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論文范文
當今，全球的經濟態勢主要表現為經濟日益全球化和知識經濟對各國國民經濟影響的日益深入。這是學習啦小編為大家整理的經濟論文范文，僅供參考!
經濟論文范文篇一
新經濟的經濟學分析
內容提要：新經濟是對信息經濟、網絡經濟、數字化經濟的概括。在新經濟條件下，對經濟增長起決定性作用的資本由有形的物質資本轉向無形的知識資本和人力資本。新經濟提供了經濟長期持續增長的可能。由于有信息技術及相關產業的支持，經濟周期可能會延長。技術創新和知識創新的環節延伸到了科學知識轉化為生產力的領域，電子商務成為信息產業和整個新經濟的發動機。網絡經濟是經濟全球化的技術基礎。
關鍵詞：新經濟 經濟學
作者簡介：洪銀興，1950年生，經濟學博士，現為南京大學副校長、教授、博士生導師。
現在，美國等發達國家正在進入新經濟階段。與此同時出現了概括這種現象的新概念，如知識經濟、數字經濟、網絡經濟等。美國商務部1998和1999年連續兩年的報告都以《浮現中的數字經濟》為題，美國經濟事務部副部長Rober J.Shapiro在1999年報告的引言中指出這種數字經濟“產生迅速、影響廣泛，而且常常不符合常人所能理解的經濟發展的規定范疇。”。(注：美國商務部：《浮現中的數字經濟Ⅱ》第1頁，南京大學出版社南京大學1999。)顯然，對新經濟作經濟學分析有助于我們認識新經濟的發展趨勢，理解新經濟條件下經濟發展的規律及由新經濟推動的經濟學的新發展，對我國發展先進的社會生產力有重要的指導價值。
舊經濟轉向新經濟是生產方式的革命
20世紀末，美國等發達國家依靠其以信息技術為代表的高科技的發展，進入了新經濟時代，這個時代的特點和影響就如格林斯潘1999年所說：“我們稱之為信息技術的新技術革命，已經開始改變我們處理事務和創造價值的方式，即使五年前我們也不易預見到這些。”新經濟是對信息經濟、網絡經濟、數字化經濟的概括。美國商務部1999年報告將數字經濟概括為兩個方面：電子商務和使電子商務成為可能的信息技術產業，這種經濟正在以驚人的速度發展變化，其效應已經和正在顯示出來。
在每個經濟時代都有當時的新經濟，這是代表當時先進社會生產力的經濟。由舊經濟進入新經濟總是以生產方式產生重大革命為基礎的。根據馬克思的思路，生產資料特別是生產工具是區別經濟時代的標志。這就是他說的：“各種經濟時代的區別不在于生產什么，而在于怎樣生產，用什么勞動資料生產。”(注：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第204頁，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資本主義經濟關系所依存的社會生產力，以簡單協作為起點，經過工場手工業分工，只是到機器大工業才建立起自己的物質技術基礎。當時之所以產生新經濟，主要在于機器大工業所導致的生產方式革命。其效應是馬克思所分析的：“勞動資料取得機器這種物質存在方式，要求以自然力來代替人力，以自覺應用自然科學來代替從經驗中得出的成規。”(注：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第422-423頁，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蒸汽機的使用，使人力被自然力所代替，并且可能用機器來生產機器。“這樣大工業才建立起與自己相適應的技術基礎，才得以自立。”(注：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第432頁，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現代的新經濟是由電腦和互聯網驅動的。1946年世界上出現第1臺可編程計算機，80年代計算速度更快，體積更小的個人電腦進入家庭和辦公室，接下來出現的互聯網通過高速通訊設施，在工廠、辦公室將桌面計算能力聯系在一起。人們通過互聯網獲得信息、發郵件、開展電子商務。這種現象就如美國經濟事務商業部副部長ROBERT SHAPIRO所描述的：以數字為基礎的新型的經濟正在以我們意想不到的方式改變著我們周圍的一切，改變著我們合作、單獨工作、交流和聯系、娛樂和消費的各個方面。由此產生的經濟增長效應是由互聯網驅動的通信活動的發展，信息技術和信息服務產業在經濟中的份額迅猛增長。就如美國商務部報告所說，在這場“數字革命”中，因特網是基礎設施，信息技術是先導技術，信息產業是帶頭和支柱產業，電子商務是經濟增長的發動機。
