學主體即從事科學研究的科學工作者，科學客體即在科學活動中被認識和研究的對象;又包括科學工具、方法、手段、目的等;科學又可按照研究領域的不同，分為多種學科。因而，在不同領域，形成了有特定組織形式的科學家共同體，他們普遍認可共同的思想觀念、研究方法、價值準則和行為規范等，思想觀念、研究方法、價值準則和行為規范等受到科學共同體所處時代的時代特征與歷史文化等因素影響。因而，科學不再僅僅是僵硬固定的公式、定律、原理等形式表現，科學就是一定文化的代表，并且只有在一定的文化大環境中才能產生，文化形式的改變，終究是由人類的生產和生存方式決定的。科學探究的是客觀自然物和現象的本質，這種探究活動通過人的實踐進入人的生活世界，科學在本體論、認識論、存在論等領域產生影響，影響到社會，形成獨特的科學文化。

　　在文藝復興時期，科學作為一種異己的力量反對宗教權威，向一切教條挑戰，深受社會的歡迎，推動了思想解放，解放了人類的體力。隨著科學的飛速發展，出現了唯我獨尊的“科學主義”思潮，它在壓倒其他文化形式的同時，負面效應日益顯現，反科學主義浪潮日見高漲，科學和人文兩種文化在發展過程中出現了關系不協調甚至緊張的狀況，加劇了人類社會種種危機。科學與人文的分裂對立日益加深，沖突愈加嚴重，這是“我們這個時代最可怕的沖突”。科學文化與人文文化的分裂及其矛盾不是兩者本身所固有的，而是由于人認識的差異或人為因素造成的。源于古希臘的原子論傳統，走向機械論，西方近代工業文明興起，實驗和定量方法引入，實證研究得以實現，科學的發展日益滿足人們的物質生活需要。科學文化戰勝并取代了有機論和神秘主義，成為主導文化。近代哲學以二元論的思維方式形成了自然界與人相互分離的基本觀念，認為自然界是脫離人類社會歷史之外的客觀存在，研究自然的科學與社會歷史文化之間無關。事實上，二元論所導致的機械論范式隨著科技的高速發展而導致社會問題層出不窮，一種古老而又賦有創意的整體有機論范式得到重視。

　　科學文化與人文文化有著不同的范式，是人類生存和發展的兩條路向，應對人類生存和發展中的不同方面和問題，二者不可通約，卻可以對話。互促互進，共存于人類的存在和活動方式之中，馬克思主義的“實踐”是溝通二者的橋梁。科學文化與人文文化二者同根——源于人，同向——為了人類更好的生存和發展。因而，它們不應該是絕對對立。新的科學技術的發明與應用，需要新的人文因素與其相適應，“每當一種新技術被引進社會，人類必然會產生一種要加以平衡的反應，也就是說產生一種高情感，否則新技術就會遭到排斥。技術越高級，情感反應也就越強烈。”而人文因素改變，科學技術的更新換代也迫在眉睫。

　　20世紀50年代末，斯諾明確指認了“兩種文化”現象，之后布羅克曼提出“第三種文化”，同時伴隨著“索卡爾事件”、“科學大戰”，科學人文主義思潮成為20世紀的主流，獲得了新的發展。當代西方出現多種新興學科和方向，對科學和人文進行研究、探討，有科學的社會研究、STS(科學、技術與社會)，20世紀80年代，在英國等地興起的SSK(科學知識社會學)、CSS(科學文化研究)等。科學史學之父薩頓首倡科學人文主義，力圖使科學人性化;中國亦提出“科學發展觀”來解決科學與人文之間的沖突，強調促進科技發展的目的是服務于人，從而達到科學人文之間相互促進、共同發展，在實現人民物質生活極大豐富的同時，為人類自由全面的發展掃清障礙。

　　科學的來源有哲學家和工匠兩種傳統，科學起源于古希臘對自然宇宙神秘的好奇心，到愛因斯坦，科學都是“純粹科學”，是為了科學而科學，不是為了其他利益等因素;到了19世紀的近代科學，電磁學的產生把哲學家傳統和工匠傳統結合起來，科學與現實生活關系逐漸密切。從科學的發現和發明。到技術的利用，再到實用成果的產出，周期越來越短，頻率越來越高，科學、技術、生產一體化是目前的常態，科技成為人類在開發利用自然時所進行的一種工具性的活動，它不單單是人與自然作用的中介，更已經廣泛深入到人類社會之中，成為一種社會活動，它從本質而言是社會建構起來的，與社會系統的其他要素和規則融合為一體。科學與人文自然融合不可分。

　　科學思想發展到某種程度，就會形成一種眾所共識的世界觀，進而對科學研究的主題、目的、方法等采取相似的取向，庫恩稱此種科學思想共識為范式，范式形成后對同領域的科學家具有規范作用，大家均遵從范式去思考問題、研究問題并建構理論。科技的每一次重大變革都會對社會產生深遠的影響，新的科技的產生及其社會應用又受到群體利益、文化選擇、價值取向和權力格局等社會因素的決定。公元二世紀托勒密首創“地心說”，16世紀哥白尼提出日心說，17世紀牛頓提出的萬有引力論，20世紀愛因斯坦的相對論修正了牛頓的理論，成為新范式。人類世界觀歷經革命性改變，科學哲學從邏輯實證主義到歷史主義的轉變，也從另外一個角度反映了對科學與人文關系認識的轉變與演進。

　　科技創新需要先進文化的導向，需要理論創新和觀念創新為先導，也需要適宜的人文環境，“思想、價值觀念和信念并非無用的玩物，而是在世界上起著重要作用的催化劑，不僅產生技術革新，更重要的是為社會和文化的發展鋪平道路”。在當今科技現代化環境下，“環境友好型社會”、“可持續發展”等關涉人類社會長遠發展的觀點，與科學技術發展密切相關，在某種意義和程度上，應作為有時代意義的“科學范式”，引起科學家和人類的關注及思考。

　　三、從人類的生存看科學與人文融合的現實基礎

　　人的類本質隨著人及其活動方式的變化而不斷變化，從人的依賴性社會到物的依賴性社會，再到實現個人全面發展的社會，科學與人文實現融合與共同發展。“社會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質的統一，在人的世界中，人、自然、社會的和諧統一，科學與人文的融合發展，是人的類生存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