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析我國公司并購制度的不足與完善(2)

　　二、我國公司并購中存在的問題
　　目前我國的經濟體制是以共有制為主體，其他的所有制模式為補充。正是由于我國的經濟制度體制的特殊性，以及當前的民主與法治還不夠完善、行政壟斷的影響之下，在公司并購領域也就更為明顯地體現為“本土性”問題，在筆者看來主要體現為以下幾個方面：
　　（一）政府引導下的企業并購存在的問題
　　政府引導下的企業并購，可以說是當代經濟體制轉型過程中的一大舉措，但是也正是在這樣的并購模式中彰顯了諸多問題，這些問題有些和制度不完善相關，有些則與政府自身的定位與目標不明確有關，具體說來主要有：
　　第一，法治理念與制度支持有待進一步加強。在國有企業與地方民營企業的資產整合過程中，主要存在兩種方式：一是民營企業完全的“國有化”或者國有企業“民營化”；二就是國有企業與民營企業間的參股與控股來實現并購。我們在此需要注意的是，無論采取何種并購的模式，在并購的過程中總是呈現出法治觀念不足與制度缺失的不良影響，這些因素直接關系到并購之后的股權“多元化”以及資產優化的效果。
　　第二，并購之后的結果非正義與政府的公信力缺失。在并購的過程中，政府往往只關注政策的硬性規定，卻忽視了不同企業類型之間的差異，而正是這種差異要求我們的政府在資產重組的過程中不能采取“一刀切”的模式，應該更多地關注中小企業的實際情況，因時因地制宜。并且，政府對于發布的政策不能朝令夕改，應充分地保障相對人的預期，在當前問題中就體現為公信力的缺失。
　　第三，政府間的協調缺失與企業的自我維權意識不足。以政府為主導的并購模式要求政府以更為宏觀的視角看待問題，不僅從當地的利益需求角度出發，更應該著眼與橫向的地域差異以及國家的調控政策，這就需要政府之間加強溝通交流，實現資源的優化配置，但遺憾的是，我們的政府做的遠遠還不夠。當然，另一方面我們也要看到，我們的企業，尤其是中小企業自身也存在著法律意識淡薄，缺乏權利救濟觀念，最終導致經濟利益受損。
　　（二）目標公司管理層收購中存在的制度問題
　　我國當前的經濟轉型的戰略思路是實現國有企業的“有序退出”以及對國有企業“抓大放小”，從而實現為我國建立現代化的企業制度奠定基礎。在這樣的大背景之下，非國有企業參與到資產重組也就是國有企業改制中來，已經成為大勢所趨。這種體制改革又可以稱之為“國退民進”式，有原國有企業的管理層人員或者控股股東，對目標公司進行股權收購，在這樣的管理收購中存在著大量的問題，具體說來有：
　　第一，管理層收購的融資問題。在我國現行的法律框架內，管理層收購的資金來源主要是管理層的自有資金和借貸資金，這種收購模式體現的是財務杠桿原理。但是，法律對于個人的融資渠道又進行了嚴格的限制，比如我國的商業銀行法就規定了禁止使用商業貸款進行股權投資。在融資渠道不通暢的前提下，我們很多的管理層人員就會采取一些諸如企業借貸、所收購的目標公司墊資以及截資等非法融資的途徑，破壞了良性的市場環境。目前，在我國的管理層收購的模式下，進行融資的自有資金僅占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左右。其余的大部分都是來自于抵押貸款，這種方式損害了公司股權的價值以及其他股東的合法權益。
　　第二，管理層收購的價格定位問題。目前我國對于上市公司的收購規范主要體現在《上市公司收購管理辦法》，但遺憾的是在這部證監會的管理規定中并沒有明確規定收購的價格定位標準，從目前的市場實際運作來看，其收購價位一般都會低于股票的每股凈資產額。這樣做法的初衷主要是考慮到管理層人員或者公司職工對于公司的貢獻以及融資能力的有限性，但是這對于后期的資產保值提出了嚴峻的挑戰，比如管理層人員的投機行為，將低價位的股權高價位拋出以牟取差價。可能在這個問題上，《證券法》關于企業高級管理人員對于股票的買賣行為做了時間上的禁止性規定，但是企業高管完全可以通過成立公司進行法人持股的方式進行法律規避。
