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中國高等教育畢業論文
關于中國高等教育畢業論文
高等教育公平是社會公平的重要組成,在構建和諧社會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基礎作用。中國高等教育大眾化的到來,其規模的擴大為更多的人提供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下文是學習啦小編為大家搜集整理的關于中國高等教育畢業論文的內容，歡迎大家閱讀參考!
關于中國高等教育畢業論文篇1
試談中國高等教育歷史演變
高等教育哲學，顧名思義，就是應從哲學角度認識、理解、解釋高等教育。布魯貝克在《高等教育哲學》中指出：“在20世紀，大學確立它的地位的主要途徑有兩種，即存在著兩種主要的高等教育哲學。一種哲學主要是以認識論為基礎，另一種哲學則是以政治論為基礎。”縱觀中國大學百年歷史，便正是在這兩種高等教育哲學交替助推下波浪式前進、螺旋式上升。本文試圖以兩種高等教育哲學來審視中國大學百年發展歷程，希望探索出有益于中國高等教育發展的某些哲學啟示。
一、政治論：高等教育哲學的順承
中國大學濫觴至今的歷史是百年，還是千年?盡管對中國大學起源存在很大爭議，但就現實而言，中國近代最早官辦大學應當是北洋大學堂(1895年天津中西學堂改辦)，如此算來，中國大學的歷史應該是百年，而非千年。中國近代大學從創立之初就是建立在堅實的政治論高等教育哲學觀基礎之上。歷史總是驚人的巧合，甲午戰爭失敗的這年正是北洋大學堂成立的那年。中日甲午戰爭之后，國人對不過是個蠻夷小小島國的日本開始刮目相看。中國的仁人志士為此苦苦思索日本強盛的根源，發現原來光有西方的船堅炮利、聲光化電是遠遠不夠的，還要像日本一樣學習西方制度。于是，在吸取了洋務學堂教訓的基礎上，北洋大學堂、南洋公學、京師大學堂等一批新式資本主義學堂相繼紛紛，其建立目的不只是培養“西文”、“西藝”人才，還要培養真正懂得西學、學貫中西的通才。
新式資本主義學堂廣興之時，便是清朝舊式與科舉取士制度相配套的書院教育制度淡出歷史舞臺之日。書院改制在一定程度上使中國近代大學初期發展在政策和制度上有了推行的可能，由此正式拉開了中國高等教育近代化的序幕。1905年廢科舉、興學堂可以說是一條劃時代的分界線，它標志著中國近代人才培養與選報制度的根本變革?？婆e制的廢止使學堂和學生數量的迅猛增長、對教育行政體制改革產生關鍵性影響、對清末大學教育培養目標發生了深刻變化、為留學教育掃清了障礙，在更大程度上促進了中國近代大學的發展。
二、認識論：高等教育哲學的迸發
認識論高等教育哲學觀揭示了高等教育自身發展規律中兩個最重要的元素，一是學術的自主性，即蔡元培在北大改革過程中提倡的“學術自由”;二是學術的平等性，即蔡元培在北大改革過程中提倡的“兼容并包”。
反觀1916年蔡元培掌權北大至1946年西南聯大解散這段歷史，不能不承認這段歷史是北大和西南聯大最自由的時候，但同時也是北大和西南聯大最缺乏資源的時候，更是在認識論高等教育哲學強勢迸發、反彈的張力下政治論高等教育哲學觀黯然淡出的時候。這段歷史時期北大、西南聯大之所以最自由，在于北洋軍閥忙于爭權奪利沒有太多心思去關注北大，抗日戰爭如火如荼地進行，國民政府無暇顧及西南聯大。北大自由之程度可以從其網絡眾家，連宣揚具有革命性質的、意在推翻半封建、半殖民北洋軍閥政府統治的馬克思主義學說的陳獨秀、李大釗都敢容納。1939年秋至1940年春夏之交，陳立夫以教育部部長的身份曾三度訓令西南聯大務需遵守教育部核定應設的課程，統一全國院校教材，舉行統一考試等新規定，由于此訓令的目的顯然是加強蔣政權對高等教育及高知的思想統治，聯大教務會議以致函聯大會的方式，憤然抵抗駁斥陳立夫的三度訓令，拒不執行，僅僅此例足見西南聯大學術自由程度之高。
