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級語文作文讀《我的孤獨是一座花園》有感
一個真正的詩人別無選擇，只有走上攖犯之路。以下是小編整理的《我的孤獨是一座花園》讀后感，希望大家喜歡。
《我的孤獨是一座花園》讀后感
不妨先想象一個皮膚黝黑，帶著草帽，佝僂矮小的老農民站在藝術館門前，束緊褲腰帶準備進去觀摩一番的情景。我當然不是個農民，但在詩歌面前，我差不多就是那么一回事。
所以請原諒我不專業的評論。
阿多尼斯很容易讓我和一個文學英雄聯系在一個——喬治奧威爾。他們身上都有強烈的使命感。而且這種使命感與其說是對著民族的，倒不如是對著世界的。他們相信的不是普世價值這么簡單的東西，而是超越其上的，一種人類的最終追求的“精神烏托邦”，一個人類的最后生存之境，進化的盡頭。這種盡頭，又有點像那個不斷發問的蘇格拉底：對世界以及自己不斷的發問，打破一切“真實”，又建立起一套新的空白秩序，逼迫人類面對一個一無所有必須重新開荒的境地。而阿多尼斯要更像蘇格拉底一點，那就是，他如此相信自己的無知，而且追隨無知，視其為人類的精神構建的磚瓦。
一個不斷處于打破、重建、再打破的人是一個真正在追求真理的人，而這樣子的人注定痛苦。早期阿多尼斯的態度是這樣的：“你能否把我理解/太陽是我眼睛的色彩/冰雪是我腳步的顏色。”他深信自己走在一條堅定正確的路上，而且，總歸是生活在“一個傳授秘密和墮落的書本里。”因為他本來就是一個——至少被他們國家的人視為——離經叛道者，所以他很容易就看出所謂善惡的模糊界限以及這兩者都有其的必要性：“我不選擇上帝，也不選擇惡魔/兩者都是墻/都會將我的雙眼蒙上/難道我要用一堵墻去換另一堵墻?”
這種阿多尼斯的背叛，在1961年的《大馬士革的赫亞爾之歌》里體現得淋漓盡致。誰看到這里面的詩篇的時候，不會覺得阿多尼斯的背叛情緒不淋漓盡致呢?甚至有點，我不知道這樣說會不會讓你誤解，充滿了驕傲?
蘇格拉底對其無知的態度除了謙卑，還有內隱的驕傲，我想這是毋庸置疑的。而阿多尼斯，誰能說他的背叛情節不是呢?我覺得，他從中體驗到的快感雖不比受到的痛苦多，卻也是支撐他寫下去的力量源泉之一。畢竟無知作為一種智慧，而智慧會讓人愉快。
看看他的快樂：“我摧毀了我的王國，摧毀了我的寶座、庭院和廊柱。"
看看：“我是個背叛者，我向被詛咒的道路/出賣我的生命/我是背叛的主宰。”
但也看看悲傷充斥他的眼：“我在被囚的祖國身后奔跑/在婚宴的叢林里，在搖鈴的童年里;”
但如果阿多尼斯停留在這種背叛的情緒中，這種憂國憂民、并且深信自己走在修羅道路的覺悟中的時候，他就不會是一個——至少不會是現在這么——偉大的詩人。沉溺于拯救他人的人很容易忘了自身，忘了自身也是一個需要拯救的人，最后成為下一波有識之士的治療對象。還好阿多尼斯沒有，他醒悟到，他還要追求真理，停留在民族層面上的哀傷是無用的。他不能總想著自己的國家，雖然這有點殘忍，他需要暫時背負它，偶爾遺忘他，以便沉浸那個真理尋求的荒漠中。看看《二十世紀的鏡子》，他沒有急于歌頌另外一個世界，他在哪里都能看出罪惡;看看寫在1979年的詩集《對應與初始》，他還在追尋詩歌本身的進化;看看《沙漠》，他終于跳出了“自己是背叛者”的怪圈，投入到一種真實的人文關懷之中。他融入了那個地方的慘劇，他是那里受難的任何一個人，他是那里的所有獨裁者，他是那里的沙、那里的風、那里每一場的殺戮。當我們在詩中看不見“阿多尼斯”，正如在他后來說一個詩人沒有年齡，正如他說一個詩人必將離開自己才能找到自己的時候，我們才看到，啊，這才是阿多尼斯。
