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電大行政管理畢業論文范文(2)

　　2017年電大行政管理畢業論文范文篇三：《淺論行政腐敗成因及防范措施》

　　摘 要

　　當今世界各國腐敗問題已經是一個國家發展的毒瘤、公害，也正在引起各國的重視，我國也不例外，腐敗都是權力運行失控、失衡所致。“腐敗的根本是權力的腐敗”。行政行為與人們的日常生活接觸最為廣泛，因此行政腐敗問題更應為人們所重視。行政腐敗是社會腐敗的核心,既危及到法律的權威性和有效實施，又動搖了我國社會主義的政治基礎，已經對社會發展構成了潛在的威脅。當前,如何在正確地認識行政腐敗、科學地分析行政腐敗成因的基礎上,提出相應的治理措施,從根本上遏制行政腐敗,是一項十分重要的課題。監督是指享有監督權的主體依法對社會生活的管理者以及社會管理運行進行監督檢查、懲戒和制約的行為，其本質是對權力的監督制約，防止權力的濫用。它是實現國家權力系統內在穩定的必要機制，是防范權力腐敗的根本性措施之一。最后，要建立具有相對獨立性、高度權威性的監督機構。我國和國外監督實踐證明，要實施有效的監督約束，必須建立一個具有相對獨立性、高度權威性的監督機構。這一機構應具有相對獨立性并擁有充分的自主權，依照法律法規行使其獨特的監督使命，才能有效地防止和遏制腐敗現象的滋生和蔓延。

　　關鍵詞: 權力腐敗，行政腐敗，職能轉變，權力制約，集體共犯

　　目前，我國正處在社會主義轉型期，伴隨著經濟的發展腐敗問題也成為我國公害，腐敗已經是社會毒瘤，如步及時治理將影響社會發展和穩定。應該引起大家的重視，細說腐敗是由于道德理想的迷失、道德觀念的錯位、道德準則的失范，引起道德行為的失序。這種失序反映在政治生活方面便是權力的腐敗，貪污、受賄、以權謀私等現象嚴重。深究腐敗現象產生的原因固然很多，但行為主體的道德內約松散是其中一個不可忽視的原因。所謂道德內約松散，是指人們的道德觀念淡薄，道德行為的主體擺脫了自己應遵守的各種道德規范約束的現象。因此，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加強政治倫理建設，就是要以德倡廉，強化政治行為主體的道德內約，使政治行為主體筑起“不想腐敗”的思想道德防線，從而抑制腐敗現象的滋生和蔓延

　　一、行政腐敗的概念和危害

　　腐敗本是生物學上的一個概念，是對生物發生變質腐爛現象的描述。而行政腐敗是對在政治領域發生類似現象的描述，是權力腐化的產物，即國家公職人員利用公共權力為自己或他人謀取私利的違反法律和道德的行為。從表面上看，腐敗意味著國家公職人員的貪污腐化、行賄受賄、敲詐勒索、揮霍公共財物、假公濟私等丑惡現象，以致黨的路線、方針、政策不能貫徹，官僚主義嚴重，道德失衡，社會風氣敗壞;從實質上看，腐敗是權力變質和異化的產物，公共權力在行使過程中偏離既定目的，不再為公共利益服務，而是被用來換取個人利益，成為社會上少數權力擁有者或集團攫取私人、局部利益的手段或工具。因此，腐敗實際上是權力和金錢的交換，或者說是權力的商品化與金錢的權力化。 腐敗在政治、經濟、司法和政黨領域中都不同程度的存在，只要涉及利益或利益分配的地方就有其蹤影。政府的行政管理行為和公民的日常生活息息相關，因此行政腐敗越發猖獗，表現形式也呈現出多樣化的趨勢，已經滲透到行政管理活動的各個環節——行政領導、行政決策、行政執行、行政監督等。目前中國腐敗的現狀是：制度性的腐敗;大范圍大面積的腐敗;生活方式的腐敗;公權力亂用的腐敗;權力資本化的腐敗;集團分贓的腐敗。由收受錢物的“硬腐敗”發展為接受各種服務、出國旅游等好處的“軟腐敗”;由個人撈錢的“小腐敗”上升為集體福利、揮霍公款的“大腐敗”;由一人出事的“個案”擴大為“集體共犯”。這說明中國的腐敗在一些領域非常嚴重。據統計，僅2005年，全國立案偵查涉嫌職務犯罪的國家工作人員43757人，比上年增加0.6%，其中涉嫌貪污賄賂犯罪35031人，瀆職侵權犯罪8726人，共提起公訴30788人，通過辦案為國家挽回直接

