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資本與農村社區生態環境保護探討論文
社會資本與農村社區生態環境保護探討論文
生態環境是指影響人類生存與發展的水資源、土地資源、生物資源以及氣候資源數量與質量的總稱，是關系到社會和經濟持續發展的復合生態系統。生態環境問題是指人類為其自身生存和發展，在利用和改造自然的過程中，對自然環境破壞和污染所產生的危害人類生存的各種負反饋效應。今天學習啦小編要與大家分享的是：社會資本與農村社區生態環境保護探討相關論文。具體內容如下，歡迎閱讀!
社會資本與農村社區生態環境保護探討全文如下：
摘 要：社會資本是農村生態環境保護的基石，它可以打破生態環境保護中的“囚徒困境”，促使人們遵守生態環境保護的相關規則，解決人們在生態環境保護中的利益沖突，以及抵御外來污染轉嫁。當前，由于城市化進程的加快以及市場、政府力量等向社區的滲透，我國農村社區中社會資本正面臨流失的危險，這是農村生態環境惡化的重要原因。社會資本流失只是一種暫時現象，它可以在現代農村社區中得以重構與再生，這種重構與再生，沿襲的是一種價值理性與工具理性相結合的路徑。
論文關鍵詞：社會資本;農村社區;生態環境保護
Abstract：Social capital is the basefor preservation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in rural communities and can break Prisoner’s Dilemmain eclolgical environment protection to make the people follow the related regulations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protection and can solve the interests disputes of the people in ecological environment protection and can resist the shift of foreign pollution. Currently，because of the acceleration of urbanization and capacity of marketand government penetrating into the communities，social capital in rural communities in China is facing the risk of loss，which is an important reason for ecological environment deterioration. However，the loss of social capital is a temporary phenomenon，and social capital can be reconstructed and restructured in rural communities，and this reconstruction and restructure follow the path in combination of tool logos with value logos.
Key words：social capital;rural community;ecological environment preservation
農村生態環境惡化已經成為我國社會經濟中的一個焦點問題。我國目前農村中土地污染、水污染、垃圾問題等均十分嚴重，甚至出現整村“公害病”的現象。農村生態環境惡化的局面向我們提出嚴肅思考：我們究竟依靠什么保護農村社區的生態環境?政府管理必不可少，但完全依賴政府管理也是不現實的。我國目前農村呈面源污染狀況，政府管理難以應付。一個基本的事實是，我國最基層的環保機構是縣一級的，只有少數鄉鎮設有環保機構。大多數農村環保管理人力資源奇缺，即使是兼職人員也較少。而且農村社區距離城市越遠，政府管理的輻射作用就越弱。對于一些偏遠地區的農村社區而言，環境管理實際上處于“真空”狀態。在這種情況下，農村社區(村民利益共同體)應以社會資本為紐帶，充分利用社會資本，“自我組織”與“自我管理”，保護好自己的碧水藍天。社會資本在農村社區生態環境保護中意義重大，下文就社會資本與農村社區生態環境保護(1)的有關問題加以縷析。
