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大學生形勢與政策論文1500字(2)
2017年大學生形勢與政策論文1500字篇4
摘要：“一帶一路”是黨中央總攬全局做出的重大決策，共建“一帶一路”愿景與行動文件正式發布，獲得60多個國家和國際組織的支持響應。宣講“一帶一路”建設取得的重要進展和路線圖。“一帶一路”的立體布局日趨清晰，同沿線國家發展規劃的對接不斷取得進展，特別是我國分別同俄羅斯、歐洲簽署了發展規劃對接的聯合聲明，使“一帶一路”倡議在這兩個方向上取得了重大進展。“一帶一路”也作為中國首倡、高層推動的國家戰略，對我國現代化建設和屹立于世界的領導地位具有深遠的戰略意義。“一帶一路”戰略構想的提出，契合沿線國家的共同需求，為沿線國家優勢互補、開放發展開啟了新的機遇之窗，是國際合作的新平臺。“一帶一路”戰略在平等的文化認同框架下談合作，是國家的戰略性決策，體現的是和平、交流、理解、包容、合作、共贏的精神。作為歷史上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點，福建自貿區應抓住機遇，進一步深化與東盟在各個層面的經濟合作。
關鍵詞：“一帶一路”;建設重點。
正文：一、“一帶一路”概念由來
2013年9月7日，主席訪問哈薩克斯坦時首次提出了共同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的戰略倡議;同年10月，主席在印度尼西亞國會發表演講時提出，中國愿同東盟國家發展好海洋合作伙伴關系，共同建設“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2014年3月，主席在訪問歐洲時表示，要把中歐合作和“絲綢之路經濟帶”等重大洲際合作倡議結合起來，以構建亞歐大市場為目標，加強基礎設施互聯互通。 2014年5月21日，在亞信峰會上做主旨發言時指出：中國將同各國一道，加快推進“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建設，盡早啟動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更加深入參與區域合作進程，推動亞洲發展和安全相互促進、相得益彰。在2014年11月8日舉行的加強互聯互通伙伴關系對話會上，主席強調，共同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與互聯互通相融相近、相輔相成。如果將“一帶一路”比喻為亞洲騰飛的兩只翅膀，那么互聯互通就是兩只翅膀的血脈經絡。
二、 “一帶一路”的戰略意義
“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即“一帶一路”)這一倡議順應了時代要求和各國加快發展的愿望，提供了一個包容性巨大的發展平臺，能夠把快
速發展的中國經濟同沿線國家的利益結合起來。
1、順應了中國要素流動轉型和國際產業轉移的需要。
在改革開放初期，中國經濟發展水平低下，我們亟需資本、技術和管理模式。因此，當初的對外開放主要是以引進外資、國外先進的技術和管理模式為主。有數據顯示，1979至2012年，中國共引進外商投資項目763278個，實際利用外資總額達到12761.08億美元。不可否認，這些外資企業和外國資本對于推動中國的經濟發展、技術進步和管理的現代化起到了很大作用。可以說，這是一次由發達國家主導的國際性產業大轉移。而今，盡管國內仍然需要大規模有效投資和技術改造升級，但我們已經具備了要素輸出的能力。據統計，2014年末，中國對外投資已經突破了千億美元，已經成為資本凈輸出國。“一帶一路”建設恰好順應了中國要素流動新趨勢。“一帶一路”戰略通過政策溝通、道路聯通、貿易暢通、貨幣流通、民心相通這“五通”，將中國的生產要素，尤其是優質的過剩產能輸送出去，讓沿“帶”沿“路”的發展中國家和地區共享中國發展的成果。
2、順應了中國與其他經濟合作國家結構轉變的需要
