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手抄報文字內容
難忘九一八，敵寇侵中華，禍起瀘溝橋，血染中國土，歷史不能忘，牢牢記心間，興我大中國，護我好山河，又到九一八，知道怎么畫九一八手抄報嗎？下面是小編給大家帶來的九一八手抄報文字內容5張，以供大家參考，我們一起來看看吧!
九一八事變詩歌
九一八事變詩歌(一)
滿江紅·紀念九一八(倚今聲)
司馬青衫 作
舊事重浮，關東破，思來恨切!
痛回首，柳條湖畔，夕陽浴血。
城下懸顱魂不死，刀前刻骨節尤烈!
更同呼，萬劍向東瀛，都消滅!
應長記，仇未雪!時秣馬，休松懈!
看金戈舞處，我心如鐵。
四海閑庭飛短棹，神州舉火櫻花謝。
當對酒，與千古徐郎，同明月!
九一八事變詩歌(二)
網友紀念詩歌
一頁無法掀動的日歷，
洶涌的血色沿著黃昏漫漫而來，
我挺起胸膛 迎接 最痛苦的記憶。
九·一八，
刻入骨髓的數字，
我聽見塞北的風聲
看見江南 啼血的杜鵑。
九·一八，
花崗巖鑄就的墻體下，
有我父老兄弟的聲聲吶喊。
九·一八，
隔著濃濃的.硝煙，
我 握手為拳。
把全身的血液都凝聚在指尖，
把所有的傷痕都刻在四方的山嵐。
這一天，我的祖國曾遭受欺辱，
這一天，我的親人曾躬身為奴，
這一天，我的同胞曾長歌當哭!
九·一八，
那生長著大豆和高粱的土地，
到處都是野獸的足跡。
那俯身垂淚的星空，
照見長白山的哀容。
是誰，把劇烈的疼痛放在中國的胸口?!
是誰，把惡毒的觸角伸向中國的天空?!
九·一八，
我們挺起胸膛頑強站立!!
九一八事變詩歌(三)
松花江上
我的家在東北松花江上，
那里有森林煤礦，
還有那滿山遍野的大豆高粱。
我的家在東北松花江上，
那里有我的同胞，還有那衰老的爹娘。
“九一八”，“九一八”，從那個悲慘的時候。
“九一八”，“九一八”，從那個悲慘的時候。
脫離了我的家鄉，拋棄那無盡的寶藏，
流浪!流浪!
整日價在關內流浪!哪年，
哪月，才能夠回到我那可愛的故鄉?
哪年，哪月，才能夠收回那無盡的寶藏?
爹娘啊，爹娘啊，什么時候，才能歡聚一堂?
九一八事變簡介
1931年9月18日夜，在日本關東軍安排下，鐵道“守備隊”炸毀沈陽柳條湖附近日本修筑的南滿鐵路路軌，并栽贓嫁禍于中國軍隊。日軍以此為借口，炮轟沈陽北大營，是為“九一八事變”。次日，日軍侵占沈陽，又陸續侵占了東北三省。1932年2月，東北全境淪陷。此后，日本在中國東北建立了偽滿洲國傀儡政權，開始了對東北人民長達14年之久的奴役和殖民統治。
“九一八事變”是日本帝國主義長期以來推行對華侵略擴張政策的必然的結果，也是企圖把中國變為其獨占的殖民地而采取的重要步驟。它同時標志著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開始，揭開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東方戰場的序幕。
九一八事變背景
時代背景
一戰后，日本在華擴張受到了英美列強的遏制，中國的北伐戰爭使日本在華利益受到削弱，促使日本政府調整對華政策，加快吞并中國東北地區的步伐;20世紀30年代初，世界經濟危機發生，日本經濟遭受沉重打擊，陷入極端困境，并導致政治危機，在內外交困情況下，日本法西斯勢力決意沖破華盛頓體系對日本的束縛，趁英美忙于應付危機，蔣介石大規模“剿共”之際，奪取東北，以擺脫困境，并圖謀爭霸世界。
中國背景
皇姑屯事件日軍與東北軍閥張作霖曾有合作關系，但漸漸的，日本開始將張作霖視為障礙。1928年6月，日本關東軍發起皇姑屯事件，將張作霖乘坐的列車炸毀，張作霖重傷不治身亡，日本希望借此事件造成東北出現群龍無首的局面，借機占領東北。
1928年12月29日凌晨，張學良等沖破日本帝國主義的阻撓，聯名通電全國稱：“仰承先大元帥遺志，力謀統一，貫徹和平。已于即日起，宣布遵守三民主義，服從國民政府，改易旗幟。”是日起，東三省一律改懸南京國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旗，是為東北易幟。至此，北洋軍閥在中國的統治歷史宣告結束。國民黨政府形式上“統一”全國。
