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民主制度的兩次歷史分野
中西民主制度的兩次歷史分野
摘要：中國與西方在民主制度上經歷了兩次歷史分野。第一次分野發生在各自國家的起源時期，西方走向城邦民主制，中國走向專制集權制；第二次分野發生在近現代，西方選擇三權分立體制，而中國選擇了人民代表大會制度。這兩次分野是一系列歷史的和地理的原因造成的，并導致中西走上不同的政治道路。同時這兩次分野也表明了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符合中國現實國情和歷史傳統，是中國人民的必然選擇。
關鍵詞：民主制度；歷史分野；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三權分立
現代政治文明的演進和傳播。使民主日益成為一種神圣價值，以至于當今的任何一種政權都必須從“民主”那里取得合法性。然而，民主的神圣性并不意味著民主的現實性，民主要成為一種現實，必須依賴一種有效的民主制度的支撐。在現在的中國，這個支撐點就是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歷史上，中西的民主制度經歷了兩次大分野，這是由一系列歷史的和地理的原因造成的，而這兩次分野的后果導致中西走上不同的政治道路。
一、第一次歷史分野：城邦民主制和專制主義中央集權
人類最初的社會形態是原始社會，在原始社會里，原始人對社會事務實行民主管理，這是原始民主。隨著國家的產生和發展，原始民主逐漸消亡。在西方。代之而起的是城邦民主制，以古希臘城邦國家雅典最為典型；在中國，代之而起的是邦國封建制，以西周的分封制最為典型，并在秦朝發展成為專制集權制。這是中西民主制度的第一次歷史分野。
城邦民主制施行于古希臘多數城邦國，以雅典最為典型，其鮮明特征有：直接民主、主權在民、輪番而治、抽簽選舉和多數決定等。城邦民主制極大地調動了城邦公民的政治熱情和聰明才智，造就了城邦的繁榮與強盛。然而，城邦民主畢竟只是人類剛邁入文明社會時期的產物，不可避免地存在許多缺陷。例如，多數決定只片面強調多數決定，而不懂得保護少數的必要性。正是由于城邦民主制缺乏對少數利益的保護原則，沒有保障公民基本權利和言論、信仰自由的觀念，不少優秀的思想家、科學家如蘇格拉底、普羅太戈拉等先后受到公眾法庭的錯誤判決。這是城邦民主單純強調多數原則所造成的悲劇。到了后來，多數原則便成了黨爭取的工具，給城邦造成了極大的危害。雅典之所以在伯羅奔尼撒戰爭中敗于斯巴達，一個重要的原因正是極端的多數原則造成的國內政局動蕩不安和決策遲緩、失誤。
邦國封建制在中國古代是一項過渡制度，主要存在于商周時期，是原始民主制向專制集權制發展的中間形態。與城邦民主制相比，它有兩個顯著不同的特點，一是邦國統治區域明顯大于希臘城邦國，并實行等級化管理。據統計，在狹長而崎嶇的古希臘半島，共存在過近200個各自獨立的城邦國，而在廣闊而平坦的古中國的中原地區，周朝“先后封立了一百三十個以上(確數不可考)諸侯國”，“’到周朝后期，邦國的數量就更少了，無論是“春秋五霸”還是“戰國七雄”，其國土面積都要比古希臘城邦國的霸主雅典大上幾十倍、上百倍甚至更多。邦國實行等級化管理，國君、卿大夫、士、平民、奴隸是邦國的基本等級分類，依照“禮”制，等級不同，其權利與義務也不同，而且身份等級是世襲的。而雅典城邦的公民雖也有等級的區分，但經過近百年的一系列政治改革后，所有城邦公民在政治權利上幾乎是平等的了，城邦的統治者是由全體城邦公民選舉產生，具有流動性。二是商周時期，“天下共主”，眾邦國都源于(被分封于)一個王室，且都擁戴這個王室，這種名義上的一統為秦以后的真正大一統局面打下了歷史基礎。而希臘城邦各自獨立發展，既不同源于一個王室或城邦，也不共同擁戴一個王室或城邦。邦國與城邦的不同，反映了古代中國與民主制的逐漸決裂，中國在向專制集權制方向發展。至秦朝統一中國，建立中央集權制國家后，中國古代的政府制度始為定型，這就是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專制集權制有兩個主要特點：其一，君主專制，即中央的決策由皇帝個人的專斷獨裁，皇帝集國家最高權力于一身，從決策到行使軍政財政大權都具有獨斷性。其二，中央集權，這是針對地方分權而言，其特點是地方政府在政治、經濟、軍事方面沒有獨立性，必須嚴格服從中央政府的命令，一切受制于中央。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后果是地方和中央都必須服從皇帝一人，君主凌駕于一切之上，天下之事皆決定于君主。
中西民主制度的第一次歷史分野是眾多歷史和地理方面的因素的綜合造成的。主要有以下三點：
