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于公共政策論文的精選
有關于公共政策論文的精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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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利率政策的局限性分析湯
一、問題的提出
利率政策是中央銀行進行宏觀金融調控時經常運用的有效工具之一。根據中國人 民銀行官方網站所提供的定義，利率政策是指中央銀行根據貨幣政策實施的需要，適時的運 用利率工具，對利率水平和利率結構進行調整，進而影響社會資金的供求狀況，實現貨幣政 策的既定目標。利率政策是貨幣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利率政策的效應實際上也就是貨幣政策的效應或貨幣 政策的有效性。所謂貨幣政策的有效性是指在既定的經濟制度、金融結構和金融制度下，貨 幣當局選擇特定的貨幣政策體系，通過貨幣政策工具的操作實現最終目標的程度和時滯[1]。
實踐證明，實施利率政策的效應與中央銀行宏觀調控的預期目標并不能完全保持一致，即社 會公眾的經濟行為、國民經濟運行所呈現的現實反應與中央銀行實施利率政策的既定目標在 客觀上存在著兩種可能性。利率政策效應作為一種客觀變量，它有可能是好的、積極的與正 面的;但也有可能是壞的、消極的與負面的。因此，利率政策效應一般可以劃分為正效應與負效應。所謂的正效應是指，利率政策是有效 的或者有效性比較高，即實施利率政策能夠對社會公眾經濟行為與國民經濟運行產生實際作 用，進而基本實現中央銀行宏觀調控的預期目標。所謂的負效應是指，利率政策的有效性比 較低或者是無效的，即利率政策實施并不能改變社會公眾的經濟行為與國民經濟實際運行的 軌跡，進而無法達到中央銀行宏觀調控的預期目標，實際結果甚至完全與宏觀調控預期目標 相背離。利率政策效應的這種客觀性質，通過分析我國在1994-2004年期間的利率政策實 施情況能夠得到實證。
從理論與實踐來看，中央銀行對利率水平和利率結構的調整與同期的通貨膨脹率的變動直接 相關。這種相關性可以在圖1中得到直觀的證明。為了進一步說明利率政策效應所具 有的客觀性質，分析圖1中的利率水平調整趨勢，中國人民銀行對存款類銀行機構基準 利率的調整基本上可以劃分為以下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為1994-1995年期間。在該階段，我國宏觀調控的主要目標是克服經濟增長過熱 與抑制嚴重的通貨膨脹。中國人民銀行采取上調并保持高利率水平的利率政策予以配合。隨 著通貨膨脹得到有效抑制與國民經濟運行實現“軟著陸”，我國的利率政策實施呈現出正效 應。
第二階段為1996-2002年期間。在該階段，我國宏觀調控的主要目標是拉動內部需求、鼓 勵居民消費與克服通貨緊縮。中國人民銀行采取連續下調并保持低利率水平的利率政策予以 配合。不過，我國的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增長率與社會消費增長率并沒有進入合理的變動區間 ，而且同期的居民儲蓄存款余額卻接近了9萬億元。事實表明，我國的利率政策實施呈現出 零效應或者負效應。
第三階段為2003-2004年期間。在該階段，我國宏觀調控的主要目標是保持國民經濟持續 健康發展與防止通貨膨脹。中國人民銀行采取適時上調利率水平、適當拉開存貸款的利差與 規定利率浮動區間的利率政策予以配合。但是，國民經濟結構性過熱的存在與通貨膨脹壓力 不斷增加的事實表明，我國的利率政策實施呈現出零效應。