新經濟揭示了這樣的發展趨勢：隨著因特網在全球的快速發展，以數字為基礎的新型經濟正在對人們的工作、學習和生活方式產生全新的革命，它不僅豐富了人們獲取信息的途徑，而且為企業內或企業間的信息交流提供了快捷而價廉的通信工具，還給工商企業和消費者之間的信息溝通提供新的渠道。網上教育、網上通訊、網上新聞、網上交易、網上娛樂等等正在成為人們經濟活動的主要場所。上網的人數正在成為競爭力的一個重要指標。
新經濟反映生產方式的重大革命。所謂革命，就如美國商務部報告所揭示的，從本質上說，是為那些投身于其中的人創造新的令人意料不到的機遇，使他們面臨挑戰、承擔風險。以數字經濟為代表的新經濟之所以能稱為革命，主要在以下方面：第一，如果說，以機器大工業為主要標志的生產方式是以自然力代替人力的話，新經濟則是以電腦代替人腦。第二，互聯網較電網有更高的傳輸速度更廣的傳輸范圍，盡管其不能離開電網。第三，機器大工業以技術為基礎，新經濟則是以知識為基礎，由此產生知識經濟即以知識創新為基礎的經濟。較技術創新為基礎的經濟，新經濟時代的知識、技術以及以此為基礎的設備、產品更新速度大大加快。第四，舊經濟的主導產業和支柱產業是機器制造業，其他行業均是適應這種制造業的生產方式，例如交通運輸業“是逐漸地靠內河輪船、鐵路、遠洋輪船和電報的體系而適應了大工業的生產方式。”(注：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第421頁，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新經濟時代的主導和支柱產業則是以信息技術產業為代表的新興的高科技產業，即以電子信息技術為領頭的集計算機技術、通信技術、光電子技術、人工智能技術、機電控制技術的高科技群。新經濟并沒有完全摒棄傳統產業，新經濟的生命力在于對傳統經濟的整合和改造，通過信息技術對傳統產業的滲透，很多傳統產業部門一躍進入新經濟階段。
我們根據新經濟發展的趨勢可以斷言，只有進入建立在信息技術和網絡基礎上的數字經濟時代，才能真正實現經濟全球化。就是說，網絡經濟是經濟全球化的技術基礎。企業不用漂洋過海就可以進行國際交易。信息的發展可能使得商務模式發生變革，使得一些中小企業能夠參與全球競爭和跨國經營，使得一些跨國公司能夠擴展它們的全球業務。
新經濟時代的資本
在舊經濟時代，對經濟增長起決定性作用的要素是有形要素，起初是勞動，后來是資本。進入新經濟時代后，經濟增長的決定性要素轉向知識和技術及人力資本，于是出現知識經濟之說。
80年代產生的新增長理論實際上是新經濟產生的理論先導。其代表人物有羅默和盧卡斯。羅默提出“知識外溢長期增長模式”，該模式突出知識資本的作用，強調生產性投入的專業化知識(知識資本)的積累是長期增長的決定性因素。盧卡斯則提出“人力資本完整性增長模式”，突出人力資本的作用，強調人力資本是經濟增長的發動機。將這兩個理論結合起來，知識資本和人力資本成為新經濟中的兩大資本，前者突出知識的創新，后者突出知識的積累和傳播。
在新經濟條件下，對經濟增長起決定性作用的資本由有形的物質資本轉向無形的知識資本和人力資本，這個結論將直接影響分配的方式。具體地說，在勞動經濟條件下，勞動者對增長起支配作用，因此分配向勞動者傾斜，由于勞動者之間差別較小，因而在全社會收入差距較小。在資本經濟條件下，資本(物質資本)對經濟增長起支配作用，因此分配向資本家傾斜，由于資本集中在少數人手里，全社會的收入差距拉大。而在知識經濟條件下，知識資本和人力資本對經濟增長起支配作用，這樣，作為知識資本和人力資本人格化的“知本家”將替代資本家成為財富創造的中心。在舊經濟中是資本雇傭勞動，知識和技術成為資本的生產力。而在新經濟中這種雇傭關系發生了根本性變化。物質資本被知識資本所雇傭。現實中便是以知識和技術招資本，而不象舊經濟中是以資本招技術。與此相應，收入分配明顯向“知本家”傾斜，由于知識資本較物質資本的價值增值能力更強，因此收入差距擴大更為迅速。例如在美國的硅谷有可能每天產生一個百萬富翁，在信息產業就業的科技人員的收入可能明顯高于其他行業。
新經濟時代的重要特征是知識資本的價值已經和正在得到越來越高的評價。其主要制度安排在兩個方面：一是技術商品化。在技術轉讓時科技成果應該得到科學的評估，以充分實現其價值。二是技術資本化。在企業的股權結構中，在充分估價技術投入價值的基礎上安排技術股，收入分配中充分實現投入的技術的價值。