第一，血緣因素和國家起源過程的特征。任何社會從氏族社會向奴隸社會過渡時，都會保留以血親關系為基礎的氏族民主制。但在后來的政治發展中。西方社會以地域關系和財產關系取代了血緣關系而成為國家的結構基礎。例如雅典，通過提修斯改革、梭倫改革和克里斯提尼改革最終打破了血緣關系，完成從“血族部落”到“地區部落”的轉變，“居民在政治上已變為地區的簡單的附屬物了”。在改革的過程中，貴族和平民兩大集團激烈斗爭而最后達成妥協，從而形成國家基本制度和法律，這個過程的結果是原始民主制不僅沒有被破壞，反而發展成為輝煌燦爛的古典民主政治。中國的早期國家也是由氏族組織轉變而來的，但與西方不同的是，在這種轉變的過程中。氏族制的血緣關系沒有受到大的破壞，中國的國家是在部族征戰的過程中，戰勝一方的領袖將本族的血緣關系推廣并擴大，形成社會分層和國家組織，從而產生的。在這個過程中，血親關系得到加強，形成強大的宗法制，從而扼殺了原始民主傳統，建立了以家長統治為核心結構的王權專制制度。不像西方，這里面沒有妥協，而是以徹底地征服為前提。《左傳》上說，“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是指祭祀，是提高族長的權威和維護血族團結的重要儀式，“戎”是指戰爭，是對異己力量的堅決鎮壓。宗法制和征服(而不是妥協)兩個因素，使得原始民主傳統在中國古代逐漸消失殆盡。
第二，地緣因素。西方政治文明發源地的希臘，地處南歐，包括希臘半島、愛琴海諸島和小亞西亞西部海岸。境內多山，沒有大河平原，交通不便，土質差，耕地有限；半島三面臨海，海岸線漫長曲折，利于海上貿易。山海的阻隔使得古希臘建立起來的國家都是城邦小國，很難有一個城邦能夠完全征服其他城邦，古希臘保留城邦小國紛立的局面遠較世界其它文明為長。在小國寡民的城邦里，王權“不像東方各國那樣日益強大，反而逐漸衰微；絕大多數城邦終于廢棄君主而實行共和；而后又限制貴族的權力，乃至在一些城邦中推翻貴族統治，建立了古代公民權利最發達的民主政治。”而中國文明發源于黃河中下游，此處多廣闊平原，大河貫穿其中，沃野千里。部族之間征戰不休，很容易產生彼此的兼并和征服現象，因此在中國，王權從一開始就很強大。同時，在古代中國，大江大河時常泛濫成災，治水需要動員和組織龐大的人力和物力，以有效率的方式進行。這些如果沒有強大的集權制度，這是不可能辦到的。
第三，商品交換和社會結構。古希臘地理條件決定了其農業經濟發展的有限性，多數城邦以工商業見長，而且許多城邦只能生產單一產品，這就決定了城邦之間在經濟上必須交換溝通；同時，古希臘又擁有便利的海上運輸線以及海外殖民城邦，海外貿易繁榮。這些因素使得古希臘商品經濟較為發達，“工商業奴隸主勢力比較強大，這對希臘民主政治和文化思想都有不小的影響”。_4坍放型的商品經濟在古希臘和古羅馬的繁榮，造就了一個獨立性很強的市民階層。“國家對商品交換的介入方式是提供法律和秩序，為商業發展提供良好的安全保障，例如羅馬法就是一個系統的商業法。西方國家對商品交換的介入方式使得一個獨立的市民社會能夠出現在西方，這是民主制存在下去的重要條件。”而位于沃野平原中的古代中國具有發展農業的得天獨厚的條件，自給自足的農業經濟足以養活生于斯長于斯的人民，因此缺乏發展商品經濟的土壤。呈分散狀和無組織狀的數量龐大的個體農民其力量十分弱小，在強大的王權面前，他們沒有力量向其要求民主權利，而只能服從既有的等級制度，不過，君王也要以“民本”道德自律，愛民，保民，恤民。國家政權重農抑商，打壓商人，不給任何獨立階層成長的空間。官僚階層之外，力量弱小又安土重遷的龐大農民是整個帝國的主體。這樣的社會結構根本不是民主制度的生存土壤。
從文明演進的角度來看，中西民主制度的第一次歷史分野幾乎是必然的，無論是古希臘的城邦民主。還是中國的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度，他們都各自適應了當時當地的歷史和地理條件，是制度演進的客觀結果，而不是人們主觀選擇的結果。兩千年之后我們回顧這次歷史分野的優劣得失，我們一定可以看得更清晰。就個人的自由和幸福角度來講，民主制顯然比專制集權制更富吸引力，在民主制下個人權利相對有保障，政府行為也更為透明。暴政和腐敗將減少。然而，在古代社會，民主制只能施行于國事簡單、人口較少的城邦小國，而不能有效管理領土廣闊人口眾多的大帝國。城邦小國不能保衛民主制，政治、經濟和文化高度繁榮的古希臘城邦卻都要無奈地亡于剛跨入文明社會的門檻的馬其頓王國。古代強大的帝國無一不是與強大的王權和中央集權聯系在一起的。專制集權制在古代社會則有利于建立、鞏固和發展大一統的國家。在大一統的環境下，利于各民族的融合，也便于各地區的經濟文化交流；使得國家能有效地組織龐大的人力、物力和財力從事大規模的生產和工程，大大提高人類改造自然的能力。同時，另一個很重要的方面是大一統在古代社會的生存能力極強。中國，無論是作為一個國家、民族，還是作為一種文化，兩千多年以來，不僅一直頑強的生存下來，而且在總趨勢上一直在逐漸地擴展；而西方的文化卻是間斷性的。“中國文化和歐洲文化的比較，好像兩種賽跑。中國是一個人在作長時間長距離的跑。歐洲則像是一種接力跑。”在古代歷史上，盡管西方不時出現燦爛文化，但該文化卻不能長期生存，先進文化不時被落后文化所吞并，古希臘亡于馬其頓王國，羅馬亡于北方蠻族；中國的王朝雖然也常被落后民族所取代。但在文化上。沒有任何一個外族文化能夠將中國文化吞并。盡管這不全是專制集權制的功勞，但是專制集權制在捍衛種族生存空間和文化上，的確起著重大的作用。然而，專制集權制的缺陷也是非常明顯的：首先是暴政和腐敗現象屢屢出現：其次是等級森嚴，社會禁錮很多，個人缺乏自由；再次，社會結構高度同質化，不利先進技術和新的生產關系的產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