中國早期的對外開放可以說主要針對的是發達國家和地區。而今，中國的經濟面臨著全面轉型升級的重任。長期建設形成的一些產能需要出路，而目前世界上仍然有許多處于發展中的國家卻面臨著當初中國同樣的難題。因此，通過“一帶一路”建設，幫助這些國家和地區進行比如道路、橋梁、港口等基礎設施建設，幫助他們發展一些產業比如紡織服裝、家電、甚至汽車制造、鋼鐵、電力等，提高他們經濟發展的水平和生產能力，就順應了中國產業技術升級的需要。[1]
3、推動多邊合作
一帶一路戰略將是上海合作組織、歐亞經濟聯盟、中國—東盟(10+1)、中日韓自貿區等國際合作的整合升級，也是我國發揮地緣政治優勢，推進多邊跨境貿易、交流合作的重要平臺。
三、“一帶一路”戰略構想的各種機遇
1、產業創新帶來的機遇。
產業創新涉及產業轉型升級和產業轉移等帶來的紅利。隨著“一帶一路”戰略的實施，中國的一些優質過剩產業將會轉移到其他一些國家和地區。在國內，因為市場供求變化，一些過剩的產業，也許在其他國家能恰好被合理估值;在國內，因為要素成本的上升而使一些產業、產品失去了價格競爭力，也許在其他國家，較低的要素成本會使這些產業重現生機。在國內，因為產品出口一些發達國家受限而影響整個產業的發展，也許在其他國家就能繞開這些壁壘，等等。此外，由于產業轉移引致的產業
轉型升級更是機遇無限，比如技術改造、研發投入、品牌樹造等等都會給投資者帶來無限機遇。
2、金融創新帶來的機遇。
“一帶一路”戰略的實施首先需要有充足的資金流，巨量的資金需求只能通過金融創新來解決。我們已經發起設立“亞投行”和“絲路基金”，但這也只能解決部分資金問題，沿“帶”沿“路”國家和地區一定會進行各種金融創新，包括發行各種類型的證券、設立各種類型的基金和創新金融機制等等，這其間的紅利和機遇之多甚至是不可想象的。
3、區域創新帶來的機遇
“一帶一路”本質上是一個國際性區域經濟的范疇，隨著“一帶一路”戰略的實施，必將引發不同國家和地區的區域創新，這包括區域發展模式、區域產業戰略選擇、區域經濟的技術路徑、區域間的合作方式等等，這其間的每個創新都蘊涵著無限的機遇。
結語：“一帶一路”戰略的實施不僅有機遇也充滿了挑戰，需要我們有一定的風險意識，并未雨綢繆。首先，自1999年以來，中國政府就一直鼓勵企業“走出去”。最初的投資大多集中于一些全球貧窮國家的資源開采項目上。近年來，隨著國內經濟實力的不斷增強，中國對外投資首次超過了外資流入，對外投資也被引導到發展中經濟體和發達經濟體中的更為引人矚目的項目上。五六年前，中國“走出去”模式基本上圍繞著大宗商品，現在開始在一些實行競標機制的國家承建基礎設施項目。我們知道沿“帶”沿“路”的一些發展中國家還是比較愿意接受我們的投資，但由于其中一些國家政局并不是十分穩定，不同黨派之間的理念差別很大，一旦一個黨派下臺，就會改變過去的對外政策，這必將給我國在這些國家的投資帶來巨大風險。因此，我們在具體實施“一帶一路”戰略時必須對這些國家的政治格局、法律環境等進行仔細研究，在投資之前做好風險應對的預案，將投資的風險降到最低。其次，“一帶一路”戰略實施中的任何創新其實都會有潛在的風險，尤其以金融為主的虛擬經濟創新蘊含的乘數式風險，需要我們時時刻刻保持高度警覺。 最后，實施“一帶一路”戰略必須得與國內經濟狀況相適應。我們要看到，中國的產能過剩是相對的;實際上，國內在基礎設施建設方面仍有很大空間，大有可為。如果我們不顧及國內的這些實際需求而一味向國外投資和轉移產業，有可能會產生對國內投資的擠出效應和產業的“空洞化”。對此我們要提高警惕。
參考文獻:
[1] 劇錦文 經濟日報[N] 中國社會科學院 2015/4/2 第13版
[2] 王義桅 “一帶一路”機遇與挑戰[M] 人民出版社2015
[3] 馮并著 一帶一路：全球發展的中國邏輯[M] 民主法制出版社2015
2017年大學生形勢與政策論文1500字篇5
《科技創新與創新驅動》
摘要：從歷史借鑒和中外對比等視角，分析科技創新與上層建筑領域創新的關系，探討如何消除科技創新的非技術障礙，以便使上層建筑更好地適應經濟基礎，促使科學技術更好地發揮第一生產力的引領作用。
關鍵詞：科技創新;創新驅動;上層建筑
歷史證明，人類社會的發展靠創新驅動。自有人類文明史以來，往往首先由科技創新促進生產力發展，進而由生產方式、思想文化和體制機制的創新驅動，合力推動人類社會的不斷進步。