　　經濟損失45.6億元。立案偵查貪污賄賂、挪用公款百萬元以上案件1275件，比上年增加4.9%。立案偵查涉嫌犯罪的縣處級以上國家工作人員2960人，其中廳局級198人、省部級11人;已提起公訴1980人。這些丑惡案件幾乎涵蓋了與行政權力相關的所有部門領域。改革開放之前，腐敗案件只是偶發性的，也大多集中在基層或中低層，影響范圍小，惡劣程度低。但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行政腐敗風刮向了中高層，像北京市長陳希同、上海市委書記陳良宇之類案件層出不窮，影響極其惡劣。

　　行政腐敗現象給一個社會所帶來的危害是巨大的。它不僅浪費了社會財富，造成經濟秩序的紊亂，破壞了經濟建設，阻礙了經濟發展，而且嚴重地影響了政府形象和法律的權威，敗壞了政治的清正廉明;更有甚者，它導致了社會風氣的惡化，道德水準下降，價值觀扭曲，是非正義感喪失，拜金主義和拜官主義觀念橫行。社會為腐敗付出了巨大的代價。正如英國學者保羅·哈里森指出的那樣：行賄受賄是大多數第三世界國家內部的惡性腫瘤，它蠶食著人民與統治者之間的相互信任關系的基礎，使國家無力實施自己的法律和法規，改革即使通過了也很難實施。腐敗對于一個正在變革中的社會確實具有極大的危害性。能否抑制腐敗，消除腐敗現象，關系到一個社會的經濟、政治社會的健康發展，因而成為發展中國家走上現代化之路的關鍵。對于今天的中國，尤為重要。鄧小平同志的話可謂一針見血：“要整好我們的黨，實現我們的戰略目標，不懲治腐敗，特別是黨內高層腐敗現象，確實有失敗的危險。”

　　二、行政腐敗的原因

　　腐敗的實質是權錢交易，是權力異化的結果，這是由權力的性質所決定的。政治學中的權力理論認為：在權力不受限制或社會控制薄弱，而行使權力者自身又缺乏道德約束力的情況下，就會走向腐敗。“絕對的權力產生絕對的腐敗”，這是為階級社會的歷史所證明了的真理。目前，我國社會生活中的腐敗是一個復雜的社會現象，它的產生和迅速蔓延，有著復雜的歷史文化傳統和現實制度方面的原因。

　　(一)人性固有的弱點催生了腐敗的動機

　　人性本無善惡之分，既有光明進步的一面，也有陰暗落后的一面。然而人性天生就有趨利避害的欲望。當一個社會有著良好的引導規范和制約機制，它就會使人性向著善的方向發展，克制非法獲利的欲望，發揚人性中光明的一面，使自己的行為符合法律和道德的要求。而一個社會秩序混亂、道德淪喪、不講是非，就會使社會成員不自覺地擴張利欲以獲得最大限度的個人利益為行為目的，無視社會公德與法律。社會環境的變化可以調控人性，促進人性中的光明面，是謂進步、文明;反之，則為落后、野蠻。任何腐敗行為的產生，都是由人的動機支配，動機則由人的需求支配。而這里的“動機”、“需求”雖然從

　　根本上說是源于客觀，但它并不是純客觀，而是帶上了強烈的主觀色彩。因此，腐敗與否還取決于個人的主觀因素，也就是跟人的需求層次、思想覺悟、價值取向、道德境界、意志水平、法律意識等有關，尤其是當今現實社會充滿了各種感官刺激、物質誘惑和金錢地位，使一些人欲望膨脹、價值扭曲、是非顛倒而不能自控，甚至鋌而走險，這一鐵律已為無數事實所驗證。

