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的城鄉關系思想研讀
下面是關于毛澤東的城鄉關系思想研讀，歡迎閱讀借鑒。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明確提出: "城鄉二元結構是制約城鄉發展一體化的主要障礙."[1]
因此,要實現城鄉發展一體化,必須堅決破除城鄉二元結構.而要破除城鄉二元結構,首先必須深入探尋城鄉二元結構形成的歷史和制度根源.從城鄉關系的歷史變遷軌跡來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舊中國,加速了我國城鄉之間的對立和分離,城鄉二元結構逐步形成.毛澤東對近代中國城鄉二元格局的成因及其特征有過精辟的分析.
在新中國成立初期,我國城鄉關系得以改善,這與毛澤東的城鄉統籌兼顧思想密不可分; 而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由于城鄉二元體制的設立與運行,城鄉二元結構被進一步固化,這主要歸因于毛澤東優先發展城市和重工業乃至"以鋼為綱"的超高速趕超型重工化思想.由此可見,認真研讀毛澤東的城鄉關系思想,有助于我們探尋城鄉二元結構形成與固化的根源,為破除城鄉二元結構、推進城鄉發展一體化提供有益的啟示.
一、城鄉關系思想的形成: 以農村為重心,最終奪取城市.( 1927. 8 ~1949. 2)
1927 年大革命慘遭失敗后,在總結經驗教訓的過程中,毛澤東對近代中國城鄉關系的性質進行了深刻的分析,認為舊中國的城鄉關系有別于資本主義國家,舊中國的城市在政治上統治農村,在經濟上既剝削又依賴于鄉村.基于近代中國城鄉關系的特殊性和落后性,毛澤東提出中國革命必須另辟蹊徑,走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最終引導中國革命走向全面勝利.他創造性地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為新中國構建新型城鄉關系奠定了基礎.
1. 近代中國的城鄉關系與中國革命道路.毛澤東指出,近代中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性質決定了其城鄉關系是"外國帝國主義和本國買辦大資產階級所統治的城市極野蠻地掠奪鄉村"[2]336的對抗關系.自1840 年中國國門被英帝國主義的尖船大炮打開之后,廣大農民不僅繼續遭受不斷加劇的地租、賦稅、高利貸等傳統的封建剝削,同時又承受著帝國主義和買辦資本家強加的工農產品價格"剪刀差"的資本主義剝削.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質的剝削體系下,貨幣血液不斷從農村輸入城市,農村與城市的差距越來越大,形成了"近代式的若干工商業都市和停滯著的廣大農村同時存在"[2]188的二元格局.但由于近代中國資本主義經濟的弱質性使得近代城市依然是消費型城市,在經濟上又不得不依賴于農村.相反,對于廣大的農村而言,自然經濟雖已開始瓦解,但除了食鹽、少量的農具等必須通過交換獲得以外,其余產品基本上均可自給自足,農村可以不依賴于城市而獨立存在.總之,由于"微弱的資本主義經濟和嚴重的半封建經濟同時存在"[2]188,"城市雖帶著領導性質,但不能完全統制鄉村"[3]590.再者,從城鄉政治和階級力量分布情況看,中國的反動勢力主要盤踞在城市,其內部嚴重分裂、紛爭不斷; 而深受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壓迫、具有強烈革命愿望的農民即革命力量則主要集中在農村,這為紅色政權在農村生根發芽和茁長成長創造了生存空間.
基于上述情況,毛澤東認為,"因為城市太小,鄉村太大,廣大的人力物力在鄉村不在城市"[3]590,近代中國城鄉對立的結局只能是鄉村戰勝城市,中國革命的唯一正確道路是走農村包圍城市、最后奪取全國勝利的革命道路.中國的革命戰爭實質上是農民戰爭,中國革命的中心問題是土地問題.因此,中國共產黨應該把工作重點放在農村,以占人口大多數的農民為革命的主力軍,以解決農民的土地問題為核心,在廣大農村建立革命根據地,并以此為依托,發展壯大革命力量,最后奪取城市取得中國革命的全面勝利.