阿多尼斯消失了;
阿多尼斯活過來了。
從1988年開始選譯的詩篇里開始出現令人激動的長詩。如《紀念朦朧與清晰的事物》里的《短章集錦》：“好吧，我將從孤獨中脫身/但是，去往何處?”或者《書：昨天，空間，現在》：“我在寫，滿懷著驚恐/我在發瘋/連墨水，連紙張/也惶恐地遁逃/我問自己：我真的是在書寫，還是在燃燒?”我就不一一舉例了。他的長詩運用了很多他以前用過的意象，以及一些新的：風，一開始我以為預示真理，實則可能是自由;太陽，絕對的光明與正義;云彩，和諧的存在，調和一切的中間物，變化無常，阿多尼斯的真正追求;死神，死亡與黑暗;影子，一個人必將有的另一個黑暗面……很多意象，不一定正確，也因為沒接怎么接觸過詩歌，理解起來就像在做一道困難的推理題。
《風的作品之目錄》里的《身體》是我非常喜歡的一首詩。我很怕一個詩人，或者一個寫作者沉溺于一種使命的時候，就忘記了他所從事的藝術的本質渴望。《身體》回歸了人最真實的訴求，一首貼近地面的詩，語言也較過去的詩作更成熟優美。我甚至覺得，從這本詩集開始，阿多尼斯離詩歌越來越近了，那種藝術存在的本質審美追求，不借外物的純粹的美。而我最喜歡的《在意義叢林旅行的向導》，可能會被斥為玩弄文字的小游戲，但我卻從中感受到了藝術帶給我的最初的喜悅。那種游戲般的快樂，誰說文學只能是痛苦的追尋?有時候用文字造就一個文字的烏托邦，遠比歌頌一切現實烏托邦強。因為那代表一個創作者真正沉入到文字中去，忘記了現實，也不再需要現實。
但當我最后合上書本，我還是覺得那啟蒙的一刻來得太晚了。最后那漏掉的一顆星，并非是因為我覺得他不偉大;恰是他太偉大了，以至于，那些沉重的詩篇始終——即使他已一次次背離了自己——帶著他自己的印記。那只是不對我胃口的一顆星，我想看到更加美的詩篇，而這樣詩篇的美，在于那種玩弄美的智慧，以及純粹的脫離現實的藝術。
《我的孤獨是一座花園》讀后感
如序言中所述阿多尼斯的詩歌是陽春白雪的詩歌，道出了阿多尼斯本身具有并且追求的一種高尚、雅正、而不失活力的詩之秉性。這種陽春白雪絕不是始終高高在上，偶爾垂頭向人間施以的憐憫。阿多尼斯試圖連接太陽與泥土，他是深入人間的，卻又并不將頭頂的天空看的遙不可及，他似乎將宇宙維持于一個更近、更容易傾聽，且由于這種優美的感染使人不再盲目伸出手去觸碰的距離。
“如果沒有創造神靈我們會死/如果沒有誅殺神靈我們會死。”這一方面是詩人對于神學意義上的神的困惑的拒絕，另一方面，可以看出詩人所著力闡釋的“對立”。創造與誅殺，禁閉與解放，這一類的對立性在這本詩集中十分常見。如63頁，《短章集錦》中，“關上門，不是為了幽禁歡樂，而是為了解放悲傷。”與132頁《雪之軀的邊界》中，“雪，是對雨的禁錮，還是對云的解放?”正好可作為呼應。對立矛盾在阿多尼斯的詩歌中大量出現，卻并非以疑惑不解作為詩篇的點綴或意味的綿延，反而是作為一種簡潔有力的“順理成章”。這種對立之中迅速切割掉的部分給人留下了哲學性質的想象。