一、社會資本：農村社區生態環境保護的基石
社會資本是區別于物質資本、人力資本等的一種資本形式，是當今學術界關注的熱點話題。許多學者從不同的學科領域進行研究，對社會資本給出的定義各不相同，可謂仁者見仁，作者見智。比較公認的是布迪厄、科爾曼以及布坎南的定義。由于農村社區是一個社會組織，本文采用的是布坎南的定義，即從社會組織角度加以闡釋的定義。在《讓民主有效運轉》一書中，布坎南認為社會資本是社會組織的特征，其中包含信任、規范以及網絡等，它們能夠推動協調和行動來提高社會效率(張文宏，2003)。運用布坎南的定義分析，可以看出，社會資本在農村社區生態環境保護中，能夠起到基石的作用。
(一)社會資本可以打破生態環境保護中的“囚徒困境”
生態環境問題之所以難以解決，最大難題主要在“囚徒困境”。“囚徒困境”是拓撲論中的范例，用來說明信息不完全條件下放棄通過合作實現最優目標的現象。兩個囚徒被分開審訊，選擇不認罪是二者的最優選擇，每人將得到最輕的懲罰。但由于彼此缺乏信息，加之不信任心理，每人都選擇了自己認為的最優選擇：認罪，結果放棄了整體最優選擇，每個人得到了較重的懲罰。“囚徒困境”常用來解釋公共地的生態環境問題，個體的理性導致集體的非理性。而社會資本是打破“囚徒困境”，促使人們合作的有效工具。首先，信任是人們在生態環境保護中合作的紐帶，“相信你能遵守規則，我也就會遵守規則”，是社區生態環境保護中人們的普遍心理，而這其中的基礎就是信任，缺乏信任，人們之間的合作不是不可能，就是成本很高。其次，規范制約著人們之間的行為，使人們的行為向著有利于社區長遠利益的方向演進。盡管社區的規范大都不像國家法律法規那樣正式性，但正是一些約定俗成的規范代代相傳，沉淀到成員的心理，內化為社區成員的自覺行為。再次，農村社區聯系人們的紐帶是血緣以及地緣，社區人際網絡重疊率很高，人際網絡具有全面性與實名性特點，不像城市社會中那樣片面性與匿名性，人們之間易于合作，這對社區生態環境保護是有利的。
(二)社會資本可以促使人們遵守生態環境保護的相關規則
在生態環境保護中，社會資本可以促使人們遵守相關規則。市場機制在這方面就存在缺陷。在我國當前，不少污染企業都和政府管理玩“貓捉老鼠”的游戲，“白天冒白煙，黑天冒黑煙”的情況比比皆是。主要原因就是被發現概率低以及違規成本低，遵守規則的激勵不足。與市場機制相比，農村社區中由于飽含社會資本，在促使人們遵守生態環境保護的相關規則方面，有著得天獨厚的優勢。首先，在農村社區中，人們之間的互動較為頻繁，互動頻繁本身就是一種監督。很多情況下，監督只是一種“順便”的事情，就像奧斯特羅姆所引案例那樣，在旱年取水，每人分配一定比例的水，當一人在取水時，下一個人就在他后面排隊，多取水馬上就會被發現，這是工作自身的需要，同時也意味著監督，并且成本極低，而違規被發現的概率極高，促使人們遵守規則(奧斯特羅姆，2000)。其次，更為重要的是，由于社會資本牽涉其中，違規成本是很重的。在農村社區生態環境保護中，違規者所受到的懲罰很少涉及法律與物質利益層面，大多涉及道德與精神層面，這種成本看起來似乎很輕，實則不然。因為在鄉土社會，信用與聲望等是“社會貨幣”，失去了信用與聲望，也就失去了社會資源，同時也意味著經濟利益受損。在互動性強的鄉土社會，違規的成本無疑是巨大的，這也能夠促使人們遵守生態環境保護的相關規則。
(三)社會資本可以解決人們在生態環境保護中的利益沖突
生態環境問題表象上看是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但本質特征不在人與自然之間，而在人與人之間，是人與人之間針對自然環境的利益博弈問題。人與人之間關于自然環境利用、分配以及成本攤派等的博弈構成了生態環境問題的主旋律。在生態環境保護與資源利用中，沖突與摩擦無處不在，由此需付出巨大的摩擦成本與磨合成本。而社會資本可以有效解決人們在資源環境利用中的利益沖突，降低摩擦成本。與政府管理相比，社會資本體現為身份承諾、信任、關系等非正式調控手段，依賴情感、默契、理解等維系關系。在小規模群體中，依賴社會資本調節，要比依賴正式手段的政府管理更有效率、更人性化與更有靈活性，同時能夠減少摩擦成本，協調沖突。
(四)社會資本可以抵御外來污染轉嫁