人力資本即人的知識和技術的存量。人力資本投資也是知識創新的重要方面，也是技術進步的源頭。人力資本投資有三個方面：一是加大教育投入。在OECD國家，教育經費要占政府支出的12%，培訓投入占GDP的2.5%，這應該成為加大教育投入的參照系。二是積極引進和留住人才。美國的硅谷就是依靠吸引全世界優秀的高素質人才。其中不僅包括高科技人才，也包括創業人才。如果說教育是長期投資的話，引進則是一種能在短期見效的短期投資。三是推進企業家知識化。這是發展高科技的主觀條件，企業家沒有相應的知識層次，就不知怎樣去開發高科技和推進高科技產業化。企業家知識化有兩條途徑：一是現有的企業家要由經驗型轉向知識型，這就提出了對現有企業家的人力資本投資問題。二是要讓科學家、管理專家進入企業家隊伍。
美國商務部1999年報告也顯示：隨著信息技術的廣泛應用和迅速發展，信息技術人員的需求增加，而人才的培養又是一項長期的工程，短期內信息技術人才供給不能滿足需求，特別是受過很好的信息技術教育的高水平的信息技術人才更為短缺。于是在市場規律的作用下，信息技術人員的工資一再攀升，其工資額與其它行業的工作人員的差距在逐漸拉得更大。信息技術人才開始進入全球市場，各國、各公司之間人才的爭奪將更加激烈。
與知識資本替代物質資本成為決定性的資本相適應，產權制度安排的內容也發生了變化。舊經濟中的產權制度以物質財產的產權為主導。而在新經濟中知識產權成為產權制度結構中的主導。其基本要求是保障知識和技術創新者的私人收益，使其發現新技術的成本得到補償并能得到更高的收益。其目標是鼓勵科技人員研究和開發高新技術的積極性。
經濟持續增長的可能性
過去美國經濟的周期性較為明顯，過幾年就會有一次大的波動。而且在一段時間中人們還作出經濟周期時間越來越短的斷言。而在現實中，美國自克林頓當政以來己連續10年左右的時間保持高增長低通脹低失業率的態勢。經濟學家在探究其中的奧秘時發現了新經濟的某些特征。
最早提出新經濟概念的美國《商業周刊》列舉的新經濟六大特征就對美國經濟長期持續增長作了說明：實際國內生產總值大幅度增長，公司經營利潤大幅度增加，失業率和通貨膨脹率雙雙降低，進出口額占GDP的比例上升，GDP增長中高科技的貢獻率上升。
美國商務部的報告特別指出了互聯網對經濟持續增長的作用：“由互聯網增長驅動的信息技術進步，也對創造這個比預期更健康的經濟作出了貢獻。”(注：美國商務部：《浮現中的數字經濟Ⅱ》第1頁，南京大學出版社南京大學1999。)其機制是由于互聯網被廣泛用于通信、教育、娛樂和媒體，并作為電子商務的工具，由此拉動互聯網的迅速增長。互聯網的增長又拉動信息產業部門的迅速增長，從而使信息產業部門成為拉動整個國民經濟增長的主導產業。其表現是：
信息技術產業一直以超過整個經濟增長率1倍的速度增長，對信息技術的投資現在已占所有商務設備投資的45%。在美國經濟中信息技術產業份額1998年達到8%。其對全部經濟的實際產值貢獻達1/3之多。從1998年到1999年全球網絡用戶增長55%，因特網主機增長46%，WEB服務器增長128%，新登記的WEB地址增長137%。
美國經濟連續多年出現高增長，低失業率，同時通貨膨脹率全面下降，根本原因在于信息技術產品價格下降及信息服務價格的下降。據美國商務部報告，在1993年和1997年信息技術產業價格逐年下降(分別是-2.4%,-2.6%,-4.9%,-7.0%,-7.5%，在其他產業價格逐年上升的同時，使總通貨膨脹率由1993年的2.6%降到1.9%)。其說明因素是信息產品與物質產品不同，其規模擴大的邊際成本具有速減的趨勢。
就持續保持高就業來說，主要說明因素是高科技可能和勞動密集結合。過去的理論將技術進步與節約勞動相等同。就是說技術含量越高，使用的勞動越少。而在新經濟中我們發現，恰恰是在網絡部門，在信息部門勞動就業量是最高的。當然這里就業的勞動者具有較高知識含量。就像美國商務部報告所統計和預測的：1996-2006年信息技術應用業就業量占全國企業勞動人數的41%-44%，再加上信息技術產業就業數會達到50%。
過去對競爭力的主要說明因素是規模。一方面有規模邊際收益遞減的理論。新經濟中網絡使用規模的擴大卻沒有出現邊際收益遞減的效應，相反可能出現邊際收益遞增的效應。另一方面企業規模不再是企業競爭力的主要決定因素，依賴信息和網絡的優勢，中小企業也可能有更強的競爭力。
以上分析表明，新經濟提供了經濟長期持續增長的可能，由于有信息技術及相關產業的支持，經濟周期可能會延長。進一步說，由于新經濟建立在知識和信息的基礎上，對有形資源的需求相對減少，因此經濟可以在相當長的時期保持高速增長而不至于出現過熱，出現高通脹的狀況。
知識創新和技術創新的交匯
新經濟的另一個表述是知識經濟。對知識經濟一般的提法是以知識為基礎的經濟，這種表述沒有準確界定新經濟的特征，作為知識經濟的特征性的表述應該是以知識創新為基礎的經濟。依靠知識創新，新知識新技術不斷涌現，新知識轉化為現實生產力的速度大大加快。