2. 辯證地處理農村和城市的關系.毛澤東在提出農村包圍城市的革命道路理論之后,進一步闡述了城市工作和農村工作的辯證關系.毛澤東認為,把黨的工作重點放在農村,并不意味著可以忽視和放棄城市,如果沒有城市工作的協同進行,農村革命根據地就會陷入孤立無援的境地,革命斗爭就會失敗.他明確指出,"不能設想,我們黨永遠沒有大城市,沒有工業,不掌握經濟,沒有正規軍隊,還能存在下去"[4],而"革命的最后目的,是奪取作為敵人主要根據地的城市,沒有充分的城市工作,就不能達此目的"[5].
毛澤東對鄉村和農民的重視,并不意味著他將落后的、封閉的、分散的鄉村和小農經濟理想化并看作未來民主社會的基礎.事實上,毛澤東已清楚地認識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鄉村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落后性,認識到封建小農經濟和小農思想的落后性.他指出,"新民主主義社會的基礎是工廠與合作社( 變工隊在內)而不是分散的個體經濟,是機器而不是手工","現在的農村是暫時的根據地,不是也不能是整個中國民主社會的主要基礎.由農業基礎到工業基礎,正是我們革命的任務".這充分體現了毛澤東在革命戰爭時期對中國城鄉關系的辯證思考,不僅立足于當時的革命需要,還著眼于中國未來的發展.
毛澤東在革命戰爭時期對城鄉關系的認識和把握是深刻的、準確的、科學的.一方面,中國革命既要由工人階級來領導,又必須緊密依靠農民階級和廣大鄉村; 另一方面,先是以農村革命來推動城市解放,之后再由城市領導鄉村,恢復和發展生產,以現代工業帶動傳統農業的改造,全面推動新中國建設事業的發展.正如周恩來所說: "對我國城鄉關系的這種辯證的處理,是毛澤東同志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解決我國革命問題的一個最成功的范例."[7]正是在這種辯證思想的指導下,中國民主革命事業取得巨大的進步,也為建國后建立新型城鄉關系奠定了理論基礎.
二、城鄉關系思想的發展: 優先發展重工業,城鄉統籌兼顧( 1949. 3 ~1957. 10)
新中國成立以后,作為階級對立和階級壓迫集中表現的城鄉對抗性矛盾消除了,城鄉關系的性質發生了根本變化.但是由于近代以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買辦官僚資本的長期的多重掠奪所導致的城鄉之間嚴重不平衡狀況依然存在.正是這種特殊的社會歷史背景促使毛澤東對處理城鄉關系進行深入的探索和思考.
1. 城鄉發展關系: 以城市為中心,城鄉兼顧發展.解放戰爭后期,毛澤東開始對新中國成立后的城鄉工作進行理論思考和實踐準備,并在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明確提出: "從一九二七年到現在,我們的工作重點是在鄉村,在鄉村聚集力量,用鄉村包圍城市,然后取得城市.采取這樣一種工作方式的時期現在已經完結.
從現在起,開始了由城市到鄉村并由城市領導鄉村的時期.黨的工作重點由鄉村移到了城市."[8]654城市作為先進生產要素的聚集地,擁有以現代工業為代表的先進生產力.只有把黨的工作重心及時轉移到城市,利用集中在城市的 10%的代表先進生產力的現代工業去帶動占 90%的分散的落后的小農經濟,才可能使中國由傳統農業國轉變為現代工業國.
同時,毛澤東又強調,"城鄉必須兼顧,必須使城市工作和鄉村工作,使工人和農民,使工業和農業,緊密地聯系起來.決不可以丟掉鄉村,僅顧城市,如果這樣想,那是完全錯誤的."[8]654毛澤東作出這一論斷的依據在于: 中國是一個農業大國,只有農業生產得到了恢復和發展,才能為城市和工業供給更多的糧食、原料和市場,以滿足城市日益增多的生產和生活需求,為恢復和發展城市經濟提供保障."既以城市為中心,又要兼顧鄉村發展"的思想,既是符合中國國情的選擇,也是發展先進社會生產力的客觀要求,它為新中國成立后處理城鄉關系的政策取向提供了理論準備,明確了建國后我們處理城鄉關系的基本原則.