正是在認識論高等教育哲學觀所揭示的高等教育自身發展規律兩大重要元素“學術自由”、“兼容并包”的觀念影響下，北大在蔡元培的領導下一改往日“師法墮落，學術消沉”的舊面貌，由一個官僚養成所變成了名副其實的為純粹研究學問之機關，名師薈萃，各學派、學術“萬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為保存中華民族教育精華免遭毀滅，北大、清華、南開三所著名的高等學府于1938年4月遷至昆明，組成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后，匯集了一批著名專家、學者、教授，師資充實，人才濟濟。他們在極其艱苦的條件下，堅持嚴謹的治學態度，樹立優良學風，是當時中國規模最大的著名高等學府，雖然三所名校聯合后各自獨特的經歷和各自的教學作風在沖擊、碰撞、交匯中不斷變革、更新、轉換，但三校對于認識論高等教育哲學觀所蘊含的“學術自由”、“兼容并包”的觀念卻都是始終如一地認同、奉行、維護。
三、兩種高等教育哲學的交織
正如布氏所言：“盡管對高等教育來說，以德國研究大學為榜樣的價值自由的認識論的邏輯非常具有吸引力，然而歷史看起來明顯有利于高等教育的政治論哲學。”新中國成立后，以明確的培養目標、嚴密的教學計劃和既定計劃規范下的教學活動為主要內容的專門人才培養體系，優先考慮的是為國家培養有利于社會主義改造和工業建設的急需人才。在1952年按照前蘇聯的大學模式對我國大學教育體系進行院系調整之后，我國的大學教育發展一下子再次被推上了以政治論高等教育哲學觀為主的軌道。1956年制定的《高等學校章程草案》第一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高等學校的基本任務，是適應著國家的社會主義建設的需要，培養具有一定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水平、實際工作所必需的基本知識、掌握科學和技術的最新成就和理論聯系實際的能力、并且身體健康、忠實于國家、忠實于社會主義事業和準備著隨時保衛祖國的高級專門人材。”1961年制定的《教育部直屬高等學校暫行工作條例》(草案)開頭即為：“高等學校的基本任務，是貫徹執行教育為無產階級的政治服務、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的方針，培養為社會主義建設所需要的各種專門人才。”從以上兩條不同時期的政策文件、法律法令中，我們均可以看到政治論高等教育哲學觀的影響和體現。
在注重實用主義、功利主義的政治論高等教育哲學觀的影響下，認識論高等教育哲學觀被淡化，建國后至改革開放前這一歷史時期的我國高等教育與為人們所津津樂道的中國大學史上最輝煌的建國前北大、西南聯大相比，的確是無法望其項背，何況“”期間我國高等教育還出現了一段時間停滯不前的時期。但建國后至“”這一時期我國高等教育對社會主義改造和工業建設的發展，對實現中國近代科技本土化確實做出了許多不可否認的貢獻。
改革開放，高校迎來了春天。中國高等教育的發展在突破過去三十年形成的蘇式體制同時也在向歐美高等教育發展模式靠攏，即由過分注重一元政治論高等教育哲學觀逐漸向并重二元的政治論、認識論高等教育哲學觀過渡，在過渡過程中碰到了諸多問題。這些問題集中表現在：如大學合并引發高等教育發展趨同導致我國高等教育辦學缺乏特色;大學擴招引發高等教育整體教育質量嚴重下滑和大學生社會就業壓力增大;大學城的競相涌現引發眾多高校債務劇增;過分注重學術定量指標的大學排名標準引發學術垃圾的猛增等等，這些問題中尤以大學擴招最為突出。
四、高等教育哲學對中國高等教育發展的哲學啟示
現在擺在中國高等教育面前最備受關注、同時也是最重要的問題莫過于如何滿足建設世界一流大學這一迫切的需求。究竟是應重政治論高等教育哲學觀還是應該重認識論高等教育呢?布魯貝克在總結高等教育哲學時說：“我不打算為所有的學術機構提出一種共同的哲學。我更不會相信會有一種可以通過共同捍衛其純潔性而永世可靠的、單一的、不變的、理想的大學教育‘觀念’。當今的大學和學院，為變革中的人民的多種多樣的利益服務。在這里，關鍵的哲學問題并不是尋求各種答案的共同基點，而是尋求各種問題的共同基點”。同時，他還指出：“我們確實在某些時候是從某一方面取得高等教育的合法地位，而在另一些時候是從另一方面做到這一點的”。