在新經濟時代，建立在知識創新基礎上的企業的成長期可能縮短，就象微軟公司那樣不過幾年就一躍超過具有百年發展歷史的福特和通用等制造業公司而成為世界首富，像微軟這樣的“一夜暴富”的信息和網絡公司無論是在國外還是國內不在少數。但是，由于科技進步的速度加快，這些高科技公司企業的衰退期也可能加快。(注：據青木昌彥論文中引用的資料，在1990年到1997年，在處于硅谷的Santa Clara縣有約21000個企業注冊，而只有約7000個企業還存在著。(《經濟社會體制比較》2000年第1期)因此高科技部門和企業的創新要求特別緊迫。
就創新來說，有知識創新和技術創新兩個概念。在這里區別知識創新與技術創新很有必要。科技進步的全過程包括三個環節：上游環節，即知識創新環節;中游環節，即創新的知識孵化為新技術的環節;下游環節，即采用新技術的環節。技術創新主要是在中下游環節的創新，知識創新主要是在上游環節即知識創造領域的創新，是技術創新的源。
在新經濟條件下技術創新和知識創新有在中游環節相互交匯的趨勢。過去，技術創新的最終環節是將新技術應用于生產過程。在現代，技術創新的先導環節進一步延伸到科學向技術的轉化過程。知識創新的環節過去主要限于科研機構和大學這樣的知識創造和傳播領域，現在之所以出現知識經濟的概念，就是因為知識創新延伸到了科學知識轉化為生產力的領域。這樣高科技的孵化領域成為知識創新和技術創新的交匯點。
在新經濟時代，科技轉化為生產力的速度成為競爭力的重要指標，與此相應，人們對發展高科技的創新機制的關注點，由關注技術的采用轉向關注技術進步的源泉(知識的創造領域)及其轉化。這就提出了加強大學、科研機構與產業部門的聯合與合作的要求。現在一講采用高新技術就講引進。引進固然需要，但是在現階段的中國，高科技的國際差距小于高科技產業的國際差距。在高校和科研機構發現的高科技與國際先進水平的差距并不象高科技產業的國際差距那么大。這意味著費用較低的創新捷徑是：推進產學研結合，使高校和科研機構發現的高科技成果迅速產業化、商業化。我們所講的產學研結合，并不一定是將研究機構辦到企業，而是要建立產學研緊密結合的機制。就象美國的硅谷緊靠斯坦福大學一樣。這里的關鍵是建立知識的創造和知識向生產力轉化的上中下游聯系，一方面解決好大學和科學院研究課題的商業化價值問題，另一方面解決好企業敢于對高科技的研究進行風險投資問題。
知識經濟的一個突出表現是研究與發展費用具有較高的比重。目前發達國家企業的研究開發費用一般占其銷售額的5%以上，在OECD國家研究與開發費用一般要占GDP的2.6%以上。這些研究與發展費用不僅是投在企業，還有大量的是投在大學和科研機構。就如新增長理論所指出的，投資投在科學發現上比投在生產上，價值更高。大學及科研機構是技術創新和知識創新的源頭。大學及科研機構不再遠離經濟建設，已經是經濟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只要建立起產學研結合的有效機制，對大學和科研機構的投資，不僅是經濟性投資，而且是比投在一般的生產過程中效益更高的投資。
在新經濟條件下，知識和技術的創新與知識和技術的創業是相聯系的。在許多場合，知識和技術轉化為生產力是通過知識和技術的創業實現的。創業即將知識創新的成果通過創辦科技企業途徑孵化高新技術。創辦科技企業普遍面臨的問題，是進入該領域創業的往往是有技術缺資金，缺乏經營企業和市場運作的經驗。這就提出了創業機制的創新問題。
在舊經濟時代，創業主要靠資本(資金)，而在新經濟時代，創業主要靠知識和技術。前者是以資金招技術，后者則是以知識和技術招資本(資金)。該領域的投資屬于風險投資，當然高風險也可能有高收益。這就提出了對風險(創業)投資的需求。孵化高新技術要有足夠的資金投入。在這方面政府投入必不可少，但是更為重要的是為之提供順暢的風險投資(創業投資)渠道，也就是為有技術而缺資金的項目提供風險投資。在新經濟中風險投資的供給也較為充分。就如馬克思在《資本論》中關于一般利潤率下降規律的分析中指出，在社會勞動生產率提高的條件下，一般利潤率下降規律的作用，使資本的最低限量提高，就使達不到限量的資本無力轉向實體資本的領域，而進入信用和股票等風險領域。(注：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第279頁，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這種狀況在新經濟時代表現得更為突出。各種類型的基金如養老基金、保險基金等將這些小額的投資集中起來并進而成為風險基金的來源。特別需要指出的是，風險投資作為創業投資與其他投資，它所追求的不是在企業中獲取股權收益，而是在股權交易中獲利，因此為風險投資提供順暢的退出機制，使投入高科技項目的資金在孵化出高新技術和企業后能退出來進入新的項目，可保證風險投資的可持續。美國的納斯達克股票市場(Nasdag)最為活躍就是新經濟的重要反映。(注：據該公司總裁John Wsll透露：1999年平均日交易量達到10億股，價值超過11萬億美元，約有5000家公司在此上市，市場價值5.2萬億美元，納期達克指數上漲86%，超過紐約股票交易所的9%和道瓊斯工業股票平均價格指數25%。)
