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態文明的基本經濟形態
一、引言
從人與自然的關系來看，人類社會的發展經歷了崇拜自然的原始文明、改造自然的農業文明和征服自然的工業文明三個階段，現已開始進入第四個階段——協調自然的生態文明階段(馬擁軍，2007)。按照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任何一種文明形態的形成和發展，都必然以一定的經濟形態為基礎，同時每種文明形態也都對應著特定的經濟形態，兩者相互作用，推動社會不斷進步。所謂經濟形態，是指人類社會特定歷史發展階段的經濟活動方式(席永杰、滕海鍵，2011)。迄今為止，人類經歷了對應農業文明的自給自足經濟，對應工業文明的市場經濟，那么人類孜孜以求的生態文明對應的經濟形態應該是什么?對此學術界有不同的看法。有的認為是生態經濟(毛明芳，2010)，有的認為是低碳經濟(余謀昌，2010)，有的認為是循環經濟(王娣等，2009)，有的認為是可持續發展經濟(劉湘溶，2008)，有的認為是生態市場經濟(楊文進等，2013)，有的認為是以服務業和信息產業為主的產業經濟(鄭鋒，2002)。還有的學者從人類文明螺旋式上升的角度，認為是自給自足經濟的復歸，或從馬克思對未來社會的設想角度，認為是產品經濟或計劃經濟(堅毅，1990)。與生態文明相對應的經濟形態究竟是什么?筆者贊同是循環經濟的觀點，但認為有必要對之進行更有深度和比較性的探討，以將討論引向深入。
二、循環經濟是一種經濟形態
循環經濟顧名思義應屬于經濟范疇，是一種以循環為核心特征和要素的經濟形態。但在眾多的學術文獻中，以及諸多的發展實踐中，卻比比皆是技術的身影，而難以覓見經濟的蹤跡。從綠色設計到清潔生產，從廢物處理到生態恢復，從能值分析到物質流分析，從生態足跡到環境容量，從減量化、再利用到資源化，從小循環、中循環到大循環，人們更多地看到的是物理的、工程的、生物的、生態的語言描述、邏輯分析、規劃目標和技術方案，以為循環經濟可以脫離經濟的軌道而運行。為此，有必要正本清源，對循環經濟的內涵和本質重新認識。
(一)循環經濟的內涵
關于循環經濟的內涵，有的學者從生態學角度(崔兆杰、張凱，2008)、有的從物質循環利用角度(吳季松，2006)、有的從宏觀經濟角度(馮之俊等，2008)對之釋義。筆者認為，首先須認識什么是循環?！掇o?！?1989年版)指出，循環有三種含義：一是指順著環形的軌道旋轉，比喻事物周而復始的運動;二是作為物理學名詞，指物質系統從某一狀態經過一系列變化回復到初始狀態的過程;三是作為自然辯證法的概念，指事物周而復始地發展上升運動，物質的永恒循環，形成物質世界的無限發展。
1.循環經濟首先是一種物質閉環流動型經濟。根據這一內涵要求，生產過程的技術模式要實現從“自然資源一產品一廢棄物”單向流動的線性經濟，向“自然資源一產品一再生資源”反饋式環型經濟的轉變，即在生產活動中，不斷實現一個生產活動中的廢棄物到下一個生產活動中的生產資料的過程，將廢棄物降至最低程度。
2.循環經濟是一種環境友好型經濟。循環經濟條件下的“循環”，不僅著眼于經濟系統內諸環節的資源循環利用，而且著眼于經濟系統與自然系統之間的物質循環利用和友好相處，即人類的經濟活動不能傷及、更不能危及生態的多樣性平衡。因此，人類的經濟活動對環境的影響成為考察和判別是否循環經濟的重要指標之一。
3.循環經濟是一種可持續發展型經濟。循環不是單調的周而復始，而是建立在發展的基礎之上，呈螺旋式上升。循環經濟能否實現螺旋式上升發展，取決于資源環境的投入和經濟增長的產出脫鉤程度。資源環境壓力(R)與經濟增長(E)兩者之間存在如下四種關系組合：
(1)R≥E，即隨著時間的推移，資源環境壓力增加的速度大于或等于經濟增長的速度，表明經濟不可持續。
(2)R