的確，不同的哲學觀點側重于高等教育的不同功能，所以我們應該讓高等教育發揮多元化功能。哲學的多元化應該是高等教育發展的現實選擇。“哲學必定是世界頂尖大學上懸掛的一顆巨星。”中國大學要成為世界一流大學，在對待兩種高等教育哲學觀這個問題上，要摒棄非此即彼、二者擇一的價值選擇和思維方式，從高等教育哲學政治論、認識論都是為了推動高等教育向前、向上發展這一共同最終作用結果來看，二者之間并不存在根本的對立。“兩者全都要，而且都要最好的”，將“政治論”、“認識論”二者中只要有利于高等教育向前、向上發展的部分就把他們融合起來。在融合的過程中，我們應根據我國高等教育自身發展的實際，以及各個大學自身不同的發展歷史和發展背景，建立多元化發展觀。我們應該清醒地認識到，高等教育的發展既要考慮其外在的需求動力，也要考慮到其內在的發展邏輯;既要重視文化功能，又要重視社會功能;既需要精英教育，又要發展大眾化教育。
參考文獻：
[1]約翰・S・布魯貝克.高等教育哲學[M].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
[2]何炳棣.讀史閱世六十年[M].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5.
關于中國高等教育畢業論文篇2
淺談中國高等教育的核心價值
2011年10月18日，黨的十七屆六中全會一致通過了《關于深化文化體制改革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全會突出強調了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重要性，并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全局和戰略高度，提出了在國民教育等多個領域，在精神文化產品創作生產傳播各方面，全面推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建設的總體目標和任務，實現建設文化強國的宏大愿望。
要建設文化強國，教育負有不可推卸的光榮使命和責任。教育是科技進步的基礎，是人類文明的搖籃，是社會和諧的酵母，而最重要的，恰如胡錦濤在清華大學百年校慶上所說：“高等教育是優秀文化傳承的重要載體和思想文化創新的重要源泉。”文化傳承和創新離不開高質量的人才培養，這使我想起了龔定庵之《才難》和錢學森“為什么我們的學?？偸桥囵B不出杰出人才”[2]的世紀之問。有識之士憂國憂民之情躍然紙上，令人欽佩;振聾發聵之音雷霆萬鈞，耳畔回蕩。叨前賢之警示，乘黨的十七屆六中全會的東風，筆者旨在從一個教師的角度談談自己對中國高等教育發展的一孔之見。
對錢老之問，許多博學鴻儒提出過種種解決辦法，都是金石之言擲地有聲，但近些年教育界頻頻遭人非議也是事實。半個多世紀以來，新中國的教育取得巨大進展，為社會、為國家貢獻良多，然而在根本使命的問題上，高等教育出現了許多值得反思的地方。功利、浮躁之風嚴重，“去行政化”叫得山響，招生各自為陣，互相攻訐，幾欲“謀動干戈于邦內”，世人莫不有禍害“不在顓臾，而在蕭墻之內也。”之憂。人們在痛心之余不禁質疑：大樓有了，精神哪去了?要想扭轉這種局面，必須在教育界，在學校主管，尤其是大學校長們心中重塑中國教育的“核心價值觀”。
什么是“教育的核心價值”?一般來說，人們的價值觀具有相對的穩定性和持久性，但是，社會形態不同，社會主流思想各異，“教育的核心價值”以及“教育的核心價值觀”也隨之不斷更新、優化，這是符合科學發展觀理論的。但不管內容、任務、方法和組織形式如何變化，“教育的核心價值”就是教育的根本使命，它關乎教育最本質、最重要的部分，是教育的靈魂，其核心是“人學”，是培養人的藝術和科學，在新世紀條件下，它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但是，教育還有它自身的發展規律，其“核心價值”除了符合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整體要求之外，至少還應包含以下3個方面：