過去的理論特別青睞大企業。而在孵化高新技術方面最為有效而且成功的是小企業。其原因就是錢穎一所總結的兩條：一是對創業者的激勵能力小企業更強;二是創新失敗的風險約束小企業更強。因此新經濟條件下的創業機制以民營科技型小企業為基礎，對科技人員辦民營科技企業提供更為有效的鼓勵政策和更為寬松的創業環境，顯得更為重要。
新經濟時代的產業創新
對信息產業和數字經濟發展起主要推動作用的是電子商務。電子商務對經濟的影響遠遠超過了其本身的價值。在產業鏈中，正是由于電子商務的廣泛應用，形成對信息技術產業的強大需求和拉動力。就是說電子商務成為信息產業和整個新經濟的發動機。
電子商務對經濟的影響遠遠超過了它本身活動的價值。企業利用電子商務，通過提供更有用的信息，增加商業機會，發展新型服務，簡化銷售過程，降低成本等活動，能夠取得競爭優勢。同時，因特網也強化了價格約束機制，因為消費者能通過多種途徑得到商品價格和有關信息。
電子商務在總體上還處于方興未艾階段。電子商務的規模與上網的人數相關。據美國商務部1999年報告，雖然無論從上網人數上，還是從上網人口所占的比例上，美國都具有絕對的優勢，但是到目前為止，與全部經濟相比，電子商務所占的份額還很小，全球到1999年5月還只有1.7億人訪問過因特網。即使在因特網最為普及的美國，作為零售業一部分的電子商務占其總額的比例還不到1%。這意味著新經濟發展還有很大的潛力。
從美國信息產業的發展及其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中，我們可以大致確定中國在新世紀所要進行的結構調整和產業創新的方向。哪個國家能夠在因特網上給予更多的重視，在信息技術的開發和研究上投入更多物力、人力和財力，為電子商務的發展拓平道路，那個國家就可能在國際競爭中具有壟斷優勢。
信息產業包括兩大類：一是信息技術裝備制造業，一是信息服務業。這些年來不僅美國的信息產業本身的高速發展直接地對美國經濟增長作出了很大的貢獻，而且信息設備在信息產業和其它產業廣泛應用，大大提高了這些產業的生產效率，從而間接地對美國的經濟增長作出了巨大的貢獻。正是因為美國人從發展信息產業、增加信息技術投資中受了益，所以這兩年美國人為了確保其在信息產業這個帶頭行業中的優勢地位和在信息技術研究、開發和應用上的絕對領先，更加重視在信息產業和信息技術的研究上的投入。
適應高科技發展的方向，包括信息技術裝備制造業和信息服務業在內的信息產業應該成為我國經濟增長的帶頭產業。否則，我國難以進入現代化的國家。發展信息產業也有個優先順序問題。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我們國家的資金本身就很缺乏，所以我們一時不能像美國等一些發達國家那樣投入那么多的資金到這個產業中，但是我們可以在信息產業中選擇一些具有比較優勢的行業加大投資，我們目前的短處在硬件，一方面因為我國的制造技術同國外相比，還相差甚遠，短期內難以趕上。另一方面投資硬件需要很多的資金，而這又恰恰是我們缺乏的。軟件產業卻可能有比較優勢。它是一個勞動密集型行業，同傳統的勞動密集型產業不同之處在于，傳統的勞動密集型產業需要的體力型勞動者，而軟件業需要的是受過良好教育的知識型勞動者，在我國有著不少的受過良好教育的知識型勞動者，重點投資軟件產業，可以揚長避短加速我們發展新經濟的步伐。
新經濟的產業特征是信息技術產業，決不意味著發展新經濟就只是發展信息技術產業，嚴格地說是發展以信息技術產業領頭的高科技產業。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產業創新有國際標準。這就是國際合作組織(OECD)的標準：一方面，計算機、電子、通訊、新材料、生物工程等新興產業是知識經濟時代具有特征性意義的高科技產業。另一方面是知識密集的服務部門發展非常迅速。新產業也有生命周期，據預測信息經濟時代將會持續到21世紀20年代，接著將迎來生物經濟時代。
發展新經濟涉及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升級。其中的一個重要內容是服務業的發展。我們特別要注意到美國在同我國關于WTO談判中最感興趣的是進入我國的金融、保險、通訊、網絡等服務業。這些恰恰是我國發展較為落后但潛力最大的部門。就產業結構轉型來說，由農業為主的結構轉向工業為主的結構，只是經濟現代化的第一步，進一步的轉型則要由工業為主的結構轉向服務業為主的結構。
