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中國經濟形勢與政策
2017年中國經濟形勢與政策
從金融危機開始至今,國際國內經濟形勢依然不容樂觀。小編給大家整理了關于2017年中國經濟形勢與政策，希望你們喜歡!
2017年中國經濟形勢與政策論文篇1
是“主動減速”還是“被動調整”?
今年博鰲亞洲論壇上，許多嘉賓對近期中國經濟運行出現的新情況、新特點表達了關切。
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今年頭兩個月，全國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同比實際增長11.4%，比去年12月份回落1.4個百分點;固定資產投資增速較去年全年回落2.3個百分點;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名義增長速度創12個月以來新低。
‚在全球經濟問題迭出的背景下，中國經濟不可能獨善其身。‛參加論壇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菲爾普斯說，由于歐債危機持續、美國經濟乏力，加之印度、巴西等新興經濟體開始走緩，中國調低經濟增長預期被認為是大勢所趨。
菲爾普斯解釋說，中國經濟減速，‚主要原因是房地產價格的下滑、基建投資速度放緩，并且出口很可能出現一個較大幅度的下降。‛他舉例說，‚出口下降是被動的。更多與會嘉賓則認為，中國政府下調增長預期目標，‚主動調整‛成分更多。正如美銀美林大中華區經濟分析師陸挺所說，這是‚主動減速‛，目的是為了實現‚軟著陸‛。
陸挺表示，多年來高達兩位數的快速增長，引發內需和外需等多種失衡，中國政府必須通過適當放慢速度矯正這些失衡。
中國經濟主動減速，向外界傳遞出經濟增長更重視質量的‘積極信號’。‛與會的亞洲開發銀行副行長史蒂芬〃格羅夫表示。
主動降速有利于穩政策、穩增長、穩物價和穩大局。‛全國人大、民建中央副主席辜勝阻說，有了‚四穩‛基礎，就可以為‚加快轉型、深化改革、改善民生‛預留更多空間。
現在中國政府預設的經濟增長目標是指導性的，不是指令性的。從以往經驗看，在多方博弈下，中國經濟實際增長率都會超過政府的預期目標。
減速之后，近千萬“就業增量”如何消化?
主動減速‛表明中國愿意為經濟轉型承受一定代價。那么，如何應對減速過程中凸顯的就業難等矛盾?
我們不再盼望看到兩位數的增長，但很多問題需要在發展和增長過程中解決。‛樊綱說。按照政府預期目標，2012年中國城鎮預計新增就業900萬人以上，城鎮登記失業率要控制在4.6%以內，經濟減速后就業壓力不可小視。
對此，樊綱說，中國有8億勞動力，其中30%至35%依賴農業生產，還會有大量勞動力不斷遷移到城市，需要通過經濟增長解決就業的結構性問題。
‚沒有質量和效益的高速度不可取，但過低速度更不可取。‛春華資本董事長胡祖六認為，‚中國經濟至少要在未來25年保持較高速度增長，否則難以消化城鎮化過程中的矛盾。‛
一些嘉賓認為，具體到行業，受‚減速‛影響的情況將有所不同。廣州汽車集團公司負責人表示，汽車生產行業自然形成的增長慣性依然存在，2012年中國汽車業的增速預計會高于7.5%。
雖然注意到中國經濟增長出現減緩跡象，但與會嘉賓大多仍對中國經濟基本面和長期走勢持樂觀看法，認為‚不必夸大減速期面臨的問題‛。
‚從長期看，中國巨大的消費市場能夠支撐未來10年以上8%左右的增長。‛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遲福林說，‚經濟結構調整和經濟增長，不是‘二選一’的命題，關鍵是通過持續改革破解體制障礙，釋放發展潛力，尋求公平可持續發展的新路徑。‛ 對此，菲爾普斯也認為，如果平衡好增長和轉型的關系，中國具備從內部實現自主創新的潛力，從而創造出內在發展動力，持續產生足夠多的就業機會。
如何避免陷入“既減速又難轉型”的困境?
讓經濟增長不再‚緊繃‛，目的是為轉型發展‚騰出‛空間，但怎樣改革才能‚填補‛上這個空間，從而避免經濟硬著陸、陷入‚兩難‛境地?