當今中國，經過改革開放30年，從科技創新到生產方式創新，都有不同程度的體現，較好地促進了生產力的發展和生產關系的適應。但在上層建筑領域，從思想文化到體制機制，卻還有許多方面禁錮束縛著創新驅動力的發揮。本文將從歷史借鑒和中外對比等視角，分析科技創新與上層建筑領域創新的關系，探討如何消除科技創新的非技術障礙，以便使上層建筑更好地適應經濟基礎，促使科學技術更好地發揮第一生產力的引領作用。
1 創新驅動的歷史借鑒
人類的文明歷史，主要從東方開始。古埃及、古巴比倫、古印度和中國都是世界文明的重要發祥地，而同為世界文明發祥地的古希臘，則更具文明創新的特征。畢達哥拉斯的數學、歐幾里得的幾何學、阿基米德的物理學、德謨克利特的原子論、赫拉克利特的辯證唯物論、蘇格拉底的哲學體系、亞里士多德的科學體系、柏拉圖的理想國、伊璧鳩魯的無神論、梭倫的政治改革和伯里克利的民主政治等等，無不對世界的科學、哲學、文化、教育、倫理和政治產生著深刻的影響。當然，這些成就并不完全是希臘人的發明，卻體現了希臘人的創新。
14世紀到16世紀，是歐洲出現資本主義萌芽并開始發展的時期。新興資產階級為了改變束縛資本主義發展的各種封建觀念和制度，在科教哲文等方面表現了許多創新理念。他們以“人文主義”為旗幟，開始了長達兩個世紀的文藝復興運動。哥白尼、伽利略、培根、但丁、薄伽丘、達・芬奇、拉斐爾、莫爾、莎士比亞等代表人物，猶如燦爛群星，照亮了歐洲中世紀黑暗的上空，從思想上動搖了封建統治的根基。
18世紀是一個啟蒙的世紀，一個繼文藝復興后第二次思想大解放的世紀。在這個世紀里，以牛頓經典力學為代表的科學發現，以瓦特蒸汽機發明應用為代表的技術創新，極大地推動了生產力發展，但同時受到封建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的嚴重障礙。面對“萬馬齊喑”的封建禁錮，不僅有伏爾泰、孟德斯鳩、盧梭、狄德羅等思想家，哥德、席勒、笛福等文學家，還有亞當・斯密、大衛・李加圖等經濟學家，邊沁等法學家、倫理學家，與廣大人民群眾一道，共同造就了人類歷史上一個不同尋常的世紀。
啟蒙運動作為人類歷史上一次重大思想解放和文化創新，促進了歐洲的生產方式和社會制度創新，激發了18世紀到19世紀歐、美、日、俄的技術革命和工業革命。使“資產階級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階級統治中，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一切世代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馬克思語)。啟蒙運動還孕育了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三大來源的代表人物黑格爾等均誕生于啟蒙運動時期。啟蒙運動也促進了美國的獨立，杰斐遜就是根據啟蒙運動的理念起草了《獨立宣言》，并激勵美國人民贏得了獨立戰爭的勝利。
人類進入20世紀，一場以愛因斯坦相對論、量子力學理論創新推動的原子能、無線電、電子信息、航天航空以及新材料、生物工程等方面的科技革命席卷全球。特別是20世紀中后期計算機網絡技術的發明和應用普及，更是對人們的生產方式、生活方式乃至思維方式等都產生著革命性的變革。由此產生的多元文化和多種經濟成份的融合，正以浩蕩之勢，促進著人們思想觀念和社會制度及組織結構的不斷創新。
2 非技術創新驅動的中外對比
中國的科學技術在15世紀前曾處于世界先進水平。四大發明(活印、火藥、指南、造紙)、五大技術(瓷器、紡織、造船、建筑、水利)都產生過世界性影響。然而當文藝復興、啟蒙運動、技術革命、工業革命推動歐洲和美、日、俄等國家快速發展時，我們卻一次次錯過了發展機遇。究其原因，主要是中國創新驅動的非技術因素嚴重束縛了科技創新能力，阻礙了生產力的發展。
2.1 思想文化的歷史對比