2. 產業分工關系: 重工業優先發展,工農業并舉.建國前夕,毛澤東就提出了"使中國穩步地由農業國轉變為工業國"[9]的工業化戰略目標.在帝國主義對新中國實行經濟封鎖的環境下,要在一個小農經濟占主體的農業國發展現代工業,只能依靠本國的農村經濟,主要從農業中獲得必需的積累.因此,中國的工業化一開始就面臨著如何處理工業和農業之間關系的問題.出于鞏固國家安全的考慮以及受蘇聯模式的示范作用的影響,毛澤東提出了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思想,引導中國走上重工業優先發展的工業化道路.1951 年12 月,毛澤東較完整地闡述了其工農關系思想,他指出: "為了完成國家工業化,必須發展農業,并逐步完成農業社會化.但是首先重要并能帶動輕工業和農業向前發展的是建設重工業和國防工業."[10]
由此可見,毛澤東主張優先發展重工業,而為了實現工業化,又必須積極發展農業.在城鄉經濟建設過程中,毛澤東鄭重提出要正確處理重工業和農業、輕工業的關系,以防重蹈蘇聯"重重工業,輕農業"的覆轍,從而陷入農輕重發展嚴重失衡的泥潭.
1956 年毛澤東在《論十大關系》中,揭示了只有多發展些農業,才能多些和快些發展重工業的工農業協調互促發展規律.在 1957 年 10 月黨的八屆三中全會上毛澤東進一步指出: "以重工業為中心,優先發展重工業,這一條毫無問題,毫不動搖.但是在這個條件下,必須實現工業和農業同時并舉,逐步建立現代化的工業和現代化的農業."[11]310由此可見,毛澤東認為在中國要建設強大的工業國,不僅要發展現代化的工業,而且還要建立現代化的農業.這一認識是毛澤東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工業化內涵的準確把握,表明他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工業化道路的探索又向前邁進了一步.
總之,毛澤東在農輕重發展的關系問題上,明確提出了堅持重工業優先發展,工農業同時并舉的發展方針.從我國當時面臨的國內外環境和形勢來看,優先發展重工業,一方面,可以增強國防力量,保障國家獨立與安全,這是適應當時國際形勢的必然選擇; 另一方面,可以為農業和國民經濟各部門提供技術裝備,提升農業和整個國民經濟的生產水平,這是社會主義工業化建設的內在要求.工農業同時并舉,是對我國基本國情和農業基礎地位的正確認識.我國是一個農業占主體、農業人口占大多數的農業大國,只有農業發展了,才能為工業提供生活資料、勞動力、資金、生產原料和銷售市場,工業發展才有穩固的基礎和良好的發展前景."重工業優先發展,工農業同時并舉"體現了工農業相互依存、互相促進的辯證關系,是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中央對中國工業化道路的集中概括.
3. 產品交換關系: 遵循價值規律,實行等價交換.毛澤東認為,在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由于生產力水平比較低下,社會產品還不夠豐富,社會主義公有制和私有制并存,決定了社會主義商品生產必須存在和發展,價值規律必然在經濟中廣泛發揮作用.因此,對于社會產品,只能實行等價交換,不能實行無償占有和無償劃撥.毛澤東認為,城鄉、工農之間的經濟關系本質上也是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關系,等價交換是城鄉、工農進行經濟聯系并為農民唯一可以接受的形式.對農民的勞動產品只能通過貿易而不是剝奪的方式取得,工農業產品的交換價格政策必須遵循價值規律.正如他在《論十大關系》中所說的,"工農業品的交換,我們是采取縮小剪刀差,等價交換或者近乎等價交換的政策.我們統購農產品是按照正常的價格,農民并不吃虧,而且收購的價格還逐步有所增長.我們在向農民供應工業品方面,采取薄利多銷、穩定物價或適當降價的政策,在向缺糧區農民供應糧食方面,一般略有補貼."[12]274毛澤東對我國城鄉之間存在的商品經濟關系的正確認識及工農業產品實行等價交換的思想,無疑是對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關于社會主義社會的城鄉關系理論的發展,是符合我國國情的選擇.工農業產品的等價交換政策保障了農民的正當利益,保護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對穩定農業生產和發展農村經濟產生了積極的作用.