在不同的條件下，為什么我國利率政策的制定與實施會呈現出正效應、零效應與負效 應呢? 眾所周知，利率政策的制定與實施能否產生預期效果，客觀上取決于眾多制約因素。例如 制定的政策目標是否準確、政策工具的選擇是否合適、采取政策措施的時機是否恰當、各 種宏觀經濟政策是否協調、各經濟主體是否具備應有的金融意識與政策執行過程是否存在偏 差等等。然而，更為關鍵的是因為利率政策本身在客觀上具有局限性。
二、利率政策局限性分析
所謂利率政策的局限性可以這樣定義：在利率政策制定、實施與產生效應的過程中，由于各 種制約因素的影響，客觀上會使利率政策的有效性產生不同程度的降低，從而導致實施利率 政策的預期目標與執行利率政策后的實際效果產生一定的偏差。利率政策局限性是客觀存在 的經濟現象，值得注意的是，任何一種利率政策都有局限性，所不同的在于利率政策局限性 的大小而已。制約利率政策有效性的基本因素包括政策時滯、政策傳導機制與中央銀行宏 觀調控能力。
(一)政策時滯的長短制約利率政策有效性
政策時滯的內涵是利率政策從制定到實施再到實際產生作用所必需的時間間隔，它一般可以 劃分為內在時滯和外在時滯。內在時滯包括認識時滯和決策時滯，一般是指作為貨幣政策操 作主體的中央銀行從制定政策到采取行動所需要的時間;外在時滯包括操作時滯和市場時滯 ，一般是指中央銀行采取行動到這一政策對經濟過程發生作用所耗費的時間。
政策內在時滯存在的原因是，中央銀行在客觀上需要時間收集信息、分析判斷形勢、決策與 制定政策措施。內在時滯的長短取決于中央銀行的分析判斷能力、采取行動的決心與制定政 策措施的效率。政策外在時滯存在的原因是，中央銀行的間接調控在客觀上需要通過傳導機 制和操作變量來產生效果。外在時滯的長短取決于中央銀行操作力度的強弱以及社會各階層 現實反應的彈性變化。
利率政策有效性受政策時滯的制約是客觀存在的。運用中央銀行反應函數建立模型進行回歸 分析可以得出：我國的利率調整屬于典型的滯后調整，認識時滯和決策時滯大約為6-10個 月[2]。就是在具備全面的監測體系、完善的決策系統、科學的傳 導機制與靈敏 的操作變量的條件下，利率政策實施前后的宏觀經濟形勢也必然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產生客 觀的變化。市場的變化，在客觀上會使利率政策的有效性產生不同程度的降低。因此在正常 的條件下，利率政策的制定與實施都必須具備一定的前瞻性。問題是政策時滯的長短不僅難 以測算，而且它的變化極具不穩定性。
由此可以看出，如果政策時滯的變化在合理的范圍內，雖然利率政策的有效性會不同程度的 降低，但仍然屬于正效應范疇。如果政策時滯的變化超出了合理的范圍，利率政策的零效應 或者負效應則不可避免。在這種情況下，宏觀經濟形勢必然會趨于惡化，而利率政策實施的 實際結果甚至完全與宏觀調控預期目標相背離。同時，由于社會經濟問題的進一步復雜化， 還會造成中央銀行在是否需要采取新的政策措施方面，難以做出果斷與科學的決策。
(二)政策傳導機制的靈敏度制約利率政策有效性
所謂政策傳導機制是指，國民經濟運行中貨幣信用活動參與者之間的有機聯系、相互作用過 程與基本因果關系的總和。中央銀行的宏觀調控以間接調控為主。因此，政策措施的實施必 須經過各個經濟主體與各種經濟變量的傳導才能產生客觀效果。一般認為，我國目前的利率 政策傳導機制是：中央銀行制定與實施利率政策→造成貨幣供應量及其結構變動→引起金融 市場供求關系改變→導致金融資產價格(利率)變化→間接調整社會投資與消費的總量與結 構→間接影響國民經濟運行。