中國是人類燦爛文化的發源地之一。特別在春秋戰國時的百家爭鳴，出現了空前的思想活躍，形成了一批影響后世2000多年的獨創思想和優秀文化。但自秦漢開始，統治階級出于封建統治需要，先是“焚書坑儒”，繼而“廢除百家、獨尊儒術”，將“三綱五常”的封建教義加以固化，在“萬口一辭，不可破也，千年一律，不可知也”的思想禁錮下，民眾中逐步形成唯書唯上、墨守成規的保守風氣。“槍打出頭鳥，出頭椽先爛”、“木秀于林，風必摧之”的觀念嚴重束縛著人們的創新熱情。相比之下，歐洲國家雖然也有上千年的“中世紀黑暗”，但經過文藝復興、啟蒙運動等數次思想解放的洗禮，培育了深厚的創新文化。崇尚科學、追求真理、勇于創新、寬容失敗的理念得到了較為廣泛的認同。當然，歐洲國家科學精神與創新文化的形成，也是他們許多代人奮斗犧牲的結果，正是布魯諾以生命的代價捍衛哥白尼的“日心說”，赫胥黎以“斗犬”精神宣揚達爾文的“進化論”等，“從此自然科學才開始從神學中解放出來”(恩格斯語)。
2.2 科學素質的歷史對比
中國是一個尊師重教的國家，卻又是一個國民科學素質不高的國家。據中國科協公布的2000年中國科學素養調查：中國每千人只有14人具備基本科學素養。這一比例僅為美國的1/23和歐盟國家的1/15。造成這種差異，首先是教育理念和目標的不同。中國千百年來把讀書做官作為目標，把四書八股作為教材，把朱熹的“集注”作為唯一標準，不能越雷池半步，使人們從讀書起就被扼殺了創新精神，缺失了科學知識。而歐美國家辦學以培養對社會有用人才為目標，教授內容也以自然科學、實用技術為主，人文思想也強調科學精神和創新思維，因而培養了大批創新人才。如牛津、劍橋兩所大學就培養了培根、牛頓、達爾文、雪萊、亞當・斯密等著名人物和上百名諾貝爾獎獲得者。其次是對科學普及認識重視程度的差異。在我國，雖然對科技創新已高度重視，但對科學普及的相輔相成作用認識不足。創新型國家則把科普看作科技的應有之義，如各種專業博物館為代表的科普場館在歐洲國家數不勝數，更是市民的必去、常去之處，成為這些國家重視國民科學素質培養的生動風景線。
2.3 體制機制的歷史對比
中國長期的封建統治，本身缺乏對科技創新體制機制的制度性設置和安排，相反封建的社會制度和政治體制對科技創新形成嚴重禁錮。新中國建立以后，國家高度重視科技工作，形成了較完整的獨立科研體系。但由于我國尚處在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系的轉型期，企業為主體、市場為導向的科技創新的體制機制還不完善。而在創新型發達國家，早在18世紀
就形成了有利于科技創新的體制。到19世紀，這些國家科技創新的企業主體地位、社會組織的管理功能和創新活動的市場競爭機制等，均已較為成熟完善。企業、社會組織和市場機制對科技創新起到了主導作用，政府則主要從政策導向、稅收杠桿和法律保障方面進行宏觀引導、管理和規范。因而創新成果與市場直接接軌，更有利于科技成果的產業化和商品化。
2.4 法治環境的歷史對比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開始重視科技法規的建設，先后制定了《專利法》、《科技進步法》、《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法》、《著作權法》、《科學技術普及法》等科技法律，對我國的科技進步和科技創新產生了積極促進作用。但我國的科技法規大多產生于20世紀80年代之后，對科技進步的促進作用還不夠深遠，加上我國長期的封建人治影響，有法不依、知法違法等現象仍很嚴重。而在創新型發達國家，鼓勵和規范科技活動的法律早在200多年前就形成體系，一些國家還在根本大法中鼓勵和保護科技創新，促進科技普及。如美國在1787年憲法中就規定“為促進科學和實用技藝的普及，對作家和發明家的著作和發明，在一定期限內給予專利權的保障”，從而促進了美國的各種發明創造如雨后春筍般地涌現，并極大地促進了美國生產力的發展，使之在20世紀初躍為世界頭號強國。
3 思想文化和體制機制創新的對策
綜上所述，人類社會的進步，總是科技、經濟、思想、文化、體制、機制等不斷創新而推動的。它們互相依存制約，又相互轉化促進。當社會漸進發展時，科技的創新對生產力起主要推動作用，當量變積累到質變，進人飛躍發展階段時，思想文化、體制機制的變革創新，就成為進一步解放生產力、促進社會進步的更重要方面。在我國，由于改革開放和世界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推動，生產力快速發展，集聚了足以產生部分質的飛躍的物質能量，因而也對上層建筑的制約因素提出強烈的改革要求。