(4)R<0，E>0，即經濟仍在增長而資源環境壓力負增長，是可持續發展的理想境界，也是循環經濟的最高目標。
上述關于循環經濟內涵的三種解析，存在逐層遞進的關系。物質閉環流動型經濟是從經濟系統內部運行的角度對循環經濟進行刻劃;環境友好型經濟是從經濟系統外部交換的角度對循環經濟進行刻劃;可持續發展型經濟則是從動態角度對循環經濟進行刻劃。也就是說，循環經濟不僅僅在于維系資源的循環利用，也不僅僅在于維護經濟系統與環境生態的友好，而且在于維持資源環境消耗與經濟增長之間，從相對脫鉤到絕對脫鉤的變遷。有的學者或者強調了其中的一個方面，或者強調了其中的兩個方面，都是不夠準確和全面的。
(二)循環經濟的本質
關于循環經濟的本質，須首先把握一般經濟活動的本質。經濟活動的本質是促使人類有效利用和配置稀缺資源，以解決無限的人類欲望與有限的資源之間的矛盾。為此需處理好如下五對基本關系：
1.投入一產出關系。物質代謝規律告訴我們，任何活動都存在投入與產出的關系。人類的經濟活動同樣如此，需要分析和研究投入與產出的關系，即如何用有限的投入創造更多的產出，用有限的社會資源盡可能地滿足人類的欲望。
2.成本一收益關系。與其他活動的分析方法不同，經濟學在分析和研究經濟活動的投入與產出的關系時，是將投入轉化為成本、產出轉化為收益來進行的，即采用價值分析方法而非使用價值分析方法，這正是經濟學方法區別于其他學科方法之處，也是“經濟學帝國主義”的圭臬。為此，人們要以價格為計算手段，以貨幣為結算手段，將投入和產出中的各種不同度量衡尺度的資源和物品，換算成統一的公約數。
3.最小一最大關系。經濟學之所以要進行上述轉化和換算，其目的在于核算“最小”與“最大”，即在收益既定的情況下追求成本最小化，或在成本既定的情況下追求收益最大化。人們正是通過對不同資源配置方案成本與收益的權衡比較，根據“最小一最大”的原則，從中選取最優方案，實現資源最佳配置。
4.競爭一壟斷關系。經濟生活中如何實現“最小一最大”的目標?其基本路徑有兩條，一是競爭，是壟斷，在此基礎上進而衍生出多種制度安排。不同的制度安排，蘊含不同的“競爭一壟斷”結構，具有不同的激勵機制，適應不同性質的物品，對應不同的“投入一產出”，形成不同的“成本一收益”，產生不同的“最小一最大”。經濟學的重要任務之一，便是努力尋找有利于實現“最小一最大”的制度安排。
5.效率一公平關系。通過“最小一最大”而產生的剩余如何進行分配和再分配，是經濟學所關注的另一個基本的問題，其間涉及效率標準和公平標準的價值評價，以及在此基礎上的交叉融合。剩余的分配應更多地強調效率抑或更多地強調公平，會產生不同的激勵預期，直接影響再生產的“最小一最大”。
上述五對關系體現了人類經濟活動的本質，其中“最小一最大”關系居于核心地位，是核心關系。
眾所周知，循環經濟的理念產生于對工業文明的反思，出自于對“人類只有一個地球”的關注，欲解決的問題是日益稀缺有限的資源環境與人類無限欲望之間的矛盾。與一般的經濟活動一樣，開展循環經濟活動需要投入，并產生相應的產出，由此構成“投入一產出”關系，同樣地，有必要將投入轉化為成本、產出轉化為收益，以便進行各種循環技術方案的經濟比較，于是構成“成本一收益”關系;進而依據“最小一最大”的核算原則，選取最佳的方案。與一般的經濟活動相同，這種“最小一最大”的實現，有賴于對“競爭一壟斷”制度的選擇;這種“最小一最大”的剩余分配，有賴于“效率一公平”的價值取向。當然在循環經濟條件下，上述五對關系的內涵和外延將發生極大變化，但只要這五對關系客觀存在，只要在循環經濟中追求“最小一最大”，就從根本上決定了循環經濟的經濟本質。
三、循環經濟是對市場經濟的兼容
循環經濟產生于對工業文明的反思，而賴以支撐工業文明的經濟形態是市場經濟。市場經濟是人類迄今為止所尋找到的最具活力和效率的經濟制度，那么，循環經濟作為一種新型的經濟形態，它與傳統的市場經濟有何異同呢?