4. 收入分配關系: 以國家為重,兼顧農民利益.在國家和農民的分配關系上,毛澤東認為要以國家為重,但同時極力反對當時蘇聯采取涸澤而漁、把農民挖得太苦的做法,主張兼顧農民的利益.他強調,"國家要積累,合作社也要積累,但是都不能過多.我們要盡可能使農民能夠在正常年景下,從增加生產中逐年增加個人收入."[8]775對于工人和農民之間的收入分配問題,毛澤東認為,由于工業的效益高于農業,工人的收入高于農民是理所應當的."簡單地拿農民每人每年平均所得和工人每人每年平均所得相比較,說一個低了,一個高了,這是不適當的.工人的勞動生產率比農民高得多,而農民的生活費用比城市工人又省得多,所以不能說工人特別得到國家的優待."[8]776允許工人和農民之間的收入存在適當差距,體現了效率原則.當然,在承認效率原則的同時也要兼顧公平,對于某些過大的收入差距也要作出適當調整.對此,毛澤東指出:
"有少部分工人的工資以及有些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的工資是高了一些,農民看了不滿意是有理由的,斟酌情況作一些適當的調整,是必要的."[8]776綜上,建國初期毛澤東的城鄉關系思想可以概括為: 以城市為中心,優先發展重工業,同時要兼顧鄉村和農業的發展.在這一思想的指導下,我國在集中主要力量進行工業化和城市化建設的同時,政府也采取了多種積極的政策推動鄉村與農業的發展,主要包括改革農村土地制度,改善農業基礎設施,縮小工農產品價格剪刀差,減輕農民的稅收負擔,組織城鄉人員物資交流等,這些措施有效地促進了農業的恢復、發展和農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改善了我國的城鄉關系.
三、城鄉關系思想的轉變: 超速發展工農業( 1957. 11 ~1960. 12)
遺憾的是,毛澤東關于城鄉統籌兼顧發展的思路在實踐中并未能始終予以堅持并實現.自中共八屆三中全會后,出于對加快實現工業化和現代化的迫切渴求,毛澤東對我國城鄉關系的探索出現了偏差,從城鄉統籌兼顧下的重工業優先發展思想轉化為工業中"以鋼為綱"的超高速趕超戰略思想和農業中"一大二公"的嚴重超前的人民公社化思想.
1."以鋼為綱"的超高速趕超型工業化戰略.在國內經濟快速恢復和發展的鼓舞下,在原蘇聯顯赫的建設成就和赫魯曉夫的趕超目標的激勵下,毛澤東放棄了逐步實現工業化的思想,轉而提出以趕超的時間表和鋼鐵產量指標為主要內容的趕超型工業化思想.1957 年 11 月毛澤東提出在鋼鐵等主要工業產品的產量上用 15 年左右趕超英國、50 ~60 年時間趕超美國的設想.他指出: "美國建國只有一百八十年,它的鋼在六十年前也只有四百萬噸,我們比它落后六十年.假如我們再有五十年、六十年,就完全應該趕過它."[12]296"趕超"思想的提出,體現了黨和人民加快實現中國繁榮富強的美好愿望,原本無可厚非.但這種"趕超"思想不幸陷入了一個形而上學的泥潭,即把英美國家的發展看成是絕對靜止不變的,絲毫沒有意識到,當中國工業化的車輪向前滾動時,英美國家的工業也會向前發展,絕不會原地踏步的.而且,"趕超"主要以鋼鐵為標準,忽視了中國與英美在其他方面的差距.
這一急于求成的"趕超"愿望,已經隱含了急躁冒進的思想情緒.隨著這種情緒的發酵,1958 年之后毛澤東又把趕美超英的時間一再縮短,最終確定用 2 ~3 年超過英國、5 年趕上美國.與趕超時間的縮短相適應,經濟發展指標也越定越高."二五計劃"要求 1962 年在糧、棉、鋼鐵等方面要比 1957 年增長數倍甚至十幾倍,這種拔苗助長的思維和做法,嚴重超出了我國的實際承受能力,也違背了城鄉統籌兼顧發展的初衷.
2."一大二公"的農村生產關系變革.我國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帶來了農業生產力水平的大幅提高,彰顯了農村生產關系變革的巨大力量和農村集體經濟的巨大威力.這一成就又激勵了毛澤東繼續把變革生產關系作為促進農村經濟發展的重要途徑,并開始尋求一種比高級社更"大"、更"公"的農村生產組織,最終釀成了生產關系的"大躍進".1958 年初,在有些地方出現了小社并大社的風潮,并把"大躍進"中一些虛報的生產成績歸功于這種大規模的生產活動,這些做法使毛澤東更加堅定了在農村組建大社的想法.在 1958 年3 月的成都會議上,由毛澤東建議通過了《關于把小型的農業合作社合并為大社的意見》,拉開了全國范圍內的并社工作序幕.1958 年 8 月,毛澤東在視察河南時,充分肯定了人民公社"一大二公"和"工農商學兵"集合在一起的便于領導的好處.在毛澤東的倡導和推動下,人民公社飛速發展,到 1958 年 11 月,在全國范圍內實現了人民公社化.