來源：《江海學刊》(南京)2001年01期第11～16頁 作者：洪銀興
經濟論文范文篇二
國有經濟對當前經濟發展的現實意義
在中國的現實環境中，要想具備實現現代工業經濟所需要的技術進步和大企業，只能依靠國有經濟和國有企業。今日中國面臨的許多緊迫問題，都說明有必要在中國大力發展國有企業、國有經濟。中國需要國有經濟和國有企業，而且需要的是那種嚴格執行規章制度和內部紀律的國有企業。沒有這樣的國有企業不行，而且這樣的國有經濟少了也不行。
中國之所以需要大量的國有經濟，首先是因為中國的經濟發展需要專門的機構來引導技術進步，需要有許多規模巨大的大企業作支柱;更重要的是因為，由于中國千年以來積存的文化特征，中國的私營企業難以擺脫家族主義的束縛，不同家族的人互不信任，私營部門無法有效地學習和開發現代化的生產技術，也無力發展私營大企業，使得技術進步和大企業的發展必須借助國有經濟。
一、低信任度國家的兩難處境
美籍日本人弗朗西斯·福山把相互真誠、信任并結成團體合作的精神簡稱作“信任”，認為它是對高度發達的現代經濟最重要的一種“社會資本”。他認為，一個國家有了這樣的“人力資本”，才可能成功地建立和經營現代的大公司，才會以現代式的廣泛分工來進行生產。
依據一個國家的人民內部相互信任程度的高低，福山區別了兩類國家兩類文化：一種以德國和日本為代表，社會內部具有高度的相互信任，沒有親屬關系的人們能夠相互信任、相互合作。這樣的國家就很容易從民間自發地發展起巨型的企業和生產上的廣泛分工，因而在20世紀成為經濟實力最強的國家。另一種則以中國文化為代表。在這種文化中信任度低，人們普遍地不信任與自己沒有親屬關系的人，因而民間的私營部門很難發展起強有力的巨型企業，這種國家在發展現代的工業化經濟上勢必落后。福山把拉丁語族的歐洲國家——法國和意大利都算做與中國一樣的低信任度國家，把英國和美國的盎格魯—撒克遜文化算做中間類型，美國比較接近德日類型，英國則更接近意大利類型。福山的這種假說可以對經濟發展的歷史作出極為令人信服的解釋。
被福山歸入“低信任度”一類的國家，都在發展現代的工業化經濟上碰到了極大的困難。對自己親屬以外的人不真誠、不信任、不自愿進行有組織的合作，使這些國家的私營部門無法集聚足夠的資金和技術人才來發展現代科學技術，更無法建立和經營需要大量資金和管理人才的巨型企業。資本主義私有制在這些國家越發達，發展現代工業化經濟的這些障礙反倒顯得越嚴重。
低信任度國家在發展現代工業化經濟上的困難，首先導致了它們在單純依賴私營經濟時現代工業化經濟發展緩慢。18世紀末，法國的經濟實力和工業都居歐美第二位。而在此后的產業革命和工業化時代，法國的經濟增長遠遠慢于美國、德國和英國，以致到20世紀初經濟實力已經落到歐美國家中的第四位。另一個例子是文化上類似于法國的拉丁美洲各國。同樣實行自由放任的經濟政策，但是英美成了世界第一流的發達國家，而拉丁美洲各國則落入第三世界的行列而不能自拔。
為了克服在發展現代工業化經濟上所遇到的困難，并保持民族獨立，低信任度的國家就走上了發展國營經濟特別是國有企業的道路，并且把自己的國有經濟融入到實行指導性計劃的有系統的產業政策之中。法國在二戰后大力發展國有經濟，最終使國有企業占到整個GDP的20%，并且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取得了高于英美等國的經濟增長速度。福山指出，“法國政府之所以一直在干預經濟，原因就是法國的私營經濟一直沒有活力，缺乏創造性和創業精神”。與法國類似，二戰后意大利政府制定了有系統的指導性計劃，組建了大批巨型國有企業，出現了二戰后的經濟奇跡，真正實現了工業化。
在法、意和拉丁美洲國家的對比中，可以看到，社會低信任度國家只有兩條路可走：要么單純依賴私營企業而永遠處于不發達的狀態，要么以國有經濟、國有企業帶動經濟發展而變為發達國家。
二、中國的文化環境：香港與臺灣的事實
福山認為中國是社會內信任度低的典型，經濟生活中充滿了家族主義。這樣的社會文化和倫理習俗下，只有發展國有經濟和國有企業，以政府的力量集聚技術人才和資金，學習、研究、開發和應用先進技術，才能建立和經營大企業。
二戰后，香港和臺灣曾經實現了高速的經濟增長，從它們的發展特點中可以得到許多啟示。