國務院副在博鰲亞洲論壇2012年年會開幕式上表示，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是轉方式的主攻方向，擴大內需是結構調整的首要任務。
‚當前我國已經進入推進新一輪改革的戰略機遇期。‛遲福林說，應抓住外需減少的契機，加大改革力度，增加政府用于教育、醫療、住房和社保等領域的支出，力促經濟主要靠內生動力均衡發展。 副在論壇上強調，我們將深化財稅、金融、價格、收入分配、企業等方面改革，努力在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實現新突破。 ‚清除長期積累的體制機制弊端，難度不言而喻。‛遲福林認為，下一步改革的關鍵是沖破既得利益群體的改革阻力。
轉型發展需要注入新活力。‛中華民營企業聯合會會長保育鈞表示，必須進一步釋放民間投資的積極性，尤其應加快國企和金融領域的改革步伐。國務院近期強調逐步打破壟斷，提出鐵路、金融、航空、電信等行業逐步對民營企業開放。‚這顯示了政府深化改革的決心。‛
經濟轉型需要政府推動，但主要還靠市場機制解決。‛與會嘉賓普遍認為，‚如果改革到位，解決好收入分配、社會保障、城鎮化等制約消費的制度安排，中國就能跨越‘拉美陷阱’，成功實現發展方式的轉變。
2017年中國經濟形勢與政策論文篇2
第一，在經濟增長趨勢方面，由于供給和需求因素都發生了重大變化，有的因素還會影響長遠，經濟運行依然處在緩中求穩、繼續探底的過程之中。
從供給側看，所謂“劉易斯拐點”到來，人口紅利開始遞減，勞工成本迅速上升，城鎮新增勞動力以高校畢業生為主，傳統產業發展受限，適應勞動力供給變化的就業崗位提供、技術路徑選擇還需要一個過程;城鄉要素平等交換理念的形成及政策措施的部分落地，廉價土地供應機會不再;人口老齡化進程加快，居民儲蓄率下降，資本積累及投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減弱;長期粗放增長所造成的生態環境成本加快凸顯并亟須內部化;低成本優勢成為過往與市場供過于求、價格低迷及杠桿高企同步出現。
從需求因素看，以房地產供求關系變化為標志的所謂“長周期拐點”開始顯現，除一、二線城市較多地依賴杠桿膨脹、投資需求支撐外，三、四線城市的房地產業幾成過剩產能。產業鏈中的下游產業市場需求變化，制約了上游產業尤其是能源原材料和基礎設施的投資空間。收入與需求結構的變化致使傳統制造業總量過剩與結構性短缺并存。金融危機后的國際市場低迷不振，對外向度較高的中國經濟形成巨大壓力。
第二，在體制改革方面，當前甚至較長一個時期，其最主要的特點是在經濟下行壓力下或景氣追求過程中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首先應該清楚，曾經創造我國“經濟奇跡”的體制遺產潛力基本釋放完畢。包括當初數量巨大、相對廉價的產業工人或產業后備軍;通過土地征用制度廉價地獲得基礎設施建設、工商業發展及其他城市建設用地，以及土地用途改變而溢價巨大的財政收入或建設資本;政府對礦藏資源、金融資源、環境資源等幾乎所有供給側生產要素的集中控制以及價格或成本抑制;加上普遍低收入水平及短缺經濟狀態所蘊含的巨大市場需求和經濟增長空間，以及打破長期封閉狀態后的經濟開放、尤其是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后迅速增加的外部需求和日益拓展的市場邊界所產生的巨大開放紅利。在其他轉軌制國家及新興市場經濟體中，或由于追求“政治正確”、迅速而徹底地掃蕩公有制、重新回到生產要素細小私有制的市場經濟原始起點上，或本來就長期受到生產資料私有制對社會化大生產及產業結構變動的束縛，使得這些國家生產要素市場配置成本居高不下，利益格局洗牌艱難，經濟增長表現平平。曾經的制度遺產潛力充分釋放之后，今后的中國，幾乎要在同等的市場條件下，一方面與生產成本相對低廉的發展中國家競爭，一方面與科技優勢更為明顯的發達國家競爭。傳統的低成本因素不再，結構性矛盾長期積累，今后競爭成功與否，關鍵取決于能否通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釋放出新的制度紅利、形成新的市場競爭能力。
另外，兼顧經濟景氣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無論對政府還是對社會來說，都是一個容易顧此失彼的高難度選項。對于市場成熟型國家的供給主義政策而言，或許主要集中在包括所謂“拉菲曲線”即邊際稅率邏輯在內的稅負減輕政策、或以“里根經濟學”為代表;包括國有企業私有化在內的管制放松政策、可以以“撒切爾主義”為代表;以及西方國家每逢經濟周期、經常予以使用的以增加就業和收入彈性為標志的福利約束政策等。對我國的適用性，至少包括調整稅費結構與綜合稅負水平，推進國有經濟戰略性調整，開放壟斷領域與公共服務領域，以及增加國有企業的就業、收入與福利彈性等。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對體制轉軌型國家來說，可能是任重道遠的從微觀機制到宏觀體制的結構性重構和市場體制完善。并且還會受到政府需求管理政策的擾動。如經濟景氣追求可能延緩、拒斥結構性調整，甚至加深資源錯配和結構性矛盾;短期需求目標扭曲長期制度安排乃至阻礙必要的制度供給等。外部市場的沖擊與挑戰如近期出現的“特朗普新政”，也可能會在某種層面或一定時期內影響國內改革和發展政策等。