阿多尼斯詩歌中的音樂性極強。短詩與長詩中均有體現。不知為何閱讀時我常常想起唐詩中講求的“起承轉合”，阿多尼斯在難度最大的“轉”這一部分具有自己復雜的跳躍，而在“合”一部分總能展現出他天賦的音樂意味。(不知他喜愛什么音樂?)如57頁，《沙漠》一詩，在槍口、血、殺戮、箴言、尸體、教徒、屠宰一系列粗暴而詭秘的意象之后，他彈奏出這樣一句結尾：“啊，滋養我們的神話的田野，請記住這血的秘密——我在談論季節的氣息/ 我在談論天空的雷云......”舒緩悠長，消逝于自然的尾聲中。又如短詩《致意義的歌》：“這不是最初的歲月，也不是末日/ 這是從亞當的胸口涌出的創傷之河/ 它的意義深扎在大地/ 太陽是它公開的形式。”一個輝煌壯麗的昂揚尾音。
這些詩歌中，“自然”時而取代敘述者成為主角，它們比人類更活躍、更愛思想與表達。“雪只有一個夢想——成為太陽的君王。”“風——我們稱之為天空的那個兒童玩耍的秋千。”以及對自然變化、更替所代表的的夢幻的著迷：“將白晝的頭顱，倚靠在夜晚的肩膀上，這是夢/ 每天交給我的/ 美麗的差事。”也正是因著這一份對大自然的靈動體會加之聲音、音樂的敏感，詩人才能寫出：“當風刮起的時候，梧桐樹便有了印第安人的喉嚨。”
當然，有意思的一點在于，如之前說的詩人試圖連接太陽與泥土，他的理想仿佛就在于真正深入現實，而他的現實態度又仿佛一種踏實的內心所培育耕種出來的理想。對現實的描寫他有自己的獨到之處：“在G城，你會有數不清的鑰匙，卻找不到一扇門。”十分巧妙，G城的人民互相殘殺吞食彼此并以此獻祭來維持絕對信仰，在這樣的國度中，活人手中有無數死人的鑰匙——亦是一個符號，“命”抑或“欲”“權”的象征。但是并沒有它們可以開啟的門，也許是門已被踐踏燒毀，根本不存在門，世界整個是赤裸的，沒有自我的;也許是，這些血淋淋的鑰匙根本不配開啟門所代表的真正的心之所向，人類失落了世界之門，靈魂之門。
阿多尼斯的孤獨成就了他詩歌的高大磅礴，可以這樣說：因為他是真正孤獨的人，所以他并不孤獨。他保持了他的獨立性，并且始終沒有狹窄的不屑，他對于世界的熱愛，對于祖國的熱愛，對于生命的熱愛，是狂熱，卻沒有因此而迷亂了雙眼，他并不離開他的本心，而專注于太陽與土地的連接這一項神圣的工作——用他的一句詩來結尾：“孤獨是一座花園，但其中只有一棵樹。”沒錯兒，他正是這棵樹。
《我的孤獨是一座花園》讀后感
他用批評表達對祖國敘利亞的熱愛，并因此不能回國，只好流落他鄉。他既是一名詩人，也是一名思想家，在整個阿拉伯世界 獲得聲譽，也成為諾貝爾獎的熱門候選人。如今，他逐漸老去，卻發現只靠批評，很難改變那些他不喜歡的東西。
當你剛見到阿多尼斯時，外表會欺騙你。他身材矮小而舉止優雅，熨燙精致的咖啡色西服中間，總是搭配條橘紅色的長圍巾。和人聊天時，他常常注視著對方的眼睛并且面帶微笑。
但如果你在詩歌里遇到他，那副愜意舒適的形象就不見了。這位輕聲細語的紳士一下子變成了憤世嫉俗的斗士：批評自己的祖國敘利亞沒有創作自由，批評阿拉伯傳統文化被西方文化侵蝕，甚至批評整個世界卷入技術至上和消費文化的狂潮之中。阿拉伯學者愛德華•薩義德曾這樣評價自己的好友：“當今最大膽、最引人注目的阿拉伯詩人。”