政策傳導機制對利率政策有效性的制約在于它的靈敏度。如果政策傳導機制相對健全并保持 比較高的靈敏度，中央銀行的宏觀調控會產生正效應;如果政策傳導機制的靈敏度比較低或 者政策傳導在某個環節上出現問題，中央銀行的宏觀調控會產生零效應或者負效應。這種制 約，通過分析我國在1994-2004年期間的居民儲蓄和消費的情況(表1)與全社會固定資產 投資情況(表2)可以得到實證。邵國華(2005)認為，我國的信貸傳導機制還存在很多缺 陷，還很難證明利率能夠對消費、投資和國際收支，特別是進出口活動產生符合政策意圖的 調節作用[3]。
分析表1的數據可以得出，居民的儲蓄和消費對于利率的變動缺乏應有的敏感度，因為制 約或者影響居民儲蓄和消費的因素很多。常見的主要因素包括居民收入水平、市場利率變動 、社會保障制度變革、民族傳統習慣等。在不同條件下，這些因素對于居民儲蓄和消費的影 響是不同的。如果居民對未來收入的預期存在不確定性或者選擇預防性儲蓄為主要目的，他 們對于利率的變動就必然缺乏應有的敏感度，從而導致利率政策有效性的下降。
分析表2的數據可以得出，各種所有制形態的企業對于利率的變動都缺乏應有的敏感度 。因為影響企業固定資產投資的主要因素還包括國民經濟增長預期、自有資金充足度、直接 融資方式與間接融資方式的均衡情況等。如果在經濟運行“過熱”或者“過冷”、企業融資 渠道不平等、企業趨向于直接融資方式等條件下，銀行貸款對于企業投資的約束力就會大幅 度下降，從而必然導致利率政策有效性的下降。
(三)中央銀行宏觀調控能力的有限性制約利率政策的有效性
在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中央銀行的宏觀調控在客觀上要求以間接調控方式為主。因此，中 央銀行能夠直接控制的貨幣信用量是十分有限的，即中央銀行對各層次的貨幣信用量的調控 能力在客觀上是逐級降低的。分析曹龍騏(1993)建立的“中國信用塔”，從我國金融市場目前的情況來看，中國人民銀 行能夠直接控制的貨幣信用量只有基礎貨幣[4]。對于商業銀行信用，中國人民銀 行只能通過影 響貨幣乘數的變化來間接控制。而對于包括商業信用與民間信用在內的其他層次的貨幣信用 量，中國人民銀行僅僅能夠產生間接影響，基本上達不到控制的層面。
在中央銀行宏觀調控能力逐級降低的過程中，對于商業銀行所提供的貨幣信用量的間接控制 是制約利率政策有效性的關鍵。因為，商業銀行提供了全社會絕大部分的貨幣信用量。如果 基準利率的調整與貸款增長率的變動發生背離，利率政策產生正效應的可能性就會大大降低 。這種客觀經濟現象可以在圖2中得到直觀的證明。
三、提高利率政策有效性的基本思路
利率政策局限性是客觀存在的經濟現象。因此，中央銀行進行宏觀金融調控時，既不能盲目 的擴大利率政策的效用，也不能忽略利率政策的局限性。應該重視利率政策局限性的分析與 研究，否則便不可能實現中央銀行宏觀調控的預期目標。必須強調的是，正確分析與認識利 率政策局限性的目的，在于提高利率政策有效性。怎樣才能做到這一點呢?既然基本的制約 因素包括政策時滯、政策傳導機制與中央銀行宏觀調控能力，那么正確處理好這些制約因素 便是提高利率政策有效性的基本思路。
(一) 努力提高把握政策時滯的能力
雖然變化不穩定的政策時滯的長短難以測算，但人們對此也不是完全無能為力的。我們可以 將內在時滯分解為認識時滯和決策時滯，而將外在時滯分解為操作時滯和市場時滯。對于認 識時滯而言，只要建立了完善的信息處理系統、全面的經濟監測體系與靈敏的金融預警機制 ，中央銀行完全可以大幅度的縮短正確認識市場運行態勢所必需的時間間隔。對于決策時滯 而言，只要建立了科學的決策系統并保持高效率的行政機制，中央銀行縮短制定、審批與發 布政策措施的時間是完全有可能的。