1958 年 12 月,中共中央的《關于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對人民公社組織的地位和作用作了全面和"前瞻性"的概括,這一決議指出: "人民公社制度的發展……為我國人民指出了農村逐步工業化的道路,農村的集體所有制逐步過渡到全民所有制的道路.社會主義按勞分配逐步過渡到共產主義的按需分配的道路,城鄉差別、工農差別、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差別逐步縮小以至消失的道路,以及國家對內只能逐步縮小以至消失的道路.……可以預料,在將來的共產主義社會,人民公社將仍然是社會結構的基本單位."[13]
然而,從實踐上來看,由于人民公社實行的高度化的公有制、集中勞動和平均分配,都嚴重超越了我國社會經濟發展的歷史階段,其結果不僅沒能引領我國向共產主義過渡,反而嚴重地損害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違背了生產關系必須與生產力狀況相適應的規律,阻礙了農村經濟的發展.
3. 人民公社成為"以農補工"的制度保障.重工業屬于投資規模大、投資周期長、資本有機構成高的典型資本密集型行業,這些特征決定了發展重工業必須以龐大的資本積累和供給為支撐.建國初期,我國的基本國情是傳統農業占主導、現代工業十分落后,因而新中國工業化的啟動資本只能仰仗于農業積累.然而,建國后農村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的土改方式和人多地少的國情,決定了我國當時的農業經濟是一種高度分散、產能低下、剩余有限的小農經濟.這樣的小農經濟根本無法支撐大規模、以重工業為主、超高速發展的工業化建設.由合作社發展而來的人民公社制度有效地化解了小農經濟與工業化建設之間的矛盾.人民公社以其土地集體所有和集體統一經營的方式,徹底剝奪了農民獨立自主的決策權,實現了行政指令對市場契約的替代,消除了分散的小農經營與政府目標函數的不一致,有效降低了國家與農民的交易費用,保障了統購統銷的順利進行,最大限度地將農業剩余轉移至工業部門,從而為工業化建設積累資金.基于這一基礎我國的工業建設獲得了快速的發展,也在較短的時間內建立起了比較完整的現代工業體系.但與此同時,這種以犧牲農業和農民利益為代價的工業化發展方式,導致了工農業發展嚴重失衡、城鄉關系嚴重扭曲的后果.而且更為嚴重的是,集政治、社會、經濟三位一體的人民公社把農民牢牢鎖定在土地上,使城鄉分割的二元戶籍制度得以全面落實,進一步強化了城鄉社會經濟的二元結構.
四、城鄉關系思想的回歸: 農業是基礎,工業是主導( 1961. 1 ~1976. 9)
基于"大躍進"給國民經濟帶來重創的事實,并根據國內外經濟環境的變化,毛澤東開始對工農城鄉關系做新的思考,他提出了"農業是基礎,工業是主導"[11]241的思想.這表明毛澤東對工農城鄉關系的認識又回到了建國初期確定的優先發展重工業,兼顧農業發展,逐步實現工業化并趕超世界先進水平國家的思想軌道上來.
1."農業是基礎,工業是主導"思想方針的確立.由于"以鋼為綱"的超高速趕超型工業化戰略、人民公社運動和自然災害三重因素的疊加,導致我國糧食產量大幅度減產,引發了糧食危機和災荒.1960 年農業總產值增長率為 -12. 6%,糧食產量較 1957 年降低了四分之一.不容樂觀的經濟形勢要求當時的領導人重新審視城鄉關系,對工農業關系進行調整迫在眉睫.1961 年初,毛澤東提出了"農業是基礎,工業是主導"的思想.1961 年 4 月,周恩來對這個方針進行了解釋和說明,他指出: "農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工業是主導.
社會主義國家的建設,當然是優先發展重工業,發展主導方面,但是不能忽視我們的基礎."[14]以工業為主導是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內在要求和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排斥工業主導,只能是生產力低下的落后的農業社會主義.但在優先發展重工業的同時,絕不能忽視農業這一基礎.只有農業發展了,工業才能更好地發展.1962 年黨的八屆十中全會將毛澤東的"農業是基礎,工業是主導"的思想概括為"以農業為基礎,以工業為主導",并將其確定為國民經濟發展的總方針.