“一個真正的詩人別無選擇，只有走上攖犯之路。”11月12日，在第二屆“中坤國際詩歌獎”的頒獎典禮上，阿多尼斯這樣發表自己的受獎詞。這個中國民間詩歌獎向阿多尼斯頒發了為母語非中文的詩人而設立的B獎。
據詩人歐陽江河透露，包括唐曉渡、西川、翟永明和他在內的7名終評委，無一例外將選票投給了這位敘利亞裔的黎巴嫩詩人，意在表彰這位思想家詩人的風骨、持守和卓見。
這份卓見最早來自他家鄉的人民。在那座位于敘利亞海邊的小鎮上，這個出身貧苦、名為阿里•艾哈邁德•賽義德•伊斯伯爾的小孩，從小就要幫助父親種植橄欖樹和煙葉，并且，一直到13歲時，他還沒有上學。
正是在那里，他學會了坦然面對死亡。多年后回憶起自己的童年生活，他的筆下充滿詩意。雖然農民的生活十分艱苦，但他從未聽過哪個農民以擔憂或恐懼的口吻談起過死亡，村民們把死亡當作新生，當作另一個春天的來臨。后來他漸漸理解了村民們與生俱來的智慧，當被問到受到迫害或威脅是否害怕時，他會笑笑說：“我不怕死，只怕生。”
作為其祖國的批評者而聞名的阿多尼斯，最早是憑借一首贊美祖國的詩歌，才得以進入學校的。14歲那年，他向路過的總統吟誦自己的愛國詩歌，得到的獎賞就是由國家資助其讀書。
長大以后，他一度成為阿拉伯世界極富爭議的“背叛者”。大學畢業后，阿多尼斯進入敘利亞軍隊服役。
“阿多尼斯”這個筆名，來自希臘神話，意為美男子。不過，當他的第一首詩作發表后，雜志的編輯約見這位未透露真名與地址的年輕詩人時，出現在門口的“美男子”讓他們吃驚：一個稚氣未脫、滿臉鄉土氣的農村大男孩，身著皺巴巴的褲子和襯衣，腳穿一雙滿是泥的、與身材不配的大靴子。
正是這個鄉下后生，為阿拉伯詩歌以及伊斯蘭文化開辟了一片新天地。他迄今為止出版了21部詩集，并著有文化和文學論著16種及部分譯著。其中4卷本文學史著作《穩定與變化》出版后，更是在阿拉伯文化界引起震動。
北京外國語大學阿拉伯語系教授薛慶國認為阿多尼斯的詩歌代表了阿拉伯文化的另一面：“人們一想到阿拉伯就是清規戒律，或者落后、封閉和黑暗的世界，但阿多尼斯的詩歌卻充滿了文明、現代詩性和光輝。”
有人將其比喻為現代阿拉伯詩歌中的艾略特。在他的榮譽清單上，布魯塞爾文學獎、馬其頓金冠詩歌獎、讓•馬里奧外國文學獎、卡佛文學獎等國際大獎都赫然在列。自2005年起，他更是連續4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提名。
在中國，有人則用更通俗的方式，稱他是阿拉伯世界的魯迅。一天晚上，他坐在北京大學民主樓的講臺上，向聽眾講述過往。
講臺下，有來自經濟系的大一新生，也有裹著粉紅色頭巾的也門婦女——能夠容納上百人的教室里擠滿了人，有的站在過道里，有的手握他唯一的中文詩集《我的孤獨是一座花園》，還有人飛快地在筆記本上記錄著他的演講。無一例外，他們都是這個阿拉伯詩人的忠實“粉絲”。
“他的詩充滿了加速度和濃度”，一個北大女生激動地說，“更重要的是，詩歌中充滿了對現實的批判。我想一個真正的知識分子不能總是歌功頌德，也要有獨立的人格和思想!”