制約外在時滯長短的關鍵因素是市場運行態勢的變化與社會公眾經濟行為的改變。中央銀行 完全可以通過改善利率政策傳導機制、加強各種政策工具的綜合操作力度與迫使相關經濟變 量變動來縮短市場的操作時滯。對于市場時滯而言，中央銀行應該努力的將事前預防、事中 控制與事后調整有機的結合起來。只要有效的壓縮了社會各階層現實反應的彈性空間，市場 時滯的縮短是完全有可能的。
(二)不斷加快我國的利率市場化進程
發達國家運用利率政策的經驗表明，決定利率政策有效性的關鍵制約因素在于靈敏的政策傳 導機制，而政策傳導機制靈敏度的高低則取決于利率的市場化程度。目前我國仍然處于經濟 轉軌時期，在利率政策充分發揮作用的基本條件尚不能完全具備的條件下，只有大力培育完 善的市場經濟體系，不斷加快我國的利率市場化進程，才能提高實施利率政策的有效性。針對居民的儲蓄和消費對利率變動缺乏應有的敏感度，我國應該建立與完善以醫療、養老 和失業為基本內容的并且能夠覆蓋全社會的社會保障體系與社會救助體系，同時我國還應該 大力發展消費信用。因為只有減少了其他因素對于居民儲蓄和消費的制約作用，才能夠增強 市場利率對于居民儲蓄和消費的彈性制約。
造成企業對于利率的變動缺乏應有敏感度的根本原因在于：各種所有制形態企業的融資渠道 不平等與銀行貸款對于企業投資的約束力下降。因此，我國應該加快建立與完善現代企業制 度、大力改革與完善社會投融資體制、積極采用按照市場供求變化為核心的利率市場定價機 制。因為只有增強了投資利率的彈性作用，基準利率的調整才能提高對于企業投資的約束力 。
(三)綜合運用各種政策工具
中央銀行的宏觀調控能力有限并且逐級降低，但充分和有效的使用或者發揮這種有限的能力 仍然能夠實現宏觀調控的預期目標。關鍵在于中央銀行對于基礎貨幣的直接控制與運用。基 礎貨幣一般可以劃分為增量和存量。對于增量(現金發行)，中央銀行可以通過科學的制定 貨幣發行計劃與適時的調整現金投放量等措施，實現保持社會貨幣供求關系均衡的目標。對 于存量，中央銀行可以利用基礎貨幣存量變動與社會貨幣供求關系變化的正相關性，通過基 礎貨幣存量的增減來實現保持社會貨幣供求關系均衡的目標。
綜合運用各種政策工具是提高中央銀行宏觀調控能力的必然選擇。這里的綜合運用有兩層含 義：一是協調運用各種貨幣政策工具，二是加強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的有效配合。在各種前 提條件不充分或者不具備的情況下，單獨運用利率政策必然使其有效性下降。如果能夠同時 運用其他政策工具予以配合，情況必然會大為改觀。例如，中央銀行可以通過調整存款準備 金率來調控社會貨幣供應量，也可以通過公開市場業務操作來調控全社會貨幣信用量的結構 ，還可以利用吸收“特種存款”的方式來降低銀行的流動性，甚至可以利用財政轉移支付的 改變與稅收稅率的調整來提高基準利率調整的彈性作用等。理論與實踐都證明，在能夠綜合 運用各種政策工具的前提條件下，中央銀行宏觀調控能力必然大幅度上升。
物流產業集群的信任機制研究與政策啟示
近年來，伴隨著賣方市場轉向買方市場、福特制生產轉向后福特制、單個企業間競爭轉向企業網絡競爭、線性創新轉向非線性創新方式等諸多方面發生的變革，現代物流產業集群作為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而逐漸興起，在區域物流系統中發揮著整合物流需求、集約物流資源、提高經濟運行效率的作用。信任作為一種減少社會復雜性的機制，在物流產業集群這種社會經濟網絡的發展過程中發揮著非常重要的作用。正如Arrow(1972)[1]所指出的，每筆商業交易都包含信任要素，只要是跨時期的交易行為，企業與企業之間就要有一定的信任。企業之間信任的存在能夠有效地提高交易效率，降低交易成本，有利于減少不良的交易行為。
一、物流產業集群及信任等相關概念界定
(一)物流產業集群的內涵界定