當前在我國農村社區，生態環境問題大部分是外界社會誘發與轉嫁的。這里面分為兩種情況。一種情況是農村社區在外來經濟誘惑的情況下，急于發展經濟，沒有處理好經濟發展與生態環境保護之間的關系，只要金山銀山，不要碧水青山。另外一種情況是，由于城鄉之間生態不平等，社區遭受外界污染轉移之苦。無論哪種情況，破解的關鍵都在于社會資本。在第一種情況中，由于社區資源環境是社區所有人共同的“命根子”，而且子孫后代的福利都與此息息相關，同時由于信任、規范以及網絡機制的存在，使社區成員從長遠角度考慮問題成為可能。這使得不少社區能夠抵制市場機制的誘惑，保護好自己的生態環境。我國不少農村社區面臨市場經濟的沖擊，仍然保護好了自身的生態環境，機理正源于此，反之則亦然。在第二種情況中，由于共同的利益，以及固有的信任格局，使社區成員面臨外界污染轉嫁時保持高度的一致，一呼百應，予以反抗，極少出現機會主義“搭便車”行為。在我國一些農村社區集體反抗外界污染的環境事件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這一點。奧爾森“集體行動的困境”，在這里沒有發生。
二、社會資本流失：當前農村生態環境惡化的重要原因
社會資本在農村生態環境保護中具有重要意義。社會資本能否恒久甚至增值，取決于以下因素：一是群體的規模。群體規模太大，人們之間就形成了匿名性，匿名性使信任喪失，使規范失效，同時也難以保持良好的人際網絡，社會資本也就難以形成與維持。反之，群體規模適中，人們之間保持很強的互動性，有利于社會資本恒久甚至增值。關于這一點，奧爾森在《集體行動的邏輯》中給出了極好的闡釋。他認為，“除非一個集團人數很少，或者除非存在強制或其他某些特殊手段以使個人按照他們的共同利益行事，有理性的、尋求自我利益的個人不會采取行動以實現他們共同的或者集團的利益”(奧爾森，2004)。二是歷史沿革。一個群體能否形成良好的社會資本，社會資本能否增值，在一定程度上取決于歷史上形成的路徑依賴。由于社會資本需要時間浸潤，一個社區在歷史上社會資本生成的狀況，對以后社會資本的走勢也會產生重要影響。三是人員固定性。信任、規范以及網絡需要一個相當長的時間才能生成，這其中一個重要前提是社區人員相對固定。人口流動過于頻繁，信任、規范以及網絡就會失去載體，社會資本將大打折扣。四是社會結構狀況。社會資本與社會結構狀況是息息相關的。傳統農村社區中人口相對同質，導致社會資本雄厚。
從以上可以看出，社會資本的形成與增值需要一定的條件，傳統農村社區存在著良好的社會資本，與以上條件關系很大。但是目前，隨著城市化進程的加快以及市場、政府力量等向社區的滲透，農村社區中社會資本正面臨流失的危險。仍從以上四個條件進行分析，可以看出以下趨勢。其一，農村社區群體的規模正日益增大。傳統的社區是自然村，當前農村社區是行政村，甚至一些農村社區已經演變成“超級村莊”，社區群體規模的增大，對社會資本的形成與積累構成一定的威脅。其二，社區歷史沿革的影響日見微弱。隨著國家政權向社區的滲透，沖擊了社區歷史沿革的傳承性，尤其建國后的幾次大的運動，如人民公社、“”等，對社區歷史沿革的沖擊無疑是巨大的。而現代教育造成農村社區中“代溝”的增大，在一定程度上也割裂了社區歷史沿革的延續，影響了社會資本的積累。其三，人員流動性加快。目前，適應社會經濟的發展，我國不少農村人口流動加快，尤其在發達地區更是如此。在一個缺乏人員穩定的社區中，居民對社區公共資源的貼現率是非常高的。“我遵守規則，別人不遵守規則，等于我替別人作了犧牲”，信任機制在這里將大打折扣，而且外來人口不一定認同社區生成的規則，規范開始失效，人際網絡也隨著人員的變動而松動，社會資本易于喪失。其四，市場經濟的發展使農村社區社會分化，出現了復雜的社會結構。傳統農村社區人們有著利益一致性，這是建立在人口相對同質性的基礎之上的。社會結構的復雜，帶來了利益需求的復雜性與多元性，削弱了人們對社區的向心力與凝聚力，人們之間的信任與合作都會受到影響。
我國目前農村生態環境狀況不容樂觀，與社區社會資本的流失關系很大。這從以下兩種情況可以反映出來。一種情況是社區的生態公共地遭到破壞。由于社會資本的流失，人們對生態公共地的心理預期變差，公共資源的貼現率變高，個體爭先恐后的透支公共資源，“如果現在不用，等想用的時候，也許就沒有了”，在這種心理預期下，于是我們看到，一個一個公共地悲劇被造出來，公共湖泊、公共山林、公共草場，都在演繹著這方面的悲劇。
另外一種情況是外來污染摧毀了社區的生態環境。在這里，社會資本流失的后果可以更清楚地體現出來：某些案例中，社區中一些“精英”通過出賣社區公共資源，從外界污染中獲得大量實利。而為此付出的成本，卻由社區全體成員買單，成本與收益被嚴重割裂。如果社會資本雄厚，人與人之間充滿信任，社區有著嚴格的公共地資源使用規范，這方面的悲劇本應當可以避免。另外一些案例中，在面臨著外來污染威脅之時，社區沒有運用社會資本，進行抗爭。盡管抗爭不總是有效的，但也不乏成功的例子。在這里，我們運用科塞的沖突理論，可以解釋社會資本在抵制外來污染轉嫁中的作用——當一個群體面臨與外群體沖突中，該群體如果有雄厚的社會資本，已經構建起維護自己結構的核心價值并取得全體成員的認同，群體整合的較好，就有可能動用更多的資源;反之，在外部威脅的情況下，群體要么反映冷漠，要么加快分歧，要么走向解體。
