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形勢政策題庫

　　當前，國際形勢紛繁復雜，正在發生深刻的變化。小編給大家整理了關于2017年形勢政策題庫，希望你們喜歡!

　　2017年形勢政策題庫

　　1、如何倡導24字核心價值觀，弘揚社會正能量

　　答：一個國家的強盛，離不開精神的支撐;一個民族的進步，有賴于文明的成長。

　　我們常說，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不僅要在經濟發展上創造奇跡，也要在精神文化上書寫輝煌。今天，在全面深化改革的進程中，煥發什么樣的精氣神，才能引領思潮、凝聚共識、攻堅克難?在追逐中國夢的偉大奮斗中，弘揚什么樣的價值觀，才能使我們的國家、民族、人民在思想和精神上更加強大?

　　形成健康的社會風尚，需要每個公民的協力;打造奮發的時代氣質，離不開億萬人民的參與。今日中國，“到此一游”觸動的深刻反思，“扶老人”引發的熱烈討論，無不折射國人對道德良知的珍視、對高尚品格的向往。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倡導的“愛國、敬業、誠信、友善”，正是從公民層面提出的價值準則，涵蓋了社會公德、職業道德、家庭美德、個人品德等各個方面，是每一個公民都應當樹立的道德規范和價值追求。

　　再大的社會，也是由個人組成。個人的價值選擇，是社會價值觀念的基礎所在、根本所系。涓流匯海、積土成山，每個人秉持怎樣的道德意愿、踐行怎樣的理想信念、追求怎樣的人格品質，決定著一個社會的面貌、形塑著一個時代的氣質。積小我為大我、聚個體為群體、集小氣候為大氣候，才能繪就社會主義中國的美好價值圖景。

　　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生命力在于實踐。良好道德風尚的形成，就在我們馳而不息的努力之中。 黨的以來，24個字的“三個倡導”，在人們心中引發強烈共鳴，興起了關于價值觀的熱烈討論，更以強大的精神力量凝聚起全社會崇善向德的共識。無論是贊揚道德楷模、“最美人物”，表達對崇高價值、淳樸風氣的向往，還是關注“扶人”問題、批評“挺黃”言論，深化對道德失范、社會丑惡現象的反思，都說明核心價值觀寄寓國家理想、凝結社會期待、訴說共同愿望，是思想道德領域的“最大公約數”。呼喚莫若實干，心動不如行動，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正當其時，需要我們乘勢而上、奮發有為。

　　為者常成，行者常至。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從來都不是高高在上的教條，道德的力量蘊藏在每個人的心中，唯有付諸行動才能實現價值，將各個層面的價值理念彰顯于國家發展、社會運行、個人生活的過程與細節，增厚道德土壤，實現社會風氣的凈化，實干是最響亮的語言，行動是最有力的證明。公務員為群眾辦好的每一件實事，是敬業的詮釋;商家為消費者提供的每一件商品，是誠信的代言;看見需要幫助的人熱心上去搭把手，是友善的暖流，我為人人，人人為我，每個人都是道德建設的奉獻者，也是道德風尚的受益者。以實際行動彰顯價值追求，讓價值理念轉化為價值風尚，我們就能享受到良好價值觀帶來的福祉，這個社會就會更加美好。

　　傳遞正能量，還需化解負情緒。核心價值觀的踐行，既要倡導奉獻，放大榜樣力量;也要敢于說不，防范破窗效應。在一些領域和一些人當中，價值判斷沒有了界限、喪失了底線，甚至以假亂真、以丑為美、以恥為榮。激濁才能揚清，抑惡才能揚善，對那些傷風敗俗的丑惡行為，對那些激起公憤的缺德現象，我們不能聽之任之，應該挺身而出敢于“亮劍”。讓造假者受到懲罰，讓訛詐者付出 代價，讓是非不分者受到教育，才能澄清模糊認識、捍衛道德底線，引導人們自覺做良好道德風尚的建設者，做社會文明進步的推動者。

　　文明不是一天養成的。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是一個長期的過程，也是一項宏大的工程，蘊涵著全黨全社會的共同責任。從黨員干部的示范引領，到普通公民的積極參與，每個人多一些擔當、盡一份心力，就能匯聚起推動社會前行的強大力量，讓道德航船乘風破浪，把中國推向更為美好的未來。

　　2、試述中國高調紀念抗日戰爭勝利的國際國內背景

　　答：一、以前很低調，如今國內形勢變了。

　　今年，確立了三個新的法定紀念日，分別是“抗戰勝利紀念日”(9.3)、“南京大屠殺國家公祭日”(12.13)和“烈士紀念日”(9.30)。如今對抗戰勝利的高調紀念，并不僅僅是表達對日本的強硬態度，也是中國最高層進行國家與民族的意識形態建構的重要途徑。

