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專法律專業畢業論文優秀例文
大專法律專業畢業論文優秀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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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專法律專業畢業論文優秀例文篇1
淺議我國技術偵查的措施內涵及法律監督
摘要： 作為現代刑事犯罪偵查活動的重要支柱，偵查技術的廣泛應用使刑偵人員能夠更為準確、更為迅速地識別刑事犯罪中的犯罪動機，收集犯罪證據，在追捕犯罪嫌疑人、及時撲滅罪行等環節中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然而，在國家經濟與科學技術的同步發展背景下，犯罪形式和手段正趨于復雜化，隨之技術偵查手段的運用也藉此日漸增多。本文從技術偵查基本釋義和主要特點展開分析，論述了技術偵查在實踐中所呈現出的客觀問題，并以此為基礎提出了相關法律規制構想，以期對我國技術偵查及法律的完善提供有益參考。
關鍵詞： 技術偵查 刑事偵查技術 偵查手段 偵查學體系
技術偵查具有隱蔽性強、侵權性高和司法強制性等特質，故而在司法實踐過程中，存在部分為盡快偵查破案而違規運用技術偵查手段，最終導致公民合法權益遭受侵害的現象。造成這一負面影響的原因，某種程度上與國家技術偵查法律規制不完善相關。由此，建立健全技術偵查法制，必須要認清當前技術偵查的不足，依照國家司法現狀，清晰界定技術偵查手段所適用的司法程序，依此制定合法合理且貼合國情的技術偵查手段使用規范，杜絕技術偵查手段濫用。
一、技術偵查理論內涵
(一)技術偵查基本釋義
根據《國家安全法》對技術偵查的司法定義為國家公安機關、國家安全機關利用郵件檢查、秘密獲取物證、秘密錄像、蹤跡跟蹤、電子監控、通訊監聽等一系列技術手段，是在偵查破案過程中實施的各種特殊偵查方法總稱。站在技術角度上分析，技術偵查的實施手段主要以現代科學技術為主，是偵查執行人員對案件當事人所采取的一種秘密偵查手段。
(二)技術偵查主要特點
根據司法實踐所得其特點主要包括高科技性、侵權性、秘密性和強制性。其中，高科技性即指技術偵查活動需要借助多種先進技術和設備才可完成，例如監聽器、電子監控儀等;侵權性即指偵查活動多在當事人不知情的情況下實施各種監視、監聽手段，存在某種程度上侵犯當事人基本權利之嫌;而秘密性，即因偵查活動除執行人員知曉外，并無他人了解偵查過程及結果;強制性則是指在實施技術偵查手段時，并未經犯罪嫌疑人的認可或同意。
二、技術偵查實踐探究
(一)技術偵查在司法規制上的具體表現
國家為確保偵查權的統一性，避免其遭致濫用，已逐步建立獨立的技術偵查部門，使之偵查權限所含的申請權、審批權以、執行權得以互相制約，形成“三權分立”局面，很大程度上使得技術偵查行為有效性得到保障;防范偵查人員篡改原意或扭曲案件事實;強化了對人權的保障，在公民隱私權受到侵犯時可以得到及時救濟，確保公民復議權和訴訟權等合法權益的實現。簡而言之，在我國法治建設不斷推進過程中，技術偵查行為相關法律規制已逐步完善，偵查權濫用情況得到了顯著改善。
(二) 技術偵查手段行使中的客觀問題
技術偵查能予施展的手段眾多，于司法實踐中較為常見的有下述幾項：
一是權利救濟與制裁機制缺失問題。即相對人認為偵查機關采用的偵查手段侵犯了其合法權益，或是對偵查機關所采用的偵查手段有所異議，應當如何申請權利救濟的問題，至今仍未有相關司法解釋對此作明晰界定。救濟是權利的一種表現手段，保障行為相對人的合法救濟權利是保障偵查手段合法的重要武器，換言之，無救濟即無權利。當前，我國法律仍然缺乏對“救濟程序”的明確規定，加之技術偵查手段的實施存在顯性的侵犯性、隱蔽性，若不從法律角度為行為相對人制定明確的權利救濟程序，置其合法權益于高奉獻中，不僅是對保障人權的無視，也與“依法治國”精神背道而馳。