　　(二)歷史文化傳統為腐敗營造了豐厚的土壤

　　我國經歷了兩千多年的封建帝王統治，有著兩千多年人治的歷史。在中國傳統文化中，輕視公德、重視私人關系一直是傳統人際關系的重要特點。“禮尚往來”這一戒律，不再是簡單的利益交換準則，更成為普遍的道德規范。“千里做官為求財”的觀念，源自中國特殊的官僚士紳相結合的封建政治體制，長期以來已深入人心。“法不責眾”一方面使人們在犯罪之時有了從眾的心理基礎，另一方面更使社會懲罰失去效力。而且，我國是一個有著久遠的倫理傳統的國家，權力腐敗正是生長于中國歷史悠久的宗法族制和人情大國的深厚土壤，親情重于理法是其根本的價值定位，以情謀私是其主要功利目的，血緣、鄉緣、學緣、業緣四個圈子是其暢行其道的基本依托，人情開道、旁門左道是其基本運作模式。而當今行政權力的腐敗與古代權力腐敗一脈相承。中國社會的血緣親情關系較之西方社會要牢固得多，這是由于中國有悠久的宗法族制歷史。在一個家族中，人們看重的是與掌權者血緣關系的遠近，意味著自己是否有所依靠。隨著社會的發展，走出家門成為必然，這時血緣關系的依靠已遠遠不夠，人們開始尋求新的依靠，即老鄉關系，也可稱為“鄉緣”。所謂的“老鄉見老鄉，兩眼淚汪汪”并不是一種思念，而是一種依靠。人們為了尋求這種依靠，不斷的發掘生活中的種種關系。于是同學關系、同事關系、上下級關系等等都成為了人與人之間的一種依靠。而這些所謂的“依靠”，一層層的連結起來就形成了一張巨大的人情網，擁有行政權力的人不斷的利用自己手中的權力去滿足自己和別人的私欲，從而不斷的擴大這張無形的人情網。這種“人情網”其實就是各種權錢交易的腐敗行為的神經網絡。它的出現以及蘊涵于其中的大量的腐敗行為，在中國傳統人際關系的文化氛圍中，不僅沒有遭遇到抵抗，而且往往為人們所默許、理解甚至同情。

　　由于受封建專制統治的影響，我國長期以來沒有民主、法治的傳統，不像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有那么一段資產階級思想啟蒙運動，弘揚理性、強調個人主義和民主法治思想。中國辛亥革命的不徹底性，其思想運動的力量是微弱的。隨后而至的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本就與民主法治不相容。全新的社會主義革命運動和建設事業，才剛剛起步，且歷經曲折，民主法治建設只具雛形。可見，民主法治在中國不僅產生成長的條件不足，更不存在滋生的土壤。而中國的腐敗現象遍及全社會正與這種民主法治觀念的淡漠相關聯。人們不重視

　　個人民主權利，不服從法律權威反而信服個人權威，崇拜權力，熱衷于培植個人關系網。掌權者視權力為手中攫取私利的工具，缺乏權力來自人民、依法辦事、為人民服務等觀念，而民眾也缺乏主人意識，不能主動行使主人權利去監督權力的行使。

　　正是因為中國的權力腐敗有著根深蒂固的文化傳統淵源，才使得今天解決行政權腐敗問題困難重重。

　　(三)經濟體制轉軌為腐敗提供了機會

　　我國自五十年代以來建立的集權政治體制和計劃經濟體制，在當時特殊的時代背景下，自有其必要性。但這種高度統一、集中的體制和權力運行方式，黨政不分、政企不分，利益約束軟化，極大地強化了權力而又沒有合理必要的制約機構，潛藏著滋生腐敗的可能。在今天特定的歷史時期內，它暴露了許多弊端，正好成為以權謀私、權錢交易等腐敗行為滋生蔓延的溫床。正如鄧小平同志所說：“權力過分集中，妨礙社會主義民主制度和黨的民主集中制的實行，妨礙社會主義建設的發展，妨礙集體智慧的發揮，容易造成個人專斷，破壞集體領導，這是新的條件下產生官僚主義的一個重要原因。”