　　紀念日是一個國家確立民族身份認同，宣揚愛國主義理念的重要環節。長期以來大陸的政治性節日，主要只圍繞“人民解放”這一序列，從建黨、建軍再到建國，大多是針對國內革命，而對對外戰爭的紀念比較少，規格也比較低。

　　但從今年開始，對抗日戰爭的紀念活動，已成為僅次于國慶的重大政治性紀念活動，規格明顯超過了平時的“建黨”“建軍”等傳統政治性紀念日。這表明高層在意識形態上逐漸確立了新的范式，將“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置于同等地位。

　　高調紀念抗日，進一步表明執政黨將執政合法性建立在愛國主義之上。

　　二、高調紀念，具有國際意義。

　　放眼國際社會，近來中國的抗戰紀念更有其特殊價值。

　　長期以來，西方主流社會一直是“西方中心主義”的史觀，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問題上，體現得尤為明顯。國際性的二戰紀念活動，多數在5月8日“歐洲勝利日”(俄羅斯定為5月9日)舉行，猶太大屠殺紀念日被確定為“國際大屠殺紀念日”，每年的紀念活動都備受全球關注，相較而言國際社會對南京大屠殺知之甚少。

　　過去，出于中日友好的外交需要，兩岸對抗日戰爭歷史認識上存在的一些分歧，紀念抗戰的活動一直頗為低調，這一點和其他二戰的主要參戰國形成了鮮明對比。無論是英、法、俄等戰勝國，還是德國、日本等戰敗國，紀念二戰的活動規格都要比中國高得多。尤其是日本，雖然是戰敗國，但首相出席所謂“終戰”(即日本無條件投降日)紀念活動是常態，有個別年份甚至首相還在“8?15”參拜靖國神社。與之相對，中國一般只在逢五逢十的年份出席抗戰勝利紀念，形成了中國的二戰紀念活動比日本還要低調的情況。

　　今年以來，中國的一系列舉措，改變了原來的這種格局。這不僅僅是對日外交政策轉變的信號，更是中國積極地參與二戰歷史建構的姿態。其他國家的二戰紀念是什么規格，中國的對應紀念活動就要達到什么規格。歐洲和俄羅斯有歐洲勝利日，中國就有最高領導人親自出席的“9?3”勝利日;波蘭等國有“1?27”的大屠殺紀念日，中國也把“12?13”的南京大屠殺紀念日定為國家公祭日。中國政府要向全世界強調，中國也是二戰的戰勝國，亞洲太平洋戰場和歐洲北非戰場是二戰平行的兩大戰場，中國在二戰中同樣作出了重要的貢獻。

　　三、在提升規格的同時，力推將相關問題國際化。

　　今年年初，中韓擬議將慰安婦申報“世界記憶遺產”。習總和普京決定“中俄共同慶祝二戰勝利70周年”，這是繼2010年中俄共同慶祝二戰勝利65周年之后的又一舉動。

　　通過同韓國、俄羅斯等國的合作，中國試圖進一步彰顯其在國際歷史論述中的地位，進而提升自身在國際政治現實博弈中的道義基礎。

　　蘇聯是在二戰中人員傷亡最多的國家， “斯大林格勒保衛戰”也被視為二戰歐洲戰場的轉折點，因而俄羅斯紀念“衛國戰爭”勝利的活動，在全球范圍內的二戰紀念中最為高調。與之相對的，美國在二戰中參與了亞太和歐洲兩個戰場的作戰，出于美歐戰略同盟關系和美日特殊伙伴關系，美國的二戰紀念相對俄羅斯低調得多。中國確立由最高領導人出席抗戰勝利紀念的定制，將使得中國成為全世界紀念二戰亞洲太平洋戰場勝利規格最高的大國。

　　當前，中俄兩國“戰略接近”態勢明顯，中俄兩國在二戰紀念問題上漸行漸近，是當前國際形勢重現兩極化趨勢下的新現象。中俄要聯手向世界強調，二戰的勝利，不應當解釋為西方的勝利，中國和俄羅斯必須在戰后國際秩序中獲得自己應有的一份。

　　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高調紀念抗戰勝利，實際上是中方對于當今世界西方話語權的新的挑戰。

　　3、怎樣理解中國經濟發展的新常態?