　　第三，管理層收購的信息公開與制度規范問題。實際操作中，為了避免交易成本的加大，管理層收購往往是私下進行的，這樣就會造成信息不對稱的危險，對于作為被收購一方的大股東以及中小股東都是極其不利的。這就導致很多的公司在并購的過程中，并沒有在相關的報告中披露收購的資金來源，顯然這是對我國的《證券法》關于信息披露制度的漠視。豎除了我們前面所闡述的融資問題、價格定位問題以及信息不對稱問題之外，還存在著內幕交易、道德風險以及短期行為諸多問題，這些問題從根源上來講，都是源于我國相關法律規范的規定過于原則化，導致在實踐中缺乏可操作性。
　　三、我國公司并購體制的完善
　　伴隨著我國當前在經濟體制轉型的不斷深化，對于公司并購的相關法律規范的完善已經迫在眉睫，具體而言：
　　（一）政府引導下的企業并購的制度完善
　　首先，對于政府引導下的企業并購，我們在思想上要正確認識政府的角色定位。政府主導不代表政府全能，不能在并購的過程中過多地滲透公權力，這要求我們加強政府自身的法律意識，從而引導我們的民間資本進行優化整合，達到“大進小退”、“優進劣退”的效果。同時，政府引導下的企業并購所要實現的目標是股權的多元化，對于國有企業與民營企業一視同仁。
　　其次，要強化被兼并主體的保護與補償力度。在兼并的過程中，我們的政府應加強對于作為弱小一方的被兼并者的利益傾斜，因為在交易的過程中，被兼并方處于實質的劣勢地位，其合法利益更容易遭到侵害。同時，補償力度不僅關系到中小企業的生存問題，更是政府公信力的體現。這一些列的問題都需要制度的落實與細化支持。
　　最后，加強政府之間的交流協作，強化投資者的自我保護意識。政府間的合作可以有效的實現資源的最優配置，同時也避免了在資產重組過程中的盲目性，可以充分發揮各地政府的地方優勢。對于投資者而言，政府也應當不斷地強化法律意識的培養，進行制度與法規宣傳，使維權渠道進一步暢通。
　　（二）目標公司管理層收購的制度完善
　　對于目標公司管理層收購而言，我們的制度完善應該更多地從市場機制自身的缺陷出發，不論融資問題、價格定位還是信息公開制度都需要更多的制度規范，而不能僅僅依賴于行業自律。
　　第一，拓寬管理層在并購過程中的融資渠道。相較于我國而言，國外的融資途徑體現的更加多元，主要有保險公司、風險資本投資、銀行貸款以及私募或發行債權的方式進行融資。不得不說國外的相關做法值得我們借鑒，我們應當在完善相關法律機制的基礎上進行融資渠道的拓寬。一般來說，國際上的管理層投資變現的渠道主要有股票上市、建立二級市場以及實行二次管理層投資，而股票上市更為大家所廣泛采納。
　　第二，加強信息公開與價格定位制度。在立法上我們應該對信息公開進行強制性規定，來避免并購雙方的信息不對稱問題，同時這也是對企業股東知情權的保障。建立科學的定價制度就要求在交易的過程中應當遵循市場規律，進行公開競價；同時我們也應該進一步完善交易過程的透明度，保障整個交易過程的公正與公開。
　　第三，完善管理層并購流程的程序性規定。在一個行之有效的競爭體系中，只少要對管理層的并購程序進行三方面的規范，包括公司與投資機構的設立、融資與實施并購計劃以及完成并購的后續行為。只有通過這一系列的規范化流程的規定，才能有效地避免在并購過程中出現的違法與暗箱操作行為，來保障管理層收購的合法性與效率的兼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