物流園區作為現代物流業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產物，在日本、德國、韓國等物流業較為發達的國家和地區相繼出現，物流園區的蓬勃發展呈現出物流產業集群化的明顯趨勢。但是，有關物流產業集群的研究大多局限于物流園區層面，相關研究過于強調城市布局規劃的內涵和規劃用地的空間概念，往往忽視了其所具有的內在本質特征和經濟發展規律。
基于此，本文試圖從產業集聚的研究視角，結合現代物流業的經濟運行特征，準確地闡釋物流產業集群的內涵：物流產業集群是以現代物流業為主導的眾多相關企業與機構，基于引致需求、資源整合、彈性專精、專業化分工、集體學習等因素的驅動，按照專業化、規模化的原則共享物流基礎設施、組織物流活動，為物流服務需求方提供更加優質的綜合物流服務，從而獲取競爭優勢，形成以地理空間集聚為外在表現、以競爭-合作關系為本質特征的社會經濟網絡。
具體而言，物流產業集群的主要特征可以歸納為一般性特征和特殊性特征。一般性特征主要是指產業集群所具有的普遍性特征：具有明顯的空間聚集性;具有分工專業化的特征;具有較強的根植性;具有創新網絡特性。而特殊性特征主要是指物流產業集群衍生于現代物流業特性的獨特經濟特征：(1)基于物流需求的“引致需求”特性，物流產業集群形成區域產業發展依賴特征;(2)基于現代物流業“基礎設施依附”與“引致需求”的特性，物流產業集群形成區位依賴特征;(3)基于現代物流業的“第三產業”的產業屬性，物流產業集群形成需求集聚的特征;(4)基于物流產品差別化特性，物流集群形成企業間的競合關系特征。
(二)企業間信任的相關研究
信任是在個體面臨一個預期損失大于預期收益之不可預料事件時，所做的一個非理性的選擇行為(Deutsch，1958)。理性的行為主體在某種機制的作用下，面對不確定性所帶來的風險難以準確度量的情況時，會放棄追求個人效用最大化的理性選擇，做出其他的選擇，這種機制就是信任。信任機制使“理性經濟人”產生利他的動機，從而改變經濟個體之間交易的效率[2]。Thorelli(1986)、Dodgson(1993)、Boon&Holmes(1997)、Korczynski(2000)等國外學者曾對這一問題提出諸多觀點[3]-[6](參見表1)。
縱觀信任的相關研究成果[7]-[9]，本文認為企業間的信任具有如下特征：(1)相互性;(2)風險性;(3)預期性與依賴性;(4)感染性;(5)一貫性;(6)雙贏或多贏性;(7)來源多元性。
二、物流產業集群聲譽約束機制與單次交易“囚徒困境”的悖論
由于“個體理性”與“集體理性”的沖突，物流企業之間的單次交易往往會出現“囚徒困境”。究其根源，主要是因為交易雙方缺乏信任，互不相信對方有動力采取“合作”策略。但是，物流產業集群內的物流企業卻能夠在“聲譽約束機制”作用下實現單次交易的“囚徒困境”悖論，達到集體效益最大化。物流產業集群聲譽約束機制主要源于物流企業間的區位接近性，與空間散落分布相比，集群內信息傳播的速度快、成本低。任何在交易中選擇“不合作”策略的物流企業，在物流產業集群中比空間散落分布將更加容易被識別。一旦被識別所有企業對其信譽產生疑慮，不再輕易與其發生交易行為，該企業將失去諸多交易機會。因此，“聲譽約束”成為激勵物流產業集群中單次交易合作行為的有效機制。
物流產業集群內單次交易中基于聲譽約束機制建立信任關系的基礎是：交易者A相信交易者B不會對自己進行欺騙的原因在于A知道B的欺詐行為雖然可以帶來短期利益，但長期內會使它的聲譽受損，而良好的聲譽對于長期收益是至關重要的(Dasgupta，1988)[10]，聲譽受損將削弱其長期獲利能力。基于此，物流產業集群聲譽約束機制的主要表現形式如下(參見圖1)：
(一)基于交易契約的“個體性懲罰”機制