　　腐敗是一種政治現象，但政治不過是經濟的集中表現，所以腐敗的深層原因還是在于經濟本身。市場經濟體制的核心是以市場配置資源，以市場調節經濟生活。而當前我國的市場經濟體制只具有雛形。與市場相配套的一系列體制還沒有建立完備，市場機制遠未完善。政府龐大的權力仍然在經濟生活中占主導地位，政府在體制、職能、機構、人員、運作等諸方面仍然紊亂、滯后，不適應市場經濟體制建設的要求。在這種新舊體制并存的情形下，社會管理出現許多盲點、空點。例如價格雙軌制中的“官倒”現象。這樣，權力更易于與金錢相結合，腐敗現象因此大量發生。由此可見，腐敗程度與社會和經濟現代化的發展速度確實有著相當密切的關聯。從某種意義上說，新的經濟格局為腐敗提供了很多機會。

　　(四)行政權力無限膨脹，缺乏制約機制

　　人們對權力的崇尚，從古至今未有稍減。權力是容易被濫用的東西，行政權力更是如此。我們對行政權力的理解，是從分權角度，把它作為國家政權的組成部分，由國家憲法和法律賦予的國家行政機關執行法律規范，實施行政管理活動的權力。行政權是一種職權，是由最高權力所委任、所體現或由法律制裁所支持的權力。憲法賦予行政機關極其廣泛的權力范圍，幾乎涉及社會的各個角落。社會復雜性為行政權創造了廣闊空間，事實上行政權是國家權力中最為活躍的權力。然而行政權也在不斷地隨著時代的變化而變化。19世紀西方國家大多實行自由放任政策，信奉“管事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的理念。此時的行政權的影響力是相當有限的，只從事于公共安全和秩序的維護。進入20世紀，特別是

　　兩次世界大戰以后，行政權力大為擴張，已擴展到對經濟、文化、教育、衛生、環境和社會保障等各方面的管理。行政權干預和規制經濟活動，管理文化、教育、和醫療衛生，調控國內國際貿易，興辦社會福利和社會保險，保護知識產權，保護、開發和利用資源，控制環境污染和改善人類生活、生態環境，監控產品質量和保護消費者權益，管理城市規劃和鄉鎮建設等等。而且，行政權向立法權、司法權滲透，行政立法和行政司法的興起，突破了嚴格的三權分立的格局，而且由于行政權有著更大的實權來控制社會經濟事務，行政權很快超過了立法權。另外，行政權擴張表現在行政人員的增加和行政機構的膨脹，導致了機構臃腫、效率低下，同樣造成行政權的異化、腐化。

　　(五)法律制度不健全，缺乏完備的監督機制

　　雖然我國關于反腐敗的斗爭一直沒有停息，但腐敗現象依然沒有根除，卻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之勢，還是有其根本的制度原因的。

　　就法制建設而言，首先，沒有一套完備的反腐敗的法律體系。權力需要制約，沒有制約的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須法律制度加以規范和引導。我國近年來法制建設固然取得了極大的成就，但對權力進行監督制約的法律制度還欠完善，沒有系統的關于權力的設立、行使、運行及法律責任等方面的法律制度，更缺少專門遏止政府官員腐敗的法律，如“反貪污法”、“公務員財產申報法”等。有關反腐敗的法律系統中，《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只規定了6種基本罪名，但比起社會上各式各樣的腐敗現象，只是滄海一粟，遠遠不夠。其次，法制建設相對滯后。隨著市場經濟的迅速發展，大量的新情況新問題不斷出現，雖然我國立法的步伐十多年來非常迅速，但在改革開放面前仍然顯得滯后，不適應市場經濟體制建設的要求。市場主體的經濟行為和行政權力在市場中的運行沒有充分的約束規范，經濟運行無充分的法律依據，利益歸屬沒有明確的劃分，各類市場不同程度地存在著無序、失控的狀態。我們的政策、法規、法律，對一些新問題的是非界限、處罰標準、訴訟程序等，尚缺乏相應的規定。在這樣一個缺乏強有力的法律控制的、法律秩序紊亂的經濟環境中，權錢交易、不正當競爭之類的腐敗現象就勢所必然了。最后，執法行為缺乏力度，不能有效地實現法律的目的。許多領域并非無法可依，而往往是“執法不嚴”、“違法不究”，甚至以黨紀、政紀代替法律制裁，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其原因是執法環節缺乏有效的程序規范和責任機制，執法者往往可以為所欲為，不受追究。其后果是法律的權威蕩然無存，民眾對法制建設喪失信心，無法建設良好的法治秩序。而執法過程中的交易更成為腐敗現象的主要表現之一。