第三，在宏觀政策方面，總體上達到了預期目的，對穩增長發揮了積極作用，但也開始觸及需求管理政策的風險邊界。
從“宏觀政策要穩”的角度，審視2016年、進而影響2017年的宏觀政策，其風險因素的具體表現是：財政政策方面，政府債務水平或赤字率已經達到甚至超過國際警戒線;貨幣政策受到“資金荒”、“資產荒”的交互掣肘，流動性陷阱及杠桿率潛在上限露出端倪;投資政策以高倍杠桿刺激建設周期長、資金需求量大、經濟效益相對較低的基礎設施建設或公共事業投資，可能會誘發新的產能過剩、抑制未來需求以及產生政府投資擠出效應;轉型期的結構性問題開始影響到需求管理政策的有效程度，如流動性上的脫實向虛問題;長期積累的收入分配、城鄉地區差距等體制性矛盾明顯地扭曲需求管理政策的市場表達，消費需求頹勢顯露與結構性短缺并存，新型城鎮化過程遲緩、部分地區發展失速;開放經濟條件下國際金融市場開始以資本加速外流、匯率加劇波動等方式，強制性地暴露出我國長期存在的內外部經濟結構失衡、資產錯配、資本收益軋差以及市場疑慮等背后的深層次體制性矛盾。
第四，在漸趨復雜的外部挑戰中推進兼顧經濟景氣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必須統籌國際國內兩個大局，加快鍛造戰略性洞察、制度性前瞻、利益性取舍、結構性重建、政策面靈敏、操作上嫻熟等方面的應對能力。
從國內政策看，2017年乃至今后一個時期，除繼續推進“三去一降一補”政策外，在宏觀政策上還需要一些兼顧近期和長遠的前瞻性考慮。一是明確界定政府債務率上限的積極有效的財政政策，并對正在推進中的以及擬將出臺的財稅改革政策的城鄉、地區效應和逆向調節風險做出預判和應對;二是實施幣值穩定優先、兼顧增長需求的穩健中性的貨幣政策，綜合考慮逆周期調節需要、綜合杠桿率水平、海外資產收益、金融資本國際競爭力、國際收支狀況和金融監管能力等，相機地實施貨幣供應政策和漸進推行資本賬戶開放政策;三是實施杠桿去化而不是推高杠桿的投資政策，以資產證券化尤其是實體經濟資產證券化、PPP模式，以及壟斷環節改革、服務業市場開放，對沖企業和各級政府長期高企的杠桿率;四是推進科研效率提高、科技成果轉化、新舊動能轉換的新型科技與產業政策，以體制創新緩解科技研發領域投入產出不對稱、技術供給稀缺與科研成果閑置浪費并存等問題;五是強化促進平衡發展、釋放增長潛能的城鄉、地區政策，緩解城鄉間、地區間重大結構失衡甚至馬太效應。
在國際政策方面，針對西方國家將經濟自由主義和貿易保護主義的實用主義地交替使用，2017年登上臺面的“特朗普新政”可能拾起的保守主義大棒，我國首先是做好自己的事情自不待言，但也可以批判性地利用西方政要及政府叫嚷多年的所謂“競爭中立”原則，對內加快深化國有企業改革、強化知識產權保護、改善勞工就業條件、保護自然生態環境，對外提出“政府規制中立”要求，或者將“競爭中立”與“規制中立”結合起來，明確提出“市場中立”原則，占據國際經貿關系的道義制高點，進而高高舉起貿易自由化、經濟全球化的大旗，通過雙邊、多邊談判，大力推進投資貿易便利化和自貿區建設，盡可能地拓展我國貿易和投資的外部市場空間。
其次，把“一帶一路”戰略提高到培育中國新海權、新陸權的戰略布局層面，抓住重點著力推進。具有海權覺醒意義的“海上絲綢之路”，與海權意識及傳統深厚、霸權實力雄厚的美國特朗普政府，不免發生利益交叉甚至沖突，要堅持原則性與靈活性的統一，既小忍不亂大謀，又堅定地維護核心利益，加快海洋戰略布局。“絲綢之路經濟帶”，要以“高鐵革命”為物質基礎，復興陸權意識，開辟新的陸上商路，打通關鍵戰略通道。除繼續優化中歐鐵路交通關系外，要重點加強與我既有共同利益、又有共同對手的“巴鐵”戰略合作，充分考慮巴方利益訴求和民族宗教特點，加快中巴鐵路、公路網絡建設，打造中巴經濟走廊，以中巴鐵路和瓜德爾港為支點，建立我國西部陸路通道和出海口，成為“一帶一路”的戰略交匯點。境內則是將西部開發與向西開放結合起來，加快與西部陸路通道和出海口相關聯的路網、管網、線網以及水利渠網建設。
此外，針對某些大國的政策偏好，我國除加強戰略武備的研發外，也可以考慮利用基礎較好的制造業體系及充裕甚至過剩的產能，適當加強常規大器生產、進而拉動內需增長，從另一個側面貫徹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適當擴大社會總需求的雙重任務，實現與經濟景氣兼容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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