1.教育意味著對人的心靈啟蒙。
啟蒙，是一個永恒的話題。那么新世紀的今天，啟蒙意味著什么?還有沒有存在的意義?上世紀三四十年代，潘光旦曾痛陳教育的誤區，認為近代以來所謂新教育，有許多對不起青年與國家的地方，總括起來說就是，教育沒能使受教育的人做一個“人”、做一個“士”，忽略了自己的根本使命。“我們的教育有沒有賦予受教育者以法理意義上的‘公民素養’，倫理意義上的‘道德底線’，文化意義上的‘道德情懷’和心靈意義上的‘愛的能力’?有沒有告訴學生如何尋找‘人何以為人’的答案”?有沒有告訴學生 “四千萬”身價和中國命脈所維系孰輕孰重的道理?河北大學校園內的“李剛”事件、西安某大學學生撞人后8刀致其死亡、某高校“奧迪生”打死清潔工等聳人聽聞的慘劇時有耳聞;綠領巾、紅校服、三色作業本、讓差生去醫院測智商等一系列“有色”的校園冷暴力，無不一次次向我們敲響了關于人性、人權、尊嚴、生命的啟蒙教育的重要性與緊迫性的警鐘。南京“彭宇案”引發熱議，有人認為中國正常倫理觀念遭受了毀滅性的重創，有日漸衰微之虞。因此，重塑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下的教育核心價值觀、建構新道德、改造提高國民素養應該是目前啟蒙的重要主題，是去除“文化地溝油”、綠化“心靈沙漠”、清掃“垃圾生”的首要任務。啟蒙的根本途徑應該是教育—文化的、道德的、制度的教育，藉此培養合格的公民，建設和諧社會。
2.教育意味著塑造人格、提升境界而后自我完善。
教育以塑造人格為基礎，其起點與底蘊是“修身”，它是“修齊治平”的前提。“君子修己以敬”，小者“止于至善”，大者則“修己以安人”[4]。這就要求教育不能僅僅停留在讓學生掌握某種專門知識、具備專業的工具理性層面，更重要的是將工具理性上升到價值理性，增長判斷力、培養正確的價值觀、提升精神境界。大學以精神為最上，有精神，則有境界，則自成氣象，自成高格，然后人才輩出。這樣的人才定會“仰望星空”，又腳踏實地，定能肩負“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使命，定能具備“處廟堂之高則憂其
君，處江湖之遠則憂其民”的博大情懷，最終成為 文化強國的擎天柱。所以溫家寶說：“中國需要 教育，更需要有理想、有本領、勇于獻身的青年，這是中國命脈之所在。”
3.教育意味著人的和諧發展。
經過啟蒙和人格升華后，人和諧發展的主要內容在于：一是約束規范自己的行為，與 社會群 體的整體規則、制度相協調并促進其發展，即“君子和而不同”“古之學者讀書為己”之謂。二是培養自己的內在品性，即對構成文化模式的價值、信仰、 語言和其他符號形成認同而主動性地創造，是把社會的文化價值系統所蘊含的美好道德“內化”為自我品性，并通過個人努力與“忠恕”的觀念，推己及人，把文化價值系統社會化、具體化、體制化，并為社會整體的維護與發展提供整合力量，即“以人弘道，非以道弘人”之旨。內在品性的培養及其“外化”是求仁，外在行為的約束與規范及其“內化”是循禮。內外互動顯示了既非自我封閉，亦非自我擴張。它是以“仁”為整體象征的文化價值系統與以“禮”為整體象征的社會化規范系統在此相銜結并相互影響與推動，從而構成自成體系的和諧人格系統，成為推進文化與社會共同發展的內在動力。提供、引領社會賞識、崇尚高尚的人文精神，讓社會風氣朝健康的方向發展正是大學的責任所在，是學者的責任所在。
中國是禮儀之邦，儒雅之風澤被亞洲，影響世界，教育思想源遠流長。自孔、孟到朱熹以降的整個漫長歷史進程中，教育的“核心價值”都是通過與時俱進的“仁”的道德約束和符合時代要求的“禮”的修身方法來培養“治國平天下”的“至善”之“君子”(或成人、士)。所以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為用者易見，禮之所見惠者深潛。
中國近代社會由于積貧積弱，飽受外國列強的欺侮蹂躪，有識之士以民國四大教育家張伯苓、大學教育家蔡元培、實行平民教育開啟千萬國人心智的晏陽初和兒童教育家陳鶴琴為代表，在借鑒外國教育理念的基礎上，以“教育救國”作為文化圖強的途徑。被毛澤東譽為“偉大的人民教育家”的陶行知先生對現代中國教育思想影響最為深遠。陶先生把生活教育當作改造中國教育、社會的唯一出路。