　　就監督機制而言，主要表現為：一是，沒有完備的權力監督機制。行政權力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而日益膨脹，這是社會的需要，本來無可厚非，可相應的監督制度卻沒有得到

　　發展，以致行政權力失控，濫用權力成風。我國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中固有的權力機關對行政權力的監督，由于沒有具體的、切實可行的操作規范而只是流于形式，不能發揮實際作用，現有的一些監督機構如行政監察機關、紀委、檢察、審計等，其職權和手段都不夠強大有力，因而作用受到某些制約。加之權大于法，言大于法和關系網的存在，這些機構有時受到不正常的干預。二是，新聞輿論等社會監督缺乏法律保障。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

　　第41條明確賦予公民以監督權：“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對于任何國家機關和國家工作人員的違法失職行為，有向國家機關提出申訴、控告或者檢舉的權利。”但除了“信訪”等有名無實的途徑之外，公民的監督權力沒有法律制度予以保證;新聞輿論的監督也是無法可依，更因為權力機關行使權力的透明度不高，許多腐敗現象還難以公開披露，公眾監督也往往無從著手。雖然公民可以通過行政復議和行政訴訟對行政權力加以監督和制約，但在現實生活中當事人卻很少申請行政復議和行政訴訟。因為在強大的公權力和處于弱勢地位的行政相對人之間，相對人的合法權益很難得到有效的保障。據工商行政管理部門對1995年至1999年有關情況的不完全統計，五年間各地工商行政管理局共查處行政違法案件近727.5萬件，共收到行政相對人復議申請8951件，復議率低于總處罰行為的1.1‟。大量的行政爭議起訴到法院的也非常有限，據最高人民法院統計，全國法院1999年共受理一審案件569.2萬余件，但其中審結的行政案件只有98759件，也就是說，行政案件約占全部案件的1.7%。在有的地方行政案件還出現了下降趨勢。而且行政復議和行政訴訟的救濟作用也十分有限。在1995-1999年五年間經上級行政機關通過復議加以糾正的行政行為還不足申請數的19%。[8]在這種情況下，行政權力制約和監督顯得是那樣的薄弱，才使得行政腐敗肆無忌憚的蔓延。由此可知，腐敗之所以有今天這種蔓延失控之勢，不僅僅有價值觀念和文化傳統方面的原因，更重要的是制度方面的深層原因，它是多種綜合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

　　三、行政腐敗的防范措施

　　行政腐敗是個體私欲與行政權力相結合的產物，遏制行政腐敗的途徑不外乎道德途徑和法律途徑兩種。具體措施如下：

　　(一)加強廉政教育，提高公職人員的法律意識

　　反腐倡廉，教育是基礎。教育的功能不僅喚起人們崇高的理想，更重要的是培養人們的自尊與責任，培養人們講禮義、知廉恥的品德和遵紀守法的心理，形成一種以“遵紀守法為榮，貪贓枉法為恥”的社會風氣。教育是永無窮期的，作為預防腐敗的基礎性工程的道德教育，其內容一是要堅定理想信念，樹立科學的世界觀。理想信念是人的精神支柱，腐敗分子變質的根本癥結在于他們世界觀蛻變、人生觀扭曲、價值觀失衡、自身免疫力減

　　退。因此,在公職人員中要構筑一道拒腐防變的思想防線，就要通過社會主義理想、道德建設和創業求實精神等方面的政治教育來改善社會風氣，真正形成一種國家和民族的信仰體系。二要增強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公仆意識，發揚集體主義精神，樹立崇高的人生觀和價值觀;三是加強自身的道德修養，樹立崇高的道德觀;四是增強遵紀守法的自覺性，提高法律意識。通過教育，使我們的干部不搞腐敗，不只是出于對懲治腐敗的恐懼，而更重要的是出于內在的自覺性和責任感，出于對黨和人民賦予權利的珍惜和對自我人格的尊重。