這種評價讓唐曉渡想起上世紀80年代的中國詩人。“大家都面臨著同樣的困境，如何挑戰官方話語的統治地位，如何在傳統詩歌文化日漸衰落時尋找出路。”唐是一名詩歌評論家，他表示，第一次讀到阿多尼斯的詩歌時有一種“似曾相識”的感覺，好像讀到了“發育完全”的朦朧詩。
去年，唐曉渡所主持的帕米爾文化研究院，邀請薛慶國將部分阿多尼斯的作品翻譯發表在自己主編的《當代國際詩壇》上。如今，由該研究院主辦的“中坤國際詩歌獎”，又把榮譽授予了阿多尼斯。
10年前，當薛慶國還是駐敘利亞大使館的外交官時，在辦公室里看倫敦阿拉伯文報紙《生活報》。這份報紙是阿拉伯世界最為重要的知識分子報紙，當時每半個月刊登一篇阿多尼斯的專欄文章。
“當時我還以為這個阿多尼斯是個年輕人，因為言論尖銳而且頗具鋒芒。”薛慶國回憶說。不久，這位外交官得到了一本阿多尼斯的詩集，從此“愛不釋手”，邊讀邊將中文翻譯寫在詩集的空白處。
今年，譯林出版社聯系薛慶國，希望出版一本阿多尼斯的中文詩集。幾經周折，薛慶國聯系上居住在巴黎的阿多尼斯。當他婉轉地提出，由于詩歌很難暢銷，能否授予出版社版權時，得到的是痛快的回答：“我不要錢，但我要看到一本好書。”
作出這個回答的阿多尼斯，早年曾在敘利亞一直過著清貧的生活。據說，新婚時去辦結婚登記，他連折合幾塊錢人民幣的印花稅錢都交不起，最終還是登記官員可憐這對新人，替他們交納了這筆費用。
如今，這位享譽世界的大詩人和思想家，同時享有拼貼畫藝術家的身份，據說一幅畫的價錢要比10本詩集的版稅還高。但即便如此，這位詩人還是自己收拾行李，也經常做家務。
在頒獎典禮上，敘利亞駐華大使哈勒夫•穆罕默德•杰拉德也應邀出席。這位大使表示讀過阿多尼斯的諸多作品，并贊揚詩人代表著當代阿拉伯文化中創作、榮耀和詩歌的豐富多彩。
但沒過一會兒，當阿多尼斯上臺發言，依然我行我素地對自己的故鄉進行了批評：“如果說阿拉伯世界過去只有詩歌的話，現在連詩歌都要失去了，我們的世界到底怎么啦，人類文明到底怎么啦?”
對于這些批評，大使宛然一笑：“這并不損害我對這位詩人的尊敬。并且，他有權利表達自己的觀點。”
“他就是這樣寵辱不驚。”唐曉渡說。自從離開敘利亞后，阿多尼斯來到了黎巴嫩的首都貝魯特——這座在阿拉伯世界素有“政治的邊緣、文化的中心”的城市。阿多尼斯在參與創辦了阿拉伯現代詩歌史上最具革命意義的《詩歌》雜志。可惜到了1980年代黎巴嫩又陷入戰爭，阿多尼斯不得不流亡法國，開始了半生的旅居。
“他屬于一個國家，卻無法在其中居住;他居住在一個國家，卻無法歸屬其中。”阿多尼斯用詩歌描述其中滋味，“他有多重身份，因為他只有一個國度：自由。”
盡管如此，他并不打算在即將動筆的自傳中，記錄下自己在敘利亞坐牢的內容。“盡管那是我一生中最為黑暗的時刻”，阿多尼斯仰著頭說，“但我不會寫出來，因為那是對祖國和人民的侮辱。”
“哪怕這個國家有一個人愛我，或者我愛著其中一個人，也會讓我忘卻所有的痛苦。”末了，這位詩人總結說。
這位頭發已經花白的老人，正在逐漸失去往昔的鋒芒。據說，他近年來對阿拉伯現實的批判似乎鮮有以往那么激憤。對此，阿多尼斯無奈地表示：“因為我發現一切都不曾改變，也很難改變。我真的感到疲憊了，也不愿總是重復自己。”
只有在詩歌中他才能夠找回自己。頒獎典禮上，他緩步走上臺階，在講臺上緩步片刻，然后挺直后背、放松四肢、甩頭后仰，滿臉綻開明亮的笑容，最后輕輕閉上眼睛，開始朗誦詩。他表情寧靜，好像漂泊許久之后終于回到家鄉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