后來，我們的教育出現了一些異常，或與“思想 政治教育”簡單地劃等號，或粗暴地認為教育就是“階級斗爭工具”“專政工具”，以及“教育商品化、市場化、產業化”等。老實說，這些觀念，尤其是“三化”理論混淆了教育核心價值觀，造成教育領域的思想迷茫，導致科學研究前進緩慢、學術至上受阻等多種不良影響至今猶在，以至于教育的核心價值在人們的心目中模糊淡化甚至喪失。黨的十七屆六中全會的及時召開，為我國的文化教育事業更上一層樓開創新天地吹響了號角，重塑教育的核心價值顯得尤為重要，刻不容緩。 教育有了“核心價值”，大學校長們就有了 工作的軸心，不再囿于自己的一方小天地患得患失，而是將個人職責與整個教育興邦大計連在一起，將個人利益與全民族利益緊緊連在一起，于是，全局與一域自分，萬世與一時立斷，高下立判，妍媸畢現，君子之儒與小人之儒不言而喻。
教育有了“核心價值”，大學校長們必然運籌帷幄，明白重振教育雄風、培養杰出人才，關鍵在于必須有“君子之器”的師資。所謂有“君子之器”，是因為 “君子”以“仁”為核心，以“禮”為準則，循仁遵禮，躬行“克己”與“愛人”美德 。“膺師范之任者，必當效品養德，循禮奉法，言動威儀足為楷模。”“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風，必偃。”[8]是以優勝劣汰，良莠分明，大師又現，大器將形。一掃往日急功近利之頹風，大學不再是簡單的“ 職業培訓所”、外國名校的預科;學生從“ 考試機器”一變而成傳承、創造先進 文化的星星火種， 社會繼而弦歌之聲相聞，雅頌之聲四起，美風俗、厚人倫、正得失、明是非，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文化強國必將為期不遠矣。
教育有了“核心價值”，大學必然會成為繼承、創造先進文化的重要陣地。溫家寶說“世界都在談‘中國崛起’，人們議論最多的是GDP，但我以為‘中國崛起’的標志是在人才、是在教育。”[9]而教育，最后當然聚焦于大學教育。但大學之大，不唯其校區面積之大，師生數量之大，設施規模之大，投資款額之大，而在于是否大氣，是否具有鄙視世俗價值觀的孤高之氣，是否具有引領國民人格和民族精神走向崇高的浩然之氣，是否具有敢于追求真理和高擎理想火炬的凜然之氣。有此氣，再小亦大;無此氣，再大亦小。大學之大，唯在氣大而已。
“南開之所以涌現出一大批志士仁人和科技文化俊才，是因為她有自己的靈魂。人是要有靈魂的，學校也要有靈魂。”[10]如果說，教育的“核心價值”是教育之魂，大學就是社會的道德之魂，就是人類社會遺傳的基因，其本質就是大學精神。它包括科學精神和人文精神，前者教人“求真”，后者教人“求善”。“真”的迷失，必然弄虛作假;“善”的缺席，必然導致道德感、正義感和崇高感的麻木。社會庸俗不可怕，大學庸俗才可怕。
大學校長應當高瞻遠矚，鼓勵培育新的發明， 發展可能影響深遠的健康思想，哪怕等到這些發明和思想開花結果還要花上十年甚至百年，也應該是我們堅定不移的信念。資料證明，這似乎與“去行政化”毫無關聯。1917年，蔡元培恰恰是在被任命為北大校長之后，校風為之煥然一新，人們至今還在懷念：“在蔡元培之前之后，北大校長走馬燈似地輪轉了多少才士俊杰，但提起北大校長，讓人首先想起的仍然是蔡元培，只有蔡元培。”個中道理，美國 哲學家杜威先生做了很好的回答：“拿世界各國的大學校長來比較一下，牛津大學、劍橋大學、巴黎大學、柏林大學、哈佛大學、哥倫比亞大學等，這些校長中，在某些學科上有卓越貢獻的，固不乏其人，但是，以一個校長身份，而能領導大學對一個民族、一個時代起到轉折作用的，除蔡元培之外，恐怕找不出第二個。”
所以，重塑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下的教育核心價值，是提高國民素養、培養杰出人才、文化強國之路上非常重要的一環，是廣大教育工作者面臨的一道艱辛命題，需要我們努力求解，且刻不容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