張學良進一步對日本采取不合作的態度，并開始在南滿洲鐵路附近建設新的鐵路設施，通過低廉的價格與之競爭，導致南滿洲鐵路陷入了經營危機。感到危機感的關東軍不斷提出抗議，但張學良并不愿意妥協。因此日軍等人決定發動戰爭來奪得主導權。
中東路事件
1929年6月15日至20日，遼、吉、黑、熱四省及哈爾濱特區軍政大員齊集沈陽，參加張作霖逝世一周年紀念會，并討論中東路等有關問題。7月7日，張學良赴北平與蔣介石晤談;10日，南京政府外長王正廷亦被召至北平;同日，張學良貿然派軍占領“中東路”，并將蘇聯的商船貿易公司、國家貿易公司等駐華機構同時查封，搜查蘇聯職員·，逮捕200余人，此為“中東路事件”。
7月13日，蘇聯政府照會中國政府表示強烈抗議，并限期答復舉行和談的建議;7月16日，南京國民政府外交部復照蘇聯外交部;蘇方認為不能滿意，于7月17日向南京國民政府宣布斷絕外交關系;7月19日，南京國民政府外交部就中蘇絕交問題發表對外宣言;7月20日，國民政府主席蔣介石為蘇聯事發表《告全國將士》電和《告東北將士》書;7月23日，國民政府關閉駐蘇使館。
至此，中蘇邦交完全斷絕。蘇聯在中國的權益暫時委托德國代辦負責。
國共對峙
1927年國共關系破裂后，國民黨雖然逐步統一于南京國民政府的旗幟下，但是其內部派系林立，紛爭不斷，國民政府對南方各省的統治力度薄弱。自1927年秋至1930年夏，中共先后組織了南昌起義、秋收起義、廣州起義、年關暴動、平江起義、百色起義等上百次起義和暴動，先后創建井岡山、贛南閩西、湘鄂西、鄂豫皖邊、湘鄂贛邊等十多塊革命根據地，發展武裝十多個軍、7萬多人，并多次擊敗國軍一省或多省聯合的進剿和會剿。
中原大戰結束后，蔣介石于1930年10月、1931年4月，先后兩次對中共領導的中央蘇區進行兩次大規模圍剿(使用均為雜牌部隊)，均告失敗。
1931年7月，蔣介石再次集中包括部分嫡系在內的30萬軍隊，發動對中央蘇區的第三次圍剿。進剿初期，國軍進展順利;8月上旬，紅軍抓住戰機，接連在蓮塘、良村和黃陂重創上官云相第47師和郝夢齡第54師，一度取得主動地位，但旋即紅軍主力即于1931年8月16日陷入國軍重圍;隨后因國民黨內部寧粵沖突，國軍圍剿部隊被迫做戰略收縮;紅軍抓住時機，于1931年9月7日—15日間，重創蔣鼎文第9師、韓德勤第52師于白石、張家背一帶。第三次圍剿，國軍基本上能控制戰場局面，雖有損失，也不足以影響全局。而紅軍在國民黨大軍的“圍追堵截”下，卻顯得極為被動，甚至接連受到挫折。
國內混戰
1930年3月，為爭奪中央統治權，汪精衛聯合閻錫山、馮玉祥、李宗仁等地方實力派發起挑戰蔣介石南京中央政府及國民黨中央會議的內戰，5月蔣介石宣布“平叛”，雙方激戰近半年、傷亡30萬人，史稱“中原大戰”。
1931年5月底，廣州國民政府外交部長陳友仁秘密出訪日本，三次會見日本外相幣原喜重郎，“表示愿以東北權益博取日本軍火”，但未得到響應;陳友仁在日期間，還會見蘇聯駐日大使尋求支持，也被拒絕。
1931年9月1日廣州國民政府進行總動員，出師討蔣，并在天津設立“北方軍事政務委員會”，任命閻錫山、馮玉祥、韓復榘、鄒魯等人為委員，統一北方反蔣武裝。
蔣介石迅速調兵“討逆”并親自從南京往南昌督戰，至此，國民政府主要軍事力量都被吸引在了南方。
日軍挑釁
1931年，中國人郝永德未經政府批準，騙取萬寶山村附近12戶農民的土地，并違法轉租給188名朝鮮人耕種水稻。這些朝鮮人開掘水渠，截流筑壩，侵害了當地農戶的利益，馬家哨口200余農民上告。吉林省政府批示：“令朝僑出境”。然而日本駐長春領事田代重德，派遣日本警察制止朝鮮人撤走，且限令于1931年7月5日前完成筑渠。7月1日中國農民憤而填渠毀壩，日本警察以護僑為名開槍打死打傷中國農民數十人，一手制造流血事件。事后，日本歪曲事實真相，在朝鮮各地煽動反華風潮，致使旅朝華僑死傷數百人，財產損失尢數。同時日本借機增兵滿洲，為武裝侵略東北大造輿論。
1931年6月，日本關東軍中村震太郎大尉和曹井杉延太郎在興安嶺索倫一帶作軍事調查，被中國東北軍興安屯墾公署第三團團副董昆吾發現并扣留，在證據確鑿情況下，團長關玉衡下令秘密處決中村震太郎。日本借機宣稱東北軍士兵因謀財害命而殺死中村，威逼中國交出關玉衡，并在日本民眾中煽風點火，用“中村事件”和“萬寶山事件”誣陷中國“損害日韓移民”。