　　(二)完善市場經濟體制，轉變政府職能

　　深化改革，盡快完成由舊的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的轉變，建立一個完善的、規范化的市場體系，使經濟活動市場化，盡力削弱或消除權力因素在經濟活動中的影響。與此同時，大力推進政治體制改革，真正做到黨政分開、政企分開，確立政府在經濟活動中的恰當位置，配置合理的政府職能，為市場經濟的良性運行提供服務。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應當承擔的職能有：計劃職能、調控職能、服務職能、監督職能和穩定職能。政府職能的轉變，首先要求改變政府的管理權限，由“無限政府”向“有限政府”轉變。要將屬于地方的權力下放給地方、將經營權還給企業。此外，政府也要放權于社會，培養社會的自治能力，逐步讓社會承擔起自己管理自己的職責。同時，政府的管理方式也要轉變。變單一行政管理為法律、經濟、行政等手段相結合的綜合管理，變直接管理為主為間接管理為主，變微觀管理為主為宏觀調控為主，變指揮命令為主為調節服務為主。當前，尤其要最大限度地減少政府對壟斷行業部門的管制和保護力度，為經濟主體創造公正、公開、公平、有序的競爭環境;要大幅度減少行政審批項目，實行“登記制”，使資源盡快從權力的控制下解放出來。

　　(三)加強法治建設，嚴厲打擊腐敗行為

　　行政腐敗是行政權力被濫用或行政權力運作失控的問題，這就要求法律必須明確規定行政權力的范圍及其運作的程序和方法，使法律成為控制行政權力活動過程的基本規則或管制行政權力的工具。應從立法上建立制約行政權腐敗的天羅地網，使行政權力的掌權者只能在法律限定的范圍內和限定的程序上行使自己的權力，使行政權力的當權者不敢以身試法、鋌而走險。

　　首先，必須制定各種反腐敗的法律，建立和完善立體的、多方位的反腐敗的法律體系，不給有貪欲者留有模糊、疏漏等可趁之機。一是制定專門反腐敗的法律制度，如《反貪污賄賂法》等;二是制定公務員方面的法律制度，如《公務員法》等，通過立法，將公務員的行為規范化、法律化，建立一套完善的國家公務員制度，選擇、錄用優秀人才進入國家

　　公務員序列，規范監督公務人員的行為，并對他們的財產進行監督，防止他們濫用權力和以權謀私。三是制定監督機制方面的法律制度，如《監察法》、《新聞法》、《財產申報法》等;四是制定權力運作的法律制度，如《行政處罰法》、《行政許可法》、《行政程序法》等。

　　另外，必須嚴格執法，對已發生的腐敗行為進行嚴厲打擊。要特別強調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樹立法律權威，嚴禁以黨紀、政紀抵充法律制裁。懲罰是必不可少的，只有這樣才能給世人以警醒作用。在打擊腐敗中要注意:一是不能“抓大放小”,只要是有礙行政執法公正的,不管是接受吃請、收受紅包禮金,還是索賄、受賄,一經發現,就要打擊。二是不能查而不治。對情節輕微、影響不大的“初犯”,可以從嚴教育、從輕處理。但對一些影響很大、情節惡劣、屢教不改者,則必須盡快從重處罰。嚴刑峻法用當其時，往往會起到出人意料的效果。

　　(四)完善監督機制

　　腐敗是權力的異化，絕對的、沒有制約的權力必然導致腐敗。“要防止濫用權力，就必須以權力約束權力。”[10]因此，強化監督機制是反腐敗必不可少的重要手段。監督機制的建設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一是擁有國家權力的國家機關之間的相互監督制約。在我國現行的政治體制下，首先應使人大的權力機關的監督落到實處，使之具有可操作性;其次是監察、審計、檢察等專門監督機關的職權需要強化，真正起到監督作用;再次是完善司法權力對行政權力的監督，也即完善行政訴訟制度，擴大其受案范圍以滿足現實的需要。二是社會對權力行使的監督。其主要內容是完善新聞輿論的監督，強調公眾參與。新聞自由應確立為原則，同時完善群眾協商對話制度、信訪制度、申訴制度等，將公眾對國家權力行使的批評、建議、申訴控告、檢舉揭發權利落到實處。三是政府活動應該透明公開。政府活動的公開是政府權力活動接受公眾監督的前提。建立“陽光政府”就是最好的防腐劑。歷史的經驗也表明，政務越不公開，行政越不透明，群眾就無從監督，就越給營私舞弊者以可乘之機，腐敗現象就越容易蔓延。