二是適用條件及范圍不明確問題。鑒于技術偵查過程具有很強的保密性、侵入性，故很難真正有效的采取約束措施，監督力度較為薄弱。而且，新的刑法修正案針對技術偵查手段適用范圍的規定僅為“其他危害社會安全的犯罪案件”，并未明確規定“哪些案件才可運用技術偵查手段”，具有較大自由解釋空間，由此造成不同地域、不同司法機關、不同層階對此條款的理解與認識均不一致，無疑給偵查技術使用者創造了濫用偵查權的條件。此外，在執行任務中，通常只需自偵查機關認為與法律條款中“嚴重危害社會安定”這一性質符合，便可啟動技術偵查手段，故而相關濫用、任意使用技術偵查手段的現象屢禁不止。
三是技術審批程序的缺漏問題。傳統技術偵查手段有郵件檢查、跟蹤監視、秘密錄像、通訊監聽以及秘密拍照等。而技術偵查具體手段、適用對象、啟動及審批程序等尚未出臺明確司法解釋，故而可操作性低。比如，于新刑訴法修正案中對技術偵查手段批準的司法規定為“務必經過嚴格的審批手續”，條款看似嚴格卻十分籠統，并未明確規定審批程序及審批負責對象、審批執行對象，仍舊需要“不同的機關自行通過司法解釋來解決”，此規定顯與現實不符。近年來，公安機關與國家安全機關均先后建立技術偵查隊伍，以處理日益多發的濫用職權案例、重大貪污賄賂案件。但從我國當前國情考慮，各大機關均建立技術偵查部門，將造成技術偵查體系重復建設，技術力量及裝備重復投入，還可能引起各機關相互競爭、搶奪資源。鑒于此種情況，刑法修正案駁回了檢察機關增設技術偵查體系的提議，依然按原規定執行。
三、技術偵查法律規制構想
(一)建立健全技術偵查的侵權救濟體系
從某種程度上說，技術偵查的性質決定其必當以“侵權”為代價。為了保障公民的基本權益，降低技術偵查代價，應當合理設計技術偵查程序，制定與現實相符的侵權補救條例，確保公民隱私權在受到侵犯時可以得到必要救濟與保護。具體地說，首先要賦予當事人知情權，保障當事人合法權益，避免其權利受到偵查機關侵害;同時防范偵查人員主觀篡改原意或扭曲案件事實，通過告知當事人，可便于核對、確定情況屬實與否，為辯護形成證據鏈。其次，賦予當事人復議權。當事人在對偵查機關的偵查手段提出抗議，可向相關機關提起復議。若偵查機關所用偵查手段確實非法或違背適用性原則，當立即停止并撤銷技術偵查手段，對當事人作出實際補償。
(二)清晰設定技術偵查的具體適用范圍
技術偵查手段包括通訊監聽、秘密跟蹤、秘密錄像、秘密錄音及拍照等行為，通常用于組織犯罪案件、毒品走私案件、重大貪污行賄案件、恐怖襲擊案件以及危害國家利益案件、案情緊急案件和其他有期徒刑超過三年的刑事犯罪案件中，但需對其具體適用范圍作明確限定，且在偵查的過程中，當首選常規偵查措施進行案件偵查，若運用常規偵查手段無法成功破案，方可運用技術偵查手段。組織犯罪案件具有性質復雜、危害大、涉及人員廣等特點，若不借助秘密拍照、通訊竊聽或蹤跡跟蹤等偵查手段，偵查破案的可能性較低，很難還原案件事實;而危害國家安全的刑事案件對國家主權、政權穩固、領土完整均有嚴重威脅，故可對此類犯罪案件亦需采取技術偵查手段;有期徒刑超過三年的刑事案件多屬于嚴重威脅社會安全的犯罪案件，故實施技術偵查手段限制少數嫌疑人權利，能夠保護多數人的權利;至于刑期低于三年的刑事案件，其相對危害性較小，故不宜適用技術偵查措施，參照常規方法立案偵查即可;此外，對于案情緊急的犯罪案件也需要采取秘密偵查手段，以縮短破案時間，提高訴訟效率，因常規手段偵查極易錯過最佳破案時機。需要注意的是，每一案件中的犯罪嫌疑人并非是技術偵查措施的唯一適用對象，若其他人員和案件有直接關聯，也可執行技術偵查手段，但需明確指出不可對第三人采取技術偵查，如嫌疑人的律師。
(三)綜合考慮技術偵查批準程序的確立
綜合考慮我國的法律現狀與偵查體制，結合刑事訴訟法的角度來看，檢察機關屬于法律監督機關，若賦予檢察機關對技術偵查手段的審批權，確立技術偵查手段的嚴格批準程序，避免偵查機關濫用偵查權，確保公民基本權利不受侵犯，可行性極大。同時，筆者亦認為在將審批權交由檢察機關后的審批程序應予以明確且具可行性的規定，如檢察機關于日后同樣需要用到技術偵查手段時，也應向其偵查監督部門提請核發批準書。再者，當檢察機關在行使其審批權時，應當著重關注技術偵查的應用是否合理，并對技術偵查送審材料依法進行書面審查，公平、客觀的就其合理性與否作出公斷。當送審申請獲得檢察機關批準后，應同時出具書面同意書，其中必須注明具體批準機關名稱、理由、案件事實、執行機關名稱及工作人員姓名、當事人身份及姓名、技術偵查手段及適用范圍、偵查地點、目的等，以便于備案歸檔，及日后責任追查。