假設物流產業集群中A、B兩家企業進行單次交易。當A企業采取合作策略時，若B對A實施欺詐行為，那么B將從投機行為中獲取的利益將會高于兩者合作時的收益。對于B這樣的道德風險，A采取的最直接報復措施就是“個人懲罰機制”，其基本特征就是受害者本人對欺詐行為實施“冷酷策略”懲罰，即一旦B欺詐A，A將不再信任B，在未來不會再與B進行任何方式的合作與交易。由于這種“個人實施”機制只有在懲罰嚴厲和迅捷的前提下才能發生作用，因此這種機制通常只適用于頻繁而長期的關系[11]。對于這種單次交易行為，如果A企業對B企業的懲罰僅止于此，那么若一次性投機行為所帶來的利益足夠大，B企業還是有可能受到短期利益的驅動對A進行欺詐行為。因此，“個體性懲罰”對于物流企業間信任關系的形成雖然具有一定的激勵效果，但仍屬于信任機制的一種弱機制。
(二)基于市場選擇監督與市場競爭的集體懲罰機制
與個體性懲罰相比，基于市場選擇監督與市場競爭的集體懲罰機制對于物流產業集群內的企業行為具有更強的約束力，是單次交易“囚徒困境”悖論形成的強機制之一。
市場選擇監督機制是指A為了對B實施更加嚴格的懲罰，將會對B的欺詐行為在整個物流產業集群內進行傳播，B實施欺詐行為的事件本身成為一種信息很快在集群內傳遞，從而降低物流產業集群內企業對于B的評價。基于市場競爭的集體懲罰機制是指物流產業集群中與B提供同樣物流服務功能的其他競爭性物流企業，由于信息的透明性，他們發現B企業欺詐事件的成本很低[12]，為了獲得有利的市場地位，一旦他們發現B企業的欺詐行為，就會有很強的動力將這一信息傳播，物流需求方為了有效地規避企業交易過程中的道德風險，具有不良信用記錄的企業將會被其他處于競爭狀態的同類企業所替代。
因此，由于對的欺詐行為很有可能導致它失去與其他企業合作的機會，潛在損失巨大。由此可見，良好聲譽記錄是物流產業集群內企業的一項重要無形資產，直接影響著物流企業的獲利能力和競爭力。
(三)對由“一次性交易”引致為“重復多次交易”的期望
對未來持續的建設性伙伴關系的一種期待，也是產生信任的基礎。物流產業集群中的物流企業，源于空間區位的接近性，很可能會產生如下的理性預期：若能夠在一次性交易中，表現出充分的合作姿態;當合作方未來再有類似需求時，由于地理空間的接近使得合作方的搜尋成本很低，而且愉快的合作經驗將使其與其他競爭對手相比更具競爭力，雙方很可能再次合作。依此類推，空間接近性的存在使得交易雙方對未來持續性的合作關系充滿期待，一次性交易很可能衍生為重復多次交易。
良好的聲譽也將作為一種信號由合作方來傳播，從而為其贏得更多的市場機會，這主要是由于企業的信任是可以傳遞的：譬如有甲、乙、丙三個企業，甲曾經和乙進行交易，丙是乙的合作伙伴，但丙對甲并不了解。如果丙有機會和甲合作，那丙可以借助乙這個中間環節來搜尋甲的相關信息，當然前提是乙傳遞的信息是客觀、真實的。如果乙把甲定義為一個值得信賴的伙伴，那乙對甲的這種信任可以傳遞給丙，減少丙對各種有關潛在的合作伙伴的篩選過程[13]。因此，基于這種期望物流企業很可能在一次性博弈中選擇合作策略，建立起良好的聲譽。
(四)基于聲譽“一貫性”的物流企業聲譽自我增強機制
物流企業聲譽的自我增強機制主要源于聲譽的“一貫性”。一般意義上的信譽是指一個人誠實可靠、不欺詐，物流產業集群內物流企業的聲譽是依賴其所提供的物流服務和和群體行為反映出來，為其他企業所感知，是基于過去一貫的守信行為所形成的。物流企業通過長期的守信行為，在物流產業集群內積累良好的聲譽，就可能贏得更多的客戶，就能以更低的成本與顧客、資源供應者、資金供應者等利益相關人進行交易。
聲譽具有一貫性的典型特征，主要是指良好的聲譽需要長時間的建設，但是其消失卻是在一瞬間：物流產業集群中的某一物流企業和多家企業都有著良好的守信(合作)記錄，建立了良好的聲譽記錄;若這一物流企業在某次交易中采用了欺詐行為，即使在此之前它都是值得信任的，這一次欺詐行為將由于物流產業集群內物流企業間的空間接近性而被廣為傳播，從而大大影響以前努力建設的良好聲譽，在未來時期降低其他企業對其聲譽的評價。因此，物流產業集群內的物流企業很可能基于長遠利益的考慮，放棄一次性交易博弈中的投機行為，選擇合作策略，繼續維持長期以來建立的良好聲譽。