　　腐敗問題關系著國家的前途、命運和人民的根本利益。我們要正確認識其復雜根源，并對癥下藥。當然，這需要全社會的共同努力。這個任務盡管很艱巨，但我相信，違背歷史發展和基本人性的腐敗行為必然是可以得到有效控制的。

　　為此，我們必須加強廉政法制化建設，樹立法律權威，把廉政建設的立足點放在不以個人品質和意志為轉移，從而保證社會控制、廉政建設的制度化、經常化和有序化。正如鄧小平同志在談到廉政建設時所說：“還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②當前，加強廉政法制化建設，關鍵是要完善立法，嚴格執法。

　　首先，要大力加強和完善廉政立法。也就是說，要以法律形式明確界定是非，用客觀標準確認廉政、腐敗的內含和外延，用法律規定衡量國家公務人員是否違背人民的意志，是否有違法亂紀、徇私舞弊等腐敗行為。廉政立法的目的在于規范國家機關及其公務人員的行為，這是將廉政建設納入法制化軌道的前提條件和重要環節。

　　為了完善廉政立法，我們應當根據我國的國情，借鑒國外的先進經驗，盡快制定《廉政法》、《反貪污賄賂法》、《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經濟活動實名法》、《黨內監督條例》、《黨紀處分條例》等，以便把廉政建設以及監督機關的職能、權力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來，明確哪些是可以做的，哪些是禁止做的，違反了就要受到什么樣的處罰，使公職人員有必須遵守的具體規范，對權力進行有效的制衡。除了重視制定有關事后懲戒性的法規外，更要加強事前預防性法規的制定，逐步建立起一套嚴密的、嚴格的廉政法律法規體系。

　　其次，要嚴格執法。制定法律的目的是為了運用它來規范人們的行為，調整社會關系，維護和發展正常的社會關系和社會秩序。因此，再好的法律，如果不能在現實生活中得到實現也會失去存在的價值。一般意義上的法的實施，一方面要求一切國家機關及其公務人員必須守法。另一方面要求國家行政機關和司法機關及其公務人員嚴格執行法律，適應法律，從而保證法的實現。這就要求我們破除“教育從嚴，處理從寬”的傳統認識，堅持教育懲處并重，把懲處腐敗分子作為從嚴治黨、從嚴治政、從嚴治“長”的重要措施來抓。

　　當前正處于社會轉型期，針對這一時期腐敗現象的新特點，我們認為懲處的重點部門應是領導機關、司法機關、行政執法機關和經濟管理部門;懲處的重點內容是貪贓枉法、貪污受賄、敲詐勒索、以權謀私、金融詐騙、揮霍人民財產、腐化墮落等行為;懲處的重點對象是違法違紀的黨政領導干部和搞權錢交易的黨政機關工作人員，特別是縣(處)級以上領導干部的違法違紀案件。在懲治腐敗的過程中，我們要嚴格執紀執法，絕不允許存在“空檔”、“特區”，不能搞上下有別，內外有別。對于違反黨紀的，不管是什么人，都要執行紀律，做到功過分明，賞罰分明，伸張正氣，打擊邪氣。同樣，對于違反法律的，也不管是什么人，一律嚴懲。既要實行法紀、黨紀、政紀嚴懲，又要實行經濟制裁，使其財、位、權三空，夠不上紀律處分的，要變動其崗位，改變其謀私的條件和環境，借以有效地警戒后人，使之望貪卻步。

　　綜上所述，通過以德倡廉，以俸養廉、以監督保廉、以法護廉，為防范權力腐敗筑起一道思想道德防線，提供一定的經濟條件，建立一套相互制約的權力運行機制，創造一個良好的法律環境，從而使為官者、掌權者“不想腐敗”、“不愿腐敗”、“不能腐敗”、“不敢腐敗”，進而達到防止權力濫用、遏制腐敗現象滋生、蔓延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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