"農業是基礎,工業是主導"的思想深刻地揭示了農業和工業相互依存、互相促進的辯證關系,是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中央對中國工業化道路的集中概括,既凝聚著我國工業化的成功經驗,也包含著挫折和教訓的總結,從而為中國工業化的健康發展探索出一條契合國情的道路.
與此同時,毛澤東也對超高速趕超發展的思想和做法進行了糾正.1963 年 8 月,毛澤東提出了"兩步走"的戰略,他指出: "我們的工業發展可以按兩步來考慮: 第一步,搞十五年,建立一個獨立的完整的工業體系,使我國工業大體趕上世界先進水平; 第二步,再用十五年,使我國工業接近世界先進水平."[15]
可見,此時毛澤東對我國城鄉關系的認識又發生變化,重新回到了原先確定的優先發展重工業,兼顧農業發展,逐步實現工業化并趕超世界先進水平的思想軌道上來.令人遺憾的是,毛澤東這一城鄉關系思想并沒有很好地貫徹到實踐中去.由于之前所構建的"以農補工"的政策體系依然在實踐中延續,故而"農業是基礎,工業是主導"的思想并不能改變農業和鄉村為工業及城市"輸血"的境況.而且很快地,這種比較正確的處理工農業關系的思想因"“”"的到來而被擱置,以至于城鄉二元結構進一步延續和固化.
2. 工業建設以"大三線"建設為重點.由于歷史原因,我國原有的工業分布嚴重不均衡,主要集中在東南沿海地區,而中西部地區工業基礎十分薄弱.早在"一五"時期,毛澤東和中央領導人就曾經將一些東南沿海地區的工廠和人員內遷,支援內地工業建設,以期改變我國工業布局不合理狀況.1964 年 5 月,面對中蘇關系的惡化和周邊軍事環境的日益緊張,出于備戰和改善工業布局的考慮,毛澤東提出了集中力量在內地搞"大三線"建設的思想.集中力量搞好內地工業基地建設,一來可以備戰,二來可以改變不合理的工業布局.1965 年 10 月,中央下發的《1965 年計劃綱要( 草案) 》提出了"三線"建設的總體目標,即以多快好省的方法,在中西部地區建立一個工農業結合的、為國防和農業服務的比較完整的戰略后方基地.從此,我國工業化建設進入了以"大三線"建設為重點的階段.由于"三線"建設的軍事目的大于經濟目的,加上"“”"的影響,"三線"建設中出現不少問題.但總體來看,經過十多年的"三線"建設,我國中西部地區形成了一批新興的工業基地,內地的能源礦產資源得到了開發利用,交通運輸狀況大為改善,中西部地區經濟實力大幅增強,在一定程度上縮小了與沿海地區之間的差距,使我國工業布局嚴重不合理的狀況得以改善,也為中西部地區后來的經濟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3."農業學大寨"運動的興起.在"農業是基礎,工業是主導"思想的指導下,毛澤東開始對農業中的超前發展思想和做法進行調整.以 1961 年 3 月制定的《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 草案) 》為起點,毛澤東著手對農村的集體所有制、生產、分配、管理等制度進行改進,以糾正人民公社化以來農村工作中的主要錯誤,在一定程度上調動了農民的積極性,促進了農業生產的恢復和發展.但由于這些改進并未觸動人民公社的根本制度,人民公社的主要弊端依然存在,這引發了國內不少地方出現了反對人民公社、主張包田單干的苗頭.
毛澤東認為這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危險做法,開始批判"單干風",并在全國范圍內開展城鄉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以鞏固人民公社集體經濟.
如何證明集體經濟組織在發展農業生產和改變農村貧窮落后面貌方面的積極作用和優越性,是這一時期毛澤東一直思考的重大問題.大寨作為依靠人民公社集體力量,依靠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精神,努力發展生產的先進典型受到了毛澤東的高度關注和極力倡導.1964 年 5 月毛澤東號召廣大干部和人民群眾,要向大寨人學習,發揚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精神,發展農業生產.在他的號召下,很快在全國各地掀起了農業學大寨的運動,大抓農業,大搞農田水利設施建設,治山治水,改善農業生產條件,這些措施為當時和后來的農業增產起了保證作用.在這一運動中,基層干部和群眾一起參加生產勞動,密切了干群關系,蘊藏在億萬農民群眾中的發展農業的巨大能量也因此被充分地激發了出來,有力地促進了農業生產的發展.