盡管日本在萬寶山事件和中村事件多次挑釁，張學良仍于1931年9月6日致電東北軍參謀長榮臻及東北三省政務委員會：“現在日方對我外交漸趨積極，應付一切，極宜力求穩慎，對于日人無論其如何尋事，我方務須萬方容忍，不可與之反抗，致釀事端。希迅即密電各屬，切實注意為要。”這就是所謂的“魚電”。
江淮水災
1931年7月28日，長江中下游豪雨成災，大水席卷江淮流域8省2市，漢口堤防潰堤，直接沖擊了南京國民政府的經濟和賦稅重心，使本已捉襟見肘的南京國民政府財政雪上加霜。大水造成的災民占全國四分之一人口，損失達20多億元。國民政府緊急組織“救濟水災委員會”，作為代表政府的最高賑濟機構，制定各種應急救災對策。
國民政府戰爭頻繁，再加上各項建設事業需費甚多，國庫空虛， 嚴重財政赤字，但仍將全國預算七分之一用于賑災，使國家赤字愈加增多。國民政府還通過賑災公債、美麥借款、加征稅收、攤派捐款和社會募捐等籌集錢款賑災，至1931年底共籌集6000余萬救災款。但湖北、安徽、江蘇仍爆發騷亂。
國民黨政府的外交
萬寶山事件發生后，蔣介石當即指派宋子文與日本駐華公使，秘密商議。
隨后，他又抽調具有對日工作經驗的駐日內瓦國際聯盟代表蔣作賓出任駐日公使，想要以外交途徑來消弭東北的危機。
東北地方當局和國民政府依據蔣介石的對日消極態度錯誤地采取了不抵抗政策，但蔣本人在事變當天并不知情，因此張學良對失土喪師應負一定的責任。據《顧維鈞回憶錄》425(也有438頁)頁記載：“委員長原已發現他的處境非常困難，早在沈陽事件之前的夏天，他就在廬山舉行擴大會議，討論當時提出的提別是少帥在東北的集團提出的對日采取強硬態度，和直接抵抗日本的侵略政策等要求，委員長是個現實主義的政治家，他覺得必須對日談判。”
日本關東軍不到兩萬人，中國東北軍駐在東北的有16.5萬人，在關內還有近十萬人。東北軍部隊多次接受張學良不準抵抗的訓令，在日軍突然襲擊面前，除小部分自發英勇抵抗外，其余均不戰而退。1931年9月19日上午8時，日軍幾乎未受到抵抗便將沈陽全城占領，東北軍撤向錦州。此后，東北各地的中國軍隊或宣布“獨立”，或繼續執行張學良的不抵抗主義，使日軍得以迅速占領遼寧、吉林、黑龍江3省大部分地區。雖有一部分東北軍加入了風起云涌的抗日義勇軍，但東北寒冷的氣候和稀少的村落，抵抗運動很難取得明顯效果。
日本方面
控制東北線路
1905年，日本在日俄戰爭中獲勝，通過日俄講和條約，將中國旅順、大連等地的租借權和“長春-旅順”一段鐵路及附屬設施的財產權利占為己有。此后，日本創立“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并由關東軍負責鐵路沿線的警備。
日本國內情況
明治維新以來，日本奉行軍事優先的原則，培養了大批職業軍人;而1921年華盛頓會議后，日本開始大規模裁軍，1921年至1930年日本的軍費由七億三千萬日元裁減到五億日元以下，裁減額達40%。大規模裁軍引起了軍人們的強烈不滿，不滿的軍人開始秘密集會，天劍黨、櫻會、一夕會等以為首的軍人秘密組織紛紛成立。
1927年6月，日本首相田中義一主持召開“東方會議”，確立了“把滿洲從中國本土分裂出來，自成一區，置日本勢力之下”的侵略方針;兩年后，世界資本主義經濟危機波及日本，到1931年，日本陷入極端困難的境地。日本政府急于發動一場對中國的戰爭，借以轉移國內人民的視線，緩和階級矛盾。
田中奏折
1927年6-7月，日本政府在東京召開“東方會議”，討論并確定了侵略中國的具體方案，并由田中義一起草了一份秘密奏折給天皇，制定《對華政策綱要》(即田中奏折)。奏折內稱“欲征服中國，必先征服滿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國”，充分暴露了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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