香港經濟的崛起，得益于在中國大陸與西方經濟往來中的壟斷性中介地位，而不是資本主義私有制。在東亞，香港是唯一真正堅持自由市場經濟和資本主義私有制的。自由放任式資本主義私有制對香港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形成了嚴重的阻礙。幾十年的經濟繁榮和高速發展幾乎沒有在香港打造出值得一提的私營制造業和商業大企業，社會內部的信任度低，對沒有親屬關系的人不真誠、不信任、不自愿合作的文化心態導致經理人員腐敗行為盛行，資本家實行家族式管理，把企業規模保持在家族小企業的水平上，無法促進技術進步。香港經濟制造業技術水平的落后已經到了與其人均收入極不相稱的程度。人均收入達兩萬美元的香港，出口產品的技術含量只相當人均收入僅幾千美元的馬來西亞的水平。在壟斷性中介地位逐漸喪失的背景下，香港的科技水平無力維持人均兩萬美元的高收入，經濟發展面臨困境。
臺灣也因社會內部信任度低很難形成私營的巨型企業。但由于臺灣當局強有力的經濟干預，臺灣出現了高速的經濟增長并接近經濟發達的邊緣。臺灣的經濟是一種“計劃指導的市場經濟”，“行政市場體制”。臺灣當局制定指導性的經濟計劃，并以政策手段促其完成，以彌補私營企業的不足。臺灣當局的經濟政策，形成了“臺積電”和“臺電聯”這樣的巨型集成電路制造廠商。靠著成熟的產業升級政策，臺灣發展起了極具國際競爭力的半導體產業，使半導體產業成了臺灣經濟的最新增長點。
臺灣和香港的經驗事實都從正反兩方面證明，在中國式的文化環境中，要想取得足夠的技術進步和企業規模，取得真正的發展，是不能依賴私有經濟的。
三、中國大陸更需要國有經濟
中國大陸與香港和臺灣社會文化和倫理習俗相似，在經濟發展上也存在私營企業無力成為社會所必需的巨型企業的問題。這一內在原因促使百年來的中國政府都通過興辦國有經濟甚至國有企業來促進經濟發展。
中國在發展現代工業化經濟上的困境，從一千年前的宋代就開始了。早期的“資本主義萌芽”始終沒能導致中國自主地發展起現代的工業化經濟。甲午戰爭之后，中國私營企業在技術和籌資上的先天困難日益暴露。由于當時紳商地主之間的信任度非常低，清末著名實業家張謇等人在籌資擴大企業時遇到了巨大的困難。信人唯親的心態使私營企業做大非常困難，更無法產生真正的現代股份制企業。以鐵路投資為例，清末民間資本要求“商辦”鐵路，卻難以解決資金問題，進展緩慢。1911年清政府鑒于多省商辦鐵路毫無成效，宣布實行鐵路國有。雖然清政府的鐵路國有政策激起了民間的“保路運動”，但必須清楚的是，其矛盾的雙方是中國民族資本與外資，“川人之極端反對者，不在路歸國有，而在名則國有，實則為外國所有”。歷史的結局是，辛亥革命以后在中國興建和經營的鐵路，如果不歸外國所有幾乎一開始就為國有。中國的私營企業一直沒有能力為鐵路這樣大的投資項目進行籌資和經營管理。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政府在30年中推行公有化政策，依靠國有經濟和國有企業有計劃地推行工業化政策，使中國能在半個多世紀中一直保持著比印度高得多的經濟增長率。1978年中國實行改革開放的經濟政策之后，保持了年均9%的高速經濟增長。普遍的論調是認為這來源于私營企業的發展，特別是來源于外商投資企業。這其實是誤解。這些年中國的國有經濟和國有企業取得了顯著發展，甚至外商投資企業和私營企業的迅猛
發展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國的國有經濟。外商在中國投資的企業大量使用了中國國有部門提供的技術人才甚至管理人才，否則外商投資企業絕不可能在中國取得那樣多的利潤，中國也絕不可能吸引那么多的外商投資。
改革開放后中國經濟增長最強勁的地區中，只有浙江省是真正靠當地的私營企業取得了快速的經濟增長。而廣東的珠江三角洲和江蘇的蘇南地區，除了外商投資所起的作用外，主要是靠集體所有的鄉鎮企業甚至國有企業帶動了工業和整個經濟的增長。這兩個地方鄉鎮企業的發展，在很大程度上是靠利用國有企業溢出的技術(通過聘請技術人員和其他方式)，同時也靠當地國有銀行的信貸支持。
四、中國的私營企業也依賴于國有經濟
浙江的私營企業以溫州的家族小企業和臺州等地的規模較大的私營企業為代表。浙江私營企業的高速發展，離不開國有部門的技術溢出。
小型的私營家族企業一直是溫州經濟的主體。20世紀80年代，溫州經濟增長的支柱是發展日用品的制造和電器開關的制造;90年代，產品的技術含量有所升高，標志性的“拳頭產品”已經變為低檔的鞋和一美元一個的一次性打火機。這些產品的制造技術基本來自國營企業甚至是集體鄉鎮企業，或者是外商投資企業，但都是比較簡單的技術。靠著私營家族小企業克勤克儉、艱苦經營，溫州人有了較高的人均收入并積累了巨額資金。據可靠的估算，溫州的民間資金有3000億元。可進入21世紀，溫州的經濟增長率一度降為浙江全省最低，投資不振。溫州人的大量資金流向全國各地的房地產市場，還有許多投向山西煤礦。溫州人投資方向的轉變，暴露出溫州的家族私有制根深蒂固的弱點。社會文化和倫理習俗必然導致他們自發地抵制英美式的現代股份制企業，而一直以家族為單位經營和運作資金，找不到私人自發投入足夠資金進行技術研發的途徑。