(四)嚴格遵照技術偵查的基本原則執行
在不同的案件案情，并非任何犯罪嫌疑人都是技術偵查手段的適用對象;且針對不同案件偵查，并非任何刑事案件均適用技術偵查措施，偵查機關應當根據嫌疑人的犯罪性質、大致刑期、犯罪嚴重程度以及涉嫌罪名等來確定是否適用技術偵查手段。由此，筆者認為偵查機關在行使偵查權時必須遵循以下原則：一是救濟原則;即必須賦予當事人知情權、復議權以及訴訟權，以保障當事人的最基本權利。二是法治原則;即應當依法律規定、法定程序開展秘密偵查，不可違反司法審查原則;三是隱私保護原則;即當最大限度保護當事人的隱私權，防止相關材料泄露，妥善保管證據;四是必要性原則;即判斷調查案件的嚴重程度是否有必要采取技術偵查，通常需要案件在具有嚴重危害后果時，才有必要實施技術偵查手段;五是適度公開原則;主要指將技術偵查手段的實施適時、適度的向辯護人、犯罪嫌疑人以及社會公開，這也是踐行知情權的義務的路徑之一。六是相關性原則;即指技術偵查通常主要圍繞與調查案件緊密相關的人員來實施秘密偵查手段。
偵查學作為重要的應用學科，其研究應該保持積極的態度，堅持科學原則，以追究真相作為偵查學研究的基本出發點。然而，我國偵查機關完全可以主觀自行斷定是否需要使用技術偵查手段，存在很大自由度的濫用空間。筆者上述已對綜合性的對如何在法律層面對技術偵查進行有效規制，即嚴格遵循技術偵查基本原則，明確界定技術偵查手段的適用對象及適用范圍，明確濫用偵查權應當擔負的法律后果，以確保技術偵查手段能夠在兼具合法性、合理性、規范性的前提下使用，在撲滅罪行、維護社會治安和穩定的同時，也能夠充分保障當事人的合法權益。
大專法律專業畢業論文優秀例文篇2
淺議農村宅基地使用權隱性流轉的法律規制
摘要 ：我國城鎮化進程不斷加快，新生代農民工大多傾向于在城市購房，其在農村的宅基地及其住宅因此被荒廢，一些地方甚至出現“空心村”。農村宅基地作為農民基本生活保障的功能逐漸弱化，很多地方開始出現宅基地使用權的隱性流轉，有必要將這些隱性流轉行為置于法律的規范與調整之下。本文以維護交易安全為目的，從健全農村宅基地使用權登記制度、建立有效機構服務農村宅基地使用權流轉、建立農村宅基地退出機制等三個方面提出立法建議。
關鍵詞 ：農村宅基地使用權 隱性流轉 宅基地登記 宅基地退出
農村宅基地使用權是指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成員“依法對集體所有的土地享有占有和使用的權利，有權依法利用該土地建造住宅及其附屬設施” 。《物權法》將宅基地使用權定性為用益物權，是一項他物權。我國物權方面的立法宗旨正在經歷由羅馬法“以所有為中心”向日爾曼法“以利用為中心”的轉變，物權也由“重歸屬”向“重利用”方向發展，但與所有權相比，宅基地使用權的行使仍然受到很多限制，在諸多方面需要讓步于集體土地所有權。土地是最基本的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作為社會主義國家，必須保證所有土地實行公有制，在此前提下實現農村宅基地的物盡其用。
十八屆三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決定》提出，保障農民宅基地用益物權，改革完善農村宅基地制度，慎重穩妥推進農民住房財產權抵押、擔保、轉讓，探索農民增加財產性收入渠道。為貫徹落實十八屆三中全會精神，農村住房市場將會逐步放開，依據“房地一體”原則，積極改革探索農村宅基地的流轉十分必要。在全面推進農村宅基地使用權流轉改革前，宅基地使用權的隱形流轉已經事實存在。常見的隱性流轉方式包括轉讓、出租、贈與、抵押、入股、繼承與置換等。隱性流轉由于缺乏法律規制，大多屬于“暗箱操作”，由于宅基地使用權歸屬出現的糾紛會造成流轉各方權利受損，具有較大的法律風險。本文擬從三個方面對農村宅基地使用權隱性流轉的法律規制略陳管見。
