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軍長征的影響及世人評價

　　長征是人類歷史上的偉大奇跡,是中國革命發展史上的里程碑。

　　中國工農紅軍主力從長江南北各蘇區向陜甘革命根據地(亦稱陜甘蘇區)的戰略轉移。“長征是宣言書，長征是宣傳隊，長征是播種機。長征是以我們勝利、敵人失敗而告終。”。當年紅軍長征勝利到達陜北之后，毛澤東同志曾就長征作過如此精辟的總結。

　　1980年8月，在會見意大利記者法拉奇時，鄧小平說：“在1935年，我們歷史上著名的長征中召開的遵義會議上，確立了毛澤東同志在黨和軍隊中的領導地位，中國共產黨才真正形成了一個成形的領導，以前的領導都是很不穩定的，而且也很不成熟。[5] ”而當鄧小平之女毛毛問他長征是怎么過來的，他的回答是—“跟著走”!

　　江澤民在紀念紅軍長征勝利六十周年大會上，將長征精神概括為五種精神：

　　把國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堅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堅信正義事業必定勝利的精神;

　　為了救國救民，不怕任何艱難險阻，不惜付出一切犧牲的精神;

　　堅持獨立自主、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的精神;

　　顧全大局、嚴守紀律、緊密團結的精神;

　　緊緊依靠人民群眾，同人民群眾生死相依、患難與共、艱苦奮斗的精神。

　　官方評價：中國工農紅軍的長征是一部偉大的革命英雄主義史詩。它向全中國和全世界宣告，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人民軍隊，是一支不可戰勝的力量。紅軍長征，鑄就了偉大的長征精神。長征精神，是中國共產黨人和人民軍隊革命風范的生動反映，是中華民族自強不息的民族品格的集中展示，是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最高體現。長征精神為中國革命不斷從勝利走向勝利提供了強大精神動力。

　　胡錦濤說：“長征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英勇革命的壯麗史詩。”[6]

　　當時國民政府的觀點

　　當時國民政府領袖蔣介石在其日記中記載：長征其實是蔣的計謀，剿共為名，收復西南是實，國家團結了，才可以抗戰。由于當時中國軍隊與日軍裝備及訓練間差距太大，蔣九一八事變期間寫道：“中日之戰必不可免”，若開戰，“倭三日可亡我矣”。又說：“不可貿然而戰”。期間，蔣考慮到中日若開戰，上海必先淪陷，南京亦將失守，國民政府勢必遷都，期間蔣考慮了洛陽、西安等地，最后選定重慶;中國那個時候是個軍閥割據的時代，蔣介石根本沒有辦法控制整個中國，他能控制的只是沿海幾個省而已。所以他在日記中就說我怎么進入四川呢?特別是四川、云南和貴州都是軍閥勢力非常大。所以他一直在想，并跟德國的軍事顧問商量。有一天就是“得一計”，要以剿匪為掩護，建立西南根據地，“借剿共以收復西南”，故意把紅軍留下一小股，把他們往西南趕。所以紅軍所謂的“兩萬五千里長征”是從江西往西南走，然后才到延安的，中央軍就在后面追，因此才能夠進入四川。這是他的一計。 而另一方面，蔣當時認為紅軍勢力微弱，并不足以對其政權發生威脅，所以在日記中寫道：“若為對倭計，以剿匪為掩護，抗日之原則。”[7]

　　其它評價

　　唐德剛認為蔣中正利用中共長征借機“削藩裁軍”。當時西南地區貴州、云南、四川都是地方軍閥割據，湖南也不是嫡系，蔣借追繳紅軍，把中央軍的勢力深入到地方。“紅軍西走后，中央的勢力進入西南，為一意外的大收獲。”

　　越共領導人鄧春區對長征十分仰慕，后來改名叫“長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