溫州發展目前面臨的問題是對私營企業的迷信造成的。沒有國有的技術研發、不搞國有經濟使溫州經濟喪失了發展后勁。如果由溫州政府主導技術研發，開發溫州產業升級的必要技術，并向私營企業擴散，則會帶動溫州經濟走上產業升級的健康發展之路。
浙江的另一個新興的工業化地區——臺州，更顯示出國有部門的技術溢出對私營企業發展的重要性。臺州的私營企業規模比溫州大得多，生產的產品也更重型化。臺州最有名的產品是縫紉機和摩托車。有名的“飛躍縫紉機”最初源自上海的國有企業。私營摩托車企業也不例外。摩托車制造技術從國有企業“重慶嘉陵”開始，擴散到重慶的私營摩托車制造廠，再擴散到浙江臺州的私營企業。
不僅浙江的私營企業依靠國有經濟向其“溢出”技術、提供技術人才，全國的私營企業也都顯示出這樣的依賴關系。在東北，國有經濟和國有企業不僅是當地經濟支柱，甚至也是東北城市中的私營企業賴以生存的支柱。據介紹，沈陽從事真空技術行業的從業人員已經有近萬人，幾乎全都在私營企業中就業。這些私營企業的技術骨干幾乎全都來自原來的國有企業和研究所，有些私營企業還由真空研究所的在職員工經營。顯然，國有企業和研究單位成了私營企業技術知識和技術力量的來源。但尷尬的是，如此多的私營真空技術企業竟然不能培養出合格的新一代技術工人。沒有了國有企業，中國人的“人力資本”面臨著不能增加反而減少的威脅。
最近幾十年的事實證明，中國的私營企業并沒有克服其與生俱來的老毛病——無力研究、開發甚至率先引進現代的先進技術，無法有效地聚集足夠的資金來經營為整個社會所必要的巨型企業。要實現中國的經濟發展，必須依靠國有經濟和國有企業。
五、中國的國有企業效率并不低
許多人認為發展國有經濟和國有企業會降低經濟效率，這是完全錯誤的偏見。這個偏見主要是將“利潤低”與“效率低”混為一談。許多國有企業的人均利潤遠低于私營企業，但人均產出并不一定低于私營企業。其原因在于國有企業凈產值的內部分配比私營企業更偏向于企業員工。這種單純由于凈產值內部分配不同所造成的低利潤，并不能算做國有企業的無效率。即使只考慮對企業經營者的激勵，設計了適當激勵機制的國有企業也不一定比主要資金不是由經營者投入的那種私營企業利潤率低。
許多人相信國有企業沒有效率，是因為他們看到了20世紀90年代60%多的國有企業虧損的現象。但是這并不能證明國有企業沒有效率。全國工商聯的研究報告顯示，中國民營企業的平均壽命不到3年，有60%在5年內破產，85%在10年內消亡。從這個角度看，20世紀90年代中期，那時的國有企業絕大部分運營了20年以上，而只有60%多的虧損率足以說明國有企業比私營企業有效率。
近三十多年中的國有企業中，則存在許許多多經營狀況在很長時期中一直良好的國有企業。這些國有企業既有屬于壟斷行業的，也有屬于競爭性行業的。例如，鋼鐵行業中的寶鋼、鞍鋼和首鋼，新興的家用電器制造業中的安陽彩玻、大連華錄，以及謀求MBO之前的四川長虹，等等。
根據前面的分析，通常在企業經營所需的資金不能由一個人提供的領域內，國有企業的經營效率不低于私營企業。而在經營者一個人就能夠提供企業經營所需的資金的領域內，私營企業的經營效率應當高于國有企業。可是在中小企業有效率的典型行業——商業零售行業內，也有不少經營很有效率的國有企業。像北京市 “萬方”集團下的“福綏源”小副食店，還有大連的玉華商場和民勇商店。它們同為國有，同樣相當興旺。這些曾經欣欣向榮的小型國有商業企業展現了企業的經營管理水平和企業下級員工的積極性的重要性。
當然，要搞好國有企業，使國有企業真正發揮積極作用，政府就必須對國有企業實行有效的監管，使國有企業的經營者們真正按照規則行事。當前特別要加強對國有企業經營者的監督，嚴格清查和懲處一切盜竊和侵占國有財產的腐敗犯罪行為，清除目前國有企業經營者中普遍存在的腐敗甚至侵占國有財產的行為。
根據上述論述，可以明確地得出結論：要在中國式的文化環境中發展真正的現代工業化經濟，就必須依靠國有經濟和國有企業的拉動來取得足夠的技術進步和企業規模。中國需要的不是“國退”，而是“國進”。我們需要在戰略產業、高新技術產業、需要巨額資本的產業中進一步興辦和擴大國有企業;中國不應當實行“國有企業從競爭領域退出”的政策，而是應當“國有企業進入競爭領域”，在所有的戰略產業、高新技術產業和需要巨額資本的產業中建立并發展強大的國有企業。
國有經濟和國有企業的首要功能在于帶動整個國家的技術進步和產業升級，它應當主要集中在那些需要大量資本投入和巨型企業的行業中，集中在先進技術的研發和率先引進上。中國需要國有企業，需要有嚴格管理和按照規則行事的國有企業，這就是本文所得出的結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