一、將法律規制關口前移，健全農村宅基地使用權登記制度
公示公信是物權法的基本原則之一，物權如同足球場上的球門，若想進球，必須清楚標明球門的位置，物權登記是實現公示公信的必要手段。
(一) 宅基地使用權確權登記是宅基地流轉的前提
《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管理法》規定，“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屬于農民集體所有” ，即宅基地所有權歸鄉鎮集體、村集體或村民小組享有。符合條件的人員可以申請獲得宅基地使用權并在宅基地上建造住宅及其附屬設施。農村宅基地使用權的原始取得采取登記對抗主義，辦理登記手續不是取得該用益物權的必要條件，但登記后可以對抗善意第三人。目前，我國正在開展宅基地使用權的確權登記發證工作，為進一步深化農村土地制度改革奠定產權基礎。但基于我國的歷史習慣和農村實情，確權登記工作推行難度大。建議采納廣東、安徽等地農村土地改革試點經驗，只有完成宅基地確權登記手續的才可以流轉，并且不得改變土地用途。
(二) 宅基地使用權隱性流轉登記應區別對待
隱性流轉造成的宅基地使用權變動通常“披著合法的外衣”，以“房地一體”為原則有條件的轉讓或繼承。隨著農村土地制度改革的推進，隱性流轉終將拋開現行法律制度的限制，新的立法應區別對待宅基地使用權流轉問題，在登記生效主義與登記對抗主義間做出恰當的選擇。現行法律對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的確權登記也值得借鑒，以轉讓、互換方式流轉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的，采取登記對抗主義，但對其他形式進行的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未做規定。
目前法律規定，農村宅基地使用權不得單獨轉讓，只能隨地上附著物一并轉移，且受讓人與轉讓人須為同一集體經濟組織成員。依據農村“熟人社會”的特點，本集體經濟組織內部的轉讓行為自然可以達到公示公信的效果，宅基地轉讓得實行登記對抗主義。
農村宅基地使用權的贈與與繼承都會造成享有該用益物權的主體發生變化，應著重審查上述行為是否符合實質要件。由于贈與與繼承屬于無償取得，根據《物權法》規定，善意第三人主張行使對抗權應以支付對價為前提，贈與與繼承不適用善意取得制度，不享有一般的對抗權。因此贈與與繼承農村宅基地使用權時，應適用登記生效主義以確保法律關系的穩定。
農村宅基地使用權的出租、抵押、入股不會造成享有該用益物權的主體發生變化，立法對上述行為的登記可不予規定。租賃、擔保、參股各方當屬理性人，租賃合同、擔保合同與認股權證的契約效力足以保障交易安全。相繼成立的中介服務機構也可提供合同鑒證業務，強化契約效力。
二、拓寬法律規制視角，建立有效機構服務農村宅基地使用權流轉
(一)建立專門的行政機構統一登記農村土地使用權
國土資源部《關于加強農村宅基地管理的意見》中規定，要加強農村宅基地登記發證工作，做到宅基地土地登記發證到戶，內容規范清楚，切實維護農民的合法權益。但此項規定在實踐中落實困難。我國不動產登記存在多個登記機關，多頭登記的現象。農民嫌麻煩不愿登記，個別登記機構為謀取利益收取高額登記費用也是造成宅基地登記工作難以推進的原因之一。因此，有必要建立專門機構統一登記農村各類土地使用權。
當前宅基地使用權的管理存在很多漏洞，主要原因是“我國集體土地所有權的主體虛位問題，土地所有者未能積極維護使用權人的合法權益”。 由于歷史遺留問題多，農村宅基地使用權確權登記可發揮村民自治機構的基礎性作用，在自治單位挑選聯絡員，開展法律知識的宣講普及活動，各鄉鎮安排專員負責協調工作。通過科學的人員配置與機構設置強化宅基地所有權人作為管理者的身份與職能。各縣、市國土資源管理部門及其派出機構依據宅基地流轉方式的不同進行分類登記，逐步實現與金融機構、民政部門、工商行政管理部門的信息共享，全方位保障交易安全。
(二)建立市場化運作的農村土地中介服務機構