綜上所述，以上四種機制共同構成的“聲譽約束機制”是一種基于名譽的信任。物流產業集群中的物流企業作為理性經濟人，基于對“成本-收益”的權衡，會主動放棄一次投機行為，轉而追求由“良好的聲譽記錄”帶來的長期利益，達成物流企業個體理性與集體理性的統一，物流企業間單次交易也隨之出現“囚徒困境”悖論。
三、物流產業集群信任機制形成的博弈論分析
多次交易是物流產業集群中物流企業之間關系的基本特征之一。這主要是由于物流產業集群中物流企業間的區位接近性，物流企業在一個相對狹小的地域空間內集中，企業間信息非常透明，企業都相互了解各自的價值觀、企業實力、聲譽記錄，并且由于根植性會形成較好的情感紐帶，企業間一旦產生交易關系就很容易衍生為多次交易。多次交易意味著多次博弈的過程，包括無限多次博弈和有限多次博弈兩種情況。無限多次博弈是一種理想化的交易過程，物流企業基于對長期收益與短期收益的理性計算形成相互信任;對于有限多次博弈，在完全信息情況下不管重復交易多少次，只要是有限的，就不可能導致參與人的合作行為，而這一結果與經濟現實并不相符，針對這一問題本文將利用KMRW模型來解釋物流產業集群中企業間如何在有限多次博弈過程中建立相互信任。
(一)基于理性計算的無限次交易的信任機制
假設：(1)物流產業集群中的物流企業A、B之間具有無限多次重復性交易;(2)物流企業A、B都將使用“觸發策略”(也稱為“冷酷策略”)即從開始選擇合作，一直到一方選擇了背叛，然后永遠選擇背叛。(3)物流企業A、B之間單階段的支付矩陣如表2所示，其中d>α>b>c;(4)由于是無限次博弈，所以考慮時間貼現因子δ。
如果某一物流企業在某期采取了背叛策略，它在當期將獲得收益d，但是由于對方發現了它所采用的背叛行為，從而對其采取懲罰，從下一期開始永遠采取背叛行為，兩個物流企業只能各自獲得收益b，所以它在使用背叛策略后的總收益為：d+?丁?t=1b×δ??t=d+δ1-δb。若這個物流企業一直采取合作策略，那么另一個物流企業也將一直采取合作策略，那么它所獲得的總收益為：
基于理性計算比較上述兩種情況的收益，只要α1-δ>d+δ1-δb，也就是每個物流企業都有足夠的耐心(δ>d-αd-b)，任何短期的機會主義行為的收益都是微不足道的，物流企業都會有動力建立良好聲譽，也會有積極性懲罰對方的背叛。因此，雙方為了獲得最大化的收益，“合作，合作”就會成為每一個階段的均衡結果，物流產業集群內也會因此而形成穩固的信任關系。
(二)基于KMRW聲譽模型的有限多次交易的信任機制
無限多次交易往往是一種理想化的狀態，物流產業集群中的物流企業間的交易關系更切實際地描述應該是有限多次。在完全信息情況下，不論交易重復多少次，只要是有限多次，那么合作結果就不可能出現。按照博弈論關于信息的定義，我們認為在通過簽訂契約方式規范企業合作行為的產業集群內，集群內企業在博弈過程中信息是不完全[14]。因此，能夠證明在不完全信息條件下即使并非無限多次交易也可能導致合作行為的KMRW聲譽模型，將成為闡釋物流產業集群內有限多次交易中信任機制形成的有效理論工具。
KMRW定理通過將不完全信息引入了有限次重復博弈中，證明了參與人對其他參與人支付函數或者戰略空間的不完全信息對均衡結果有重要影響，合作行為在有限次博弈中會出現，只要博弈重復次數足夠長(沒有必要是無限的)[15]364。依據KMRW定理，在階段重復囚徒博弈中，如果每個囚徒都有p>0的概率是非理性的(即只選擇“針鋒相對”或“冷酷戰略”)，如果足夠大，那么存在一個T??0T??0階段選擇不合作(坦白);并且，非合作階段的數量(T-T??0)只與p有關而與T無關[16]371-372。