研究表明(楊青龍、伍世安，2013)，循環經濟與市場經濟存在諸多對立之處，如表所示。
由表可見，二者迥然各異。正因如此，不少學者認為循環經濟作為一種新的經濟形態是對市場經濟的“取代”，因為資源環境問題在市場經濟框架內無法求解，會產生“市場失靈”(羅麗艷，2004;劉建偉，2008)。
但是，任何事物在對立之中蘊含著統一，從市場經濟過渡到循環經濟并非不可逾越的障礙，市場經濟存在著向循環經濟轉化的內在基因和機制。
(一)稀缺
市場經濟以“稀缺”為前提，并將資源環境作為豐裕要素排斥其外。但當今世界資源枯竭和生態惡化的客觀現實，使資源環境日益成為新的稀缺要素，使人們對清潔的空氣、干凈的水、幽雅環境的強烈渴求已成為穩定性偏好，稀缺資源的種類已從傳統要素拓展到包括自然資本在內的廣義要素。因此，遵循并拓展市場經濟關于“稀缺”的內涵和外延，資源環境可由經濟系統的外生變量轉化為內生變量，自然資本與人造資本兼容。
(二)人性
市場經濟以“人性”的個體主義分析為出發點，并將“利己”作為人性的基本假設，而將“利他”排斥其外。但是，腦神經學和行為經濟學的研究表明，人具有利他基因(葉航等，2005;韋清、姜樹廣，2013)。人類社會作為一個相互聯系的有機整體，存在密切的分工合作和互利互惠的利益相關性。從邏輯上講，人與人之間的利益相關性越高，“利己”和“利他”的價值對等性就越強，人就會表現出越多的利他行為;價值需要的層次越高，其共享性和兼容性就越強，人在消費這些價值時，與他人之間所產生的利益相關性就越大，從而會表現出越多的利他行為;公共利益是個人利益的延伸，當個人越來越依賴公共利益時，或者說當公共利益越來越關乎個人利益時，個人就會產生越強的利他動機。遵循并拓展市場經濟關于“人性”的基本假設，隨著利益相關性的增強，人會從利己向利他轉變，從“經濟人”向“社會人”轉變，從個人理性向集體理性轉變，從微觀利益向宏觀利益轉變。
(三)利益
市場經濟以“利益”為核心，并將“利益”歸結為生產者剩余和消費者剩余，而將非經濟利益排斥其外。其實，人既追求經濟利益，也追求非經濟利益，經濟利益和非經濟利益之和構成了福利。根據價值理論，只要價值量相等，經濟利益和非經濟利益就存在替代和互補。當經濟個體達到或超越了小康需要，就會在非經濟要素上投入以獲得幸福。遵循和拓展市場經濟關于“利益”的內涵和外延，人類所追求的利益必然地從單一的物質福利向物質福利、精神福利、公共福利和生態福利四者均衡發展，即由經濟增長最大化向國民福利最大化轉化。
(四)產權
市場經濟以“產權”作為交易的前提，并將私人產權作為市場運行的微觀基礎，而將公共產權排斥其外。公共產權之所以未能進入傳統分析的視野，是因為傳統的產權分析是建立在“一物一主”的基礎之上。但是，現代產權理論認為，產權是一個權利束，包括所有權、占有權、使用權、管理權、轉讓權、收益權、排他權等子權利，既可以統一，又可以分解，從而可使“一物一主”的傳統產權形式轉變為“一權一主”的現代產權形式，使公共產權可以“私有化”或細分化并社會化，為其進入市場交易提供基礎和可能。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所作出的關于對自然生態空間進行統一確權登記，關于堅持使用資源付費和誰污染環境、誰破壞生態誰付費的原則，關于建立地區間橫向生態補償制度等決定，均體現了公共產權的這一演進趨勢。因此，遵循并拓展“產權”的分析方法，按照“一權一主”的公共產權細分化路徑，資源環境等公共物品可以在不改變其根本屬性的前提下，以某種子權利形式進入市場，實現公共物品與私人物品的兼容;宏觀的各種數量信號控制，如各種用水量、節能量、減排量、耕地保有量等，可以通過確權配額和上市交易方式，轉化為各種價格信號，實現數量信號與價格信號的兼容。
(五)交換
市場經濟以“交換”為紐帶，并以市場為平臺，以貨幣為度量，以價格為計量，追高逐低，實現對資源的均衡配置，而將國家對國民收入的再分配和對資源的恒態控制排斥其外。其實在現實社會中，經濟主體的某些經濟利益并非來自市場，而是來自政府的產業政策和激勵。政府基于調節收入和優化配置而采取的種種策略行為與激勵措施，如稅收優惠、財政補貼、政府采購、貸款貼息等，會激勵排污企業減少污染物的產生和直接排放，從而增進企業福利與社會福利(劉軍，2010)。政府的這些策略行為和激勵措施，從廣義來說也是一種交換行為，是為獲得某種物品(如消除負外部性、提供安全、保障公平等)而支付的代價，它們與市場上的價格一道，共同構成廣義的價格體系，影響和引導經濟主體的利益和行為。遵循和拓展“交換”的內涵外延，將政府手段納入廣義價格，就可以消弭外溢效應，控制資源恒態，使政府意志與個體利益兼容，整體利益與局部利益兼容，長遠利益與當前利益兼容。
生態文明的基本經濟形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