就科技創新而言，新中國已建成多學科完整的科研體系，并擁有上萬億資產的科學儀器和技術裝備，擁有3300多萬專業技術人員隊伍。國家統計表明，2007年全社會研發支出達3664億元，國家財政用于科學技術的撥款達2127億元，應該說，我國的科技創新已具備了雄厚的物質基礎。但另一方面，我國規模以上企業75%沒有研發機構和研發活動。99，7%的企業沒有專利申請和自主知識產權，60%的企業沒有自己的商標;全國每年產生數萬項科技成果，其轉化和產業化率不到10%。這種不成正比的投入產出，說明制約我國科技創新的主要矛盾方面，已從物質條件的制約正逐步轉為思想文化、體制機制等非技術因素的束縛。為此，提出如下對策。
3.1 弘揚創新精神。培育創新文化
創新精神是科技創新的靈魂，創新精神說到底是科學精神，而科學精神正是馬克思主義實事求是世界觀的本質體現。創新文化是科技創新的土壤，土壤深厚成果才豐碩。但在思想文化戰線，我們面對的是2000多年封建文化的沉重積淀，封建文化殘余的影響不容小視。這就要我們以思想解放大討論為契機，深刻理解創新文化的內涵，并與我國的傳統文化進行比較分析，對其糟粕應堅決批判擯棄，對其精華應與創新文化加以有機融合，努力在思想理論、文藝創作、輿論宣傳等方面確定創新精神和創新文化的主體地位，并在各級領導中帶頭加以宣揚，使之日益深入人心，逐漸蔚然成風。
3.2 加強科學普及，提高科學素質
縱觀世界科技發展史，科技進步總是靠科技創新和科學普及兩輪驅動的。科技創新改變了人類社會的哪個方面，科學普及也會跟蹤到那個方面。胡錦濤曾指出“科技創新和科學普及是科技工作的兩個重要方面”。但目前，相對科技創新而言，科普工作無論從領導重視程度、科普投入力度，還是人員隊伍和設施建設，都明顯是一條短腿。如財政投入，中央財政2006年對科普的投入還不到對科技投入的百分之一。科普工作是提高全民科學素質的重要方面，要逐步消除國民科學素質較低對科技創新的基礎性制約，實現到2020年建成創新型國家的目標，就要對科普工作高度重視，特別是各級領導的高度重視，能真正如中央領導所要求的“像抓發展那樣抓科普，以抓科普來抓發展”，全民科學素質才會在較短時期內有較大提高，中國的科學發展才有最為重要的堅實基礎。
3.3 明確創新主體。加快制度創新
體制機制的改革與創新，在現階段，是進一步促進科技創新、解放生產力的關鍵。體制機制問題，首先要有利于促進企業成為科技創新的主體，通過體制機制的制度性安排，引導創新資源向企業集驟：其次，要通過體制機制的創新，建立起以市場為導向的產學研創新體系和市場激勵機制;三是使創新人才包括創新型企業家的形成機制更適應經濟社會發展和市場經濟的規律。體制機制的創新，既要促進生產關系對生產力的進一步適應，更要改革上層建筑中行政管理體制甚至政治體制中對經濟基礎的不適應部分，使相關的機構設置、管理職能、運作程序等更有利于科技創新的需要。
3.4 完善法制體系，營造法治環境
完善的法制體系是科技創新的根本保障。針對目前科技創新的法制體系不完善、不夠剛性及國民的法治意識淡漠等狀況，一方面要進一步修訂和補充相關法規，并注意在立法中堅持與時俱進、科學合理、公平公正，防止部門利益法律化;在地方立法中要根據實際，使必須條款盡可能具剛性，使各方都有切實可依的法律準繩。另一方面，要大力開展科技創新法規的普及教育，使相關法規深入人心，從而切實增強法治意識。形成良好的法治環境。
創新是人類社會發展的根本動力，創新驅動又是一項龐大的系統工程，不僅應系統推進，更要根據發展的不同階段，抓住主要矛盾。現階段，一方面，要下大力氣繼續抓好科技創新;一方面，要把更大的力量用于實現思想文化創新和體制機制創新，才能取得創新型國家建設的新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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