依據KMRW聲譽模型，對物流產業集群內通過有限多次交易形成信任的機理闡釋如下：每個物流企業都并不確切地知道對方是“理性”或者“非理性”。但每個物流企業都清楚地知道：如果它選擇合作策略就要冒著被其他合作伙伴出賣的風險;如果它選擇“背叛”策略，就向合作方表明自己屬于“理性局中人”，屬于非合作型的，從而失去長期合作收益。因此，若重復交易的次數雖然有限但足夠多，未來合作收益足夠大，這時物流企業都希望盡量表現出“合作”策略，樹立自己“合作”的形象，使對手相信自己是屬于合作型的，從而獲取長期交易收益。在交易剛開始就采取背叛策略對物流產業集群內的任何企業來講都并非最優選擇，因為從背叛中獲取的短期收益難以彌補長期收益的損失，只有在交易快結束的時候，物流企業才會不顧長期樹立的信譽采取背叛策略，希望能夠通過“背叛”策略獲取投機利益。由此可見，即使在有限次的重復交易中，只要對于參與人類型存在不確定性，物流產業集群中的物流企業基于長期利益的考慮，經過收益-成本權衡，也樂于表現出合作的行為，因此交易雙方之間也可以建立起值得信賴的信任關系。
四、政策啟示與建議
物流產業集群的發展是世界范圍內的一種重要經濟現象，也是我國物流產業發展的必然路徑。信任是物流產業集群形成與發展的重要機制之一，這說明物流產業集群的發展具有其自身的規律，不是依靠外力的強制，而是靠市場機制作用形成的。因此，各級政府在推動物流產業發展的過程中，應該著重通過宏觀調控與政策制定對物流產業集群的發展進行積極引導，充分發揮信任機制在物流產業集群發展中的重要作用，積極促進與激勵物流產業集群中信任機制的形成，保障物流產業集群的健康發展。基于對物流產業集群信任機制的相關理論分析，得到如下啟示與政策建議：
第一，政府應積極鼓勵在物流產業集群內建立物流業協會等中介組織，并對其給予相關的政策扶持，使其承擔如下職能：對集群內物流企業的日常信用行為進行監督，接受工商企業及普通消費者對物流供應商違約、失信行為的投訴，協助政府部門進行調查、懲處，定期公布物流企業的相關信息。通過物流業協會發揮相關職能，企業間信息傳播的速度加快、成本降低，任何采取“欺詐”行為的企業將更加容易被識別，這有助于強化集群內基于市場選擇監督與市場競爭的集體懲罰機制，從而使得物流產業集群的聲譽約束機制更加有效。
第二，政府應積極激勵在物流產業集群內建立物流企業信用評定體系，完善物流產業集群的信用機制和誠信體系。由相關中介組織(可以是物流協會完成，也可以集群外部引進其他相關機構)，負責制定物流信用標準，開展物流企業信譽記錄與評定工作，定期通過相關渠道向外界披露物流企業信用的相關信息。這為交易方獲取企業有關聲譽的歷史信息提供了便捷的途徑，物流企業基于對良好聲譽的一貫性維護以及對良好聲譽商業價值的考慮將更加傾向于采取合作行為。由此可見，物流企業信用評定體系的建立為物流產業集群聲譽約束機制提供了制度保障。
第三，通過對物流產業集群信任機制形成的博弈分析可知：無論是完全信息還是非完全信息條件下，企業對于經營以及交易的長遠預期，對于物流企業間合作行為的出現都十分重要。因此，政府應該激勵物流產業集群內的物流企業采取長遠的、戰略性的經營戰略，強化物流企業永續經營的信心，促使其基于長期利益的考慮，在交易中傾向于采取合作行為。
第四，加強對企業的誠信教育，積極倡導“誠信經營”理念，對物流企業進行信用道德宣傳、教育，幫助物流企業樹立和不斷強化以信用為核心的經營意識和企業文化氛圍，為物流產業集群信任機制的形成提供道德基礎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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