三、社會資本的重構與再生：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的有機結合
綜上所述，傳統農村社區擁有良好的社會資本，對社區生態環境保護起著重要作用。在歷史上，許多農村社區利用社會資本進行“自組織”，較好地保護了社區的生態環境。社會資本的運用，是農村生態環境得以合理保護的關鍵。但目前，隨著城市化進程加快等因素影響，社會資本在農村社區中有日益流失的危險。由于社會歷史條件所囿，目前就我國大多農村社區而言，我們難以復制傳統的社會資本。但這并不意味著我們無法利用社會資本保護農村的生態環境。我們認為，當前我國處于傳統農村社區與現代農村社區的過渡階段，社會資本的流失只是一種暫時現象，社會資本在農村社區可以得到重構與再生(當然在一些農村社區中，社會資本并沒有失去)，并在生態環境保護中起到重要作用。這種重構與再生，沿襲的是一種價值理性與工具理性結合的路徑。我們詳細解讀與縷析其中的路徑，大體歸為四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傳統農村社區階段，人們之間的合作是基于價值理性的合作，特征是社會資本雄厚。第二階段是過渡農村社區階段，價值理性喪失、工具理性尚未成為人們合作的紐帶，特征是社會資本衰弱。第三階段是現代農村社區階段，人們之間的合作是基于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有機結合的合作，特征是社會資本重構。第四階段是未來農村社區階段，人們之間的合作是基于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有機結合的合作，特征是社會資本得以積累并日益雄厚。
現代農村社區社會資本重構的起點是工具理性，即在資源利用與環境保護中，人們之間的合作是基于理性選擇的。也就是自私的理性人，為了私利得以實現，在資源利用與環境保護中選擇了合作，因為合作要比不合作有利，這是基于理性的判斷。基于工具理性的合作是有可能的，即使在“囚徒困境”模式中，人們之間的合作也要比不合作有利。自私的理性人之間，只要滿足一些條件，也完全可以打破“囚徒困境”。奧斯特羅姆將這些條件歸納為八點。一是清晰界定邊界;二是占用和供應規則和當地條件保持一致;三是集體選擇的安排;四是監督;五是分級制裁;六是沖突解決機制;七是對組織權最低限度的認可;八是分權制企業。而阿科瑟爾羅德以及沃塔納波等人以計算機模擬環境“博弈”，其結論也證實了這一點：自私的理性人之間也可以合作。在重復進行的無數次“博弈”中，首先違規不合作的人總是被淘汰，“一報還一報”(你不合作，我也不合作;你合作，我就合作)的人獲利最大。
基于工具理性的合作，應是人們合作的邏輯起點，但并不是終點。在基于工具理性的合作中，社會資本能夠得以培育與再生，從而使人們的合作成為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的有機結合(即人們在環保中的合作，一是處于私利，二是本身把環境保護當作一種價值理念，二者有機結合在一起)。因為在基于工具理性的合作中，人們也會產生情感上的反映(信任與交流)，之后這種情感上的反映又固化了原有的合作，社會資本由此得以重生。在之后的合作中，社會資本可以得到不斷積累，在社區環保以及其他公共社會事業中發揮重要作用，保護生態環境也隨之升華為人們的一種價值取向(價值理性)。
當然，以上過程并不是一個自然演變的過程，還離不開一定的條件，如制度設計、組織建設等。良好的制度設計是生成與積累規范不可或缺的條件，同時為社會網絡的擴大提供了保障。組織建設是現代社區社會資本重構的土壤與基石。社區中各種組織(尤其是基于共同利益建構起來的組織)，為社區居民交流提供了平臺，大量的互動與情感付出，孕育了信任、強化了規范以及豐富擴大了人際網絡，使社會資本得以積累與增值。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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