受"“”"運動的影響,學大寨運動曾一度誤入歧途,淪為政治斗爭和路線斗爭的工具.但由于毛澤東始終關注學大寨運動的發展動向,對運動中出現的一些"左"傾錯誤進行了糾正,促使"“”"中后期的農業學大寨運動又逐步回到促進農業生產上面來.從結果上看,在農業學大寨運動中,全國各地涌現出許多農業先進典型,他們在生產和建設上都取得了顯著的成績,作出了不小的貢獻.從這一場運動的目的來看,毛澤東發動農業學大寨運動的主要目的是,進一步鞏固人民公社集體經濟,促進我國農業生產發展,改變農村的落后面貌.因此,農業學大寨運動并不是一場單純的生產運動或_運動,而是毛澤東對發展社會主義農業構想的一次實踐.對于農業學大寨運動,我們不僅要看到其所產生的問題,更應該看到其所起的積極作用.
五、毛澤東城鄉關系思想對城鄉發展一體化的啟示
綜觀毛澤東城鄉關系思想的演變過程,可以看出毛澤東對城鄉關系的探索,既有契合國情的、正確的科學認識,也有超越現實、急于求成的偏差; 既有寶貴的經驗,也有深刻的教訓.無論是經驗還是教訓,對于當前我國破除城鄉二元結構,推進城鄉發展一體化,均具有重大的借鑒價值.
1. 夯實農業基礎地位,破除城鄉二元結構.在革命戰爭時期,毛澤東非常重視農業,把農業生產放在經濟建設工作的首位,在根據地和解放區大力開展農業生產運動,保障了軍民生活所需,有力地支援了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建國初期,毛澤東也高度重視農業的基礎地位,提出了城鄉統籌、工農業并舉的思想,采取了一系列有力的政策措施,使農業生產得以迅速恢復和發展,有力地支持了工業化建設.后來,隨著"以鋼為綱"超高速趕超型重工化思想的形成,毛澤東雖然也經常強調農業基礎地位,但主要突出的是農業對工業尤其是重工業發展的服務和保障功能.為了獲取更多的農業剩余并使之流向工業,以保障工業化積累的順利進行,黨和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傾向城市的政策,導致了城鄉二元結構的制度化.
改革開放后,在以工業化和城鎮化為主旋律的現代化進程中,"忽視農業、偏愛工業"的思想及政策仍在不同程度上延續著,從而導致城鄉二元結構的固化和加劇.可見,城鄉二元結構的形成與固化的根本原因在于對農業的松懈和把農業當作工業化發展的"保障部門"的定位偏差.時至今日,盡管黨中央已經將解決"三農"問題作為經濟工作的重中之重,但仍然有不少領導干部認為,發展農業見效慢,難出政績,沒有真正把農業放在經濟工作的首要地位,有的地方甚至出現懈怠農業的傾向.這也是城鄉差距的縮小至今尚未出現拐點的重要原因.因此,今后我們在推動城鄉發展一體化的進程中,要徹底改變以往主要強調農業的服務功能、把發展農業作為推進工業化和城市化的工具的做法,真正確立農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與工業具有同等的重要地位的思想; 要徹底改變傾向城市的各種政策,在我國工業化取得長足發展的今天,樹立起"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的理念,加強農業的政策傾斜,并真正把各項惠農、富農、強農政策落到實處.
2. 加快土地制度改革,賦予農民更多的土地財產權利.從近代中國的基本國情出發,毛澤東提出了中國的革命是農民革命、中國革命的中心問題是土地問題的思想,并領導農民開展土地革命,實現耕者有其田,滿足了廣大農民對土地的迫切渴求,從根本上激發了農民生產的積極性.但后來為了快速積累工業化所需的資金,國家通過農業合作社乃至人民公社把農民的土地所有權和經營權都收歸集體,損害了農民的利益,抑制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國家的放權讓利,農民獲得了土地承包經營權和產品自由銷售權,農村的生產力由此獲得了釋放,促進了糧食增產、農民增收,并為中國經濟的崛起提供了全面支持.但在城鎮化發展過程中,由于非農建設用地需求的急劇擴張和農民土地產權的殘缺,一方面,導致農民的土地權益毫無保障,其安身立命的土地屢遭低價強征; 另一方面,農民土地資產的流動性和變現能力低下,制約了農民財產性收入的增長,成為城鄉居民收入差距過大的重要原因之一.可見,土地問題依然是現階段我國農村的中心問題,為了促進農村和農業的發展,迫切需要加快土地制度改革,對農民的土地財產進行還權賦能,給予農民更多的經濟發展自主權.可喜的是,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明確提出了旨在賦予農民更多土地財產權利的土地制度改革新思路.