借鑒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的成功經驗，成立市場化運作的中介機構，提供信息發布、價格評估、合同鑒證、法律咨詢與糾紛調解等服務。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周其仁院長建議建立一個農村土地交易市場，為包括宅基地在內的所有農村土地流轉提供服務。目前重慶、成都、武漢都在探索建立農村土地交易市場，但都在研究試點階段。而且單一行政化運作的土地交易所難以解決宅基地流轉過程中大量現實且專業化的問題，如流轉信息發布渠道不暢通，土地價格評估不專業，交易手續復雜當事人難以應對，流轉后土地價金發放比例及方法難以確定，交易當事人權利救濟途徑缺失等。
市場化運作的中介服務機構應運而生，中介機構以居間人身份為農村宅基地使用權流轉各方提供專業化服務，按照一定比例收取傭金。城市房地產中介機構的運營模式可以作為參考，會計師事務所、律師事務所等專業機構可發掘研究此類業務。在探索分類業務、分項經營的基礎上，逐步成立綜合性的市場運營機構，如宅基地委托代理機構、宅基地評估公司、宅基地保險公司、宅基地投資經營公司等。
三、統一法律規制口徑，建立農村宅基地退出機制
我國法律規定農村宅基地遵循“一戶一宅”原則，然而不少農戶可基于繼承或接受贈與等原因獲得多處宅基地，“一戶多宅”現象較為普遍。一些農戶甚至超出標準面積建房，建造新房卻不拆除舊房，或未經審批違法占地建房。據調查，陜西省西安市臨潼區鐵爐街道下轄的劉村，僅375戶農戶，但宅基地卻多達500處，閑置宅基地96處，其中，無房空宅基56處，超過30%的農戶存在一戶多宅現象。全國范圍內普遍存在此類現象，隨著城鎮化進程的加快，農村宅基地閑置率有可能進一步攀升。默許農村宅基地使用權隱性流轉只是權宜之計，且隱性流轉的不規范會導致宅基地價格降低，損害農民利益，造成集體資產流失。要從根本上規制宅基地的隱性流轉，應建立農村宅基地退出機制，提高農村土地利用率。
按照不同的情況，農村宅基地退出可以采用無償與有償兩種方式。出于公益事業建設、鄉(鎮)村公共設施建設和舊村改造的需要占用農民宅基地的，不涉及農民主觀意愿，為單方行政行為，適用各地農業用地征收補償標準，此處不再贅述。
(一)農村宅基地使用權的無償退出
《農村宅基地管理條例》規定，農村宅基地使用權的無償退出的情形包括：不合規定的“一戶多宅”或超出標準建房的;自批準建房之日起滿二年未動工興建的;非法轉讓宅基地或住房的;④筆者增加一種情形，村民在取得宅基地使用權后擅自改變土地用途的。第一種情形下應鼓勵村民主動退出，違法占用的宅基地無償收回，地上建筑物及其他附屬設施給予適當補償，面積超標且超標部分房屋滅失的不在補償之列。后三種情形報經縣級人民政府批準，由村民委員會或村經濟合作社直接無償收回宅基地使用權。
(二)農村宅基地使用權的有償退出
農村宅基地使用權的有償退出的前提是解決資金來源問題，建立宅基地退出補償基金。但是我國目前的現狀是作為集體土地所有權人的村集體大多沒有相關資金來源。 宅基地退出補償基金的資金來源應以“誰投資，誰受益，誰受益，誰投資”為原則，以國家財政撥款為基數，鼓勵村辦經濟和集體組織成員加入，在土地收益實現的情況下，按照基金份額分配收益。
在市場經濟環境下，農民都是理性人，若要讓其自愿退出原本無償取得、擁有無期限使用權的宅基地，應積極探索宅基地退出激勵補償機制，包括制訂符合市場行情的補償標準，擴大補償范圍，探索賠償金的發放方式和建立城鄉一體化的社會保障體系等。
除貨幣化補償外，廣東、重慶、天津等地已經開始試點“宅基地換房”，即農民自愿以其宅基地，按照規定的置換標準，換取小城鎮內的一套住宅，遷入小城鎮居住。這種以宅基地使用權換取房屋所有權的方法看似美好，卻存在不少現實問題。由于小城鎮住宅建設成本較大，這種置換必須成規模、大面積進行，集體成員內部意見不一致時，少部分村民的利益恐難以保障。遷入小城鎮也為日后從事農業生產帶來不便，在以傳統粗放型耕作為主的農村，“宅基地換房”模式難以推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