按照這一改革思路,今后的重點工作是: 一要抓緊在全國范圍內開展農村土地確權登記頒證工作,盡快完成集體建設用地、農業用地、宅基地和林地的確權、頒證工作,從法律上明確農民對土地的財產權益.二是盡快修改相關法律,在明確農戶土地承包權"永久不變"的基礎上,對承包地的流轉方式、流轉期限、流轉規模等問題作出明確規定,確保土地的保障和收益功能的發揮.三是在保障其用益物權的基礎上進一步擴大宅基地權能,為農民住房的轉讓擔保抵押權能的實現護航.四是要以國有土地市場為依托,加快城鄉統一的土地市場建設,促進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的自主交易,實行與國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權同價.同時建立公平合理的集體土地收益分配機制.五是要加快征地制度改革立法,制定公益性和經營性建設用地界定標準,逐步取消經營性項目的征地權,推動經營性項目用地通過集體土地流轉市場來獲取; 建立民主、公開、公平、公正的征地程序,切實提高被征地農民的補償款,妥善解決被征地農民就業、住房、社會保障等問題.
3. 構建城鄉統一市場,促進城鄉平等交換.如前所述,毛澤東認為城鄉、工農之間的經濟關系本質上是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關系,等價交換是城鄉、工農進行經濟聯系并為農民唯一可以接受的形式.為了鞏固工農聯盟,毛澤東在建國初期致力于縮小工農業產品價格之間的剪刀差,使城鄉之間建立了較為平等、正常的商品聯系.后來,隨著統購統銷政策的實施和人民公社體制的建立,城鄉產品交換被納入計劃體系之內,工農業產品之間的價格剪刀差逐漸被拉大,城鄉平等的、橫向的商品經濟聯系被不平等的、縱向的城鄉產品關系所取代.破壞了等價交換原則和扭曲了市場價格激勵機制,由此導致的結果是,工業低效益的粗放增長模式的固化,農民種田積極性盡失,農業生產水平長期徘徊不前.
改革開放后,隨著市場機制的引入,城鄉之間的商品交換關系獲得了很大的恢復和發展.但從總體上看,農產品和要素價格偏低的狀況并沒有得到根本改變.主要表現為農產品價格總體水平偏低,未能反映資源尤其是土地資源的價值,工農產品的價格剪刀差仍舊存在; 農村土地與城市土地沒有同權同價、農村勞動力與城市勞動力沒有同工同酬、農村儲蓄資金沒有支持"三農".城鄉產品和要素交換的不平等阻滯了農民收入的增長,成為拉大城鄉收入差距的根源.
鑒于此,我們在推進城鄉發展一體化的進程中,要充分發揮市場的決定性作用和政府的保障作用,構建城鄉平等的商品經濟關系,促進城鄉產品與要素的平等交換.如果考慮到農業的基礎地位、產業的弱質性和長期以來對城市建設的超常規貢獻,還應該使城鄉產品和要素的比價向農村傾斜,以補償"三農".具體而言,在城鄉產品交換價格上,可以通過"一升、一保、一降",消除工農產品價格剪刀差.一要完善以糧食為主的農產品價格支持政策,逐步適度地提高農產品價格,提高農民收益.二要大力發展農產品市場,完善農產品流通機制,減少中間流通環節,降低交易成本,盡量縮小城鎮居民消費價格的漲幅,同時,對城鎮低收入家庭進行補貼,保障城鎮居民的生活水平; 三要監控涉農工業品的價格水平,防止農產品漲價帶來的收益被工商業所侵蝕.同時,完善農業生產服務體系,以減少涉農物資的交易費用,降低農業的生產成本.在城鄉要素交換問題上,加緊建立城鄉統一的要素市場,實現城鄉要素的平等交換和自由雙向流動,保障農民的要素收益權,促進城鄉資源的優化配置; 加快發展農村資本市場和農村金融制度創新,保障農村儲蓄主要服務于"三農"; 加強農村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的供給,促進公共資源在城鄉之間的均衡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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