　　答：先從宏觀層面來看，曾任中國國際金融公司首席經濟學家的哈繼銘在論壇上說，新常態是與舊常態相對而言，舊常態有三個特征：一是增速快，每年經濟增長10%左右;二是失平衡，經濟主要靠出口和投資拉動;三是高杠桿，市場主體依賴信貸擴張而不是股權融資。與之相比，新常態就是去杠桿、再平衡之后的中速增長。

　　從微觀層面來看，企業家們體會的新常態是移動互聯網對整個經濟生態的重塑。復星集團首席執行官梁信軍舉例說，曾有好友生病需看醫生，他通過朋友找到院長才掛到了專家號;現在通過手機上的就診應用，不用找熟人一樣可以順利掛到這位專家的號，這意味著過去的熟人經濟模式被移動互聯網打破，陌生人之間的經濟往來更為便捷。

　　新常態的另一個顯著表現是“80后、90后”企業家集體入場。亞布力中國企業家論壇理事王巍認為，企業家群體的人口分布演變將引領中國經濟走向以移動互聯網為代表的新時期。這些互聯網時代的“原住民”更懂新生事物，而“80前”的企業家有很多將淪為遺老遺少，剩下的勉強成為互聯網時代的移民。

　　“新常態”一詞并非中國的首創，它最先由美國太平洋(601099,股吧)基金管理公司總裁埃里安提出。在宏觀經濟領域，“新常態”被國際輿論普遍形容為危機之后經濟恢復的緩慢而痛苦的過程。2014年5月，國家主席在河南考察時指出，我國發展仍處于重要戰略機遇期，我們要增強信心，從當前中國經濟發展的階段性特征出發，適應新常態，保持戰略上的平常心態。這是新一代中央領導首次以“新常態”描述新周期中的中國經濟。在我們看來，中國領導人坦然借用這個術語，可以視為他們關注國際形勢變化以及心態開放的信號—只要有用的，拿過來就好了。

　　如何理解中國經濟“新常態”?它意味著怎樣的政策內涵?不弄清這些問題，就不容易把握未來中國經濟政策以及改革的方向。很顯然，提出“新常態”的語境是針對中國經濟的，是為了說明中國經濟問題，反映了中央對中國經濟形勢的基本判斷。官方對于“新常態”概念并無權威解釋，正因為如此，國內通過組織學習和討論這一概念，也成為一個重要的統一思想的過程。

　　我們認為，中國經濟的“新常態”可能包括如下含義：一是不追求過高的GDP速度。在尚未上任時就提出不以GDP論英雄，顯示其對單純追求經濟增長數據的傾向并不認同，甚至可能預見到了單獨追求經濟增長數據而忽視其帶來的社會代價及不可持續性。二是強調全面深化改革。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全面深化改革，這對十一屆三中全會、“十四大”、“十六大”只提經濟體制改革是一種修正。新時期的改革是全方位的，而經濟體制改革只是其中的一個組成部分。三是在提出新常態的同時，也強調需要維持一定的增長速度。這顯示出決策層對經濟增速下行仍有容忍度，也說明經濟增速在目前只是一個相對次要的關注點。整體來看，中央領導強調中國經濟“新常態”，似乎暗示只要經濟運行能不出大的風險，能夠平穩運行，便是可以接受的。因此，“新常態”代表了一種全面改革的系統思維，以及不認為中國經濟會出大問題的從容心態。

　　一個現實的問題是，在“新常態”思路下，中國今后的經濟政策會如何設計?在我們看來，未來的經濟政策需要考慮如下問題：

　　一是不再把追求高經濟增速作為政策目標，短期內會維持一個增長區間。這個區間大約是GDP增速7%~8%，具體目標可能在7.5%左右。有分析認為，中國將構筑5%~6%的新增長平臺，以替代現在勉強維持的7%~8%的舊增長平臺。這個方向是不錯的，不過這種替換不會在短期內發生。我們預期，未來30年，中國經濟增速將以每10年為一個階梯，以7%、6%、5%的速度逐步放緩。面對經濟增速放緩，新常態下的短期經濟政策將會堅持區間調控、定向調控，以“微刺激”代替“強刺激”，不踩大油門。

　　二是必須推動市場化改革。“新常態”不是一個靜態目標，而是一個動態的系統目標。它意味著在降低速度的同時，必須同時推動市場化改革，提高經濟運行的效率。曾有市場人士以通俗的方式描述“新常態”的市場情景—“無效資金需求中斷了，利率下來了，微觀放活了，增速換擋成功了，產業升級了，企業利潤上升了，股市走牛了，居民生活改善了，政府威信提高了”。而這一系列變化的發生，必須有市場化改革作為保障，要大力推動簡政放權、放開市場準入、打破壟斷等最基本的市場化改革。

　　三是必須警惕局部風險系統化、擴大化。“新常態”實際上是對過去拼投資、拼資源、拼環境、拼負債的中國經濟的一種糾正。中國經濟在高速增長的同時也帶來了各種風險，房地產風險、地方債務風險、金融風險、實業萎縮與部分產業過剩的風險并存。這些風險目前在各個領域基本上以單獨、可控的狀態存在。如果經濟運行偏離“新常態”—過快或過慢都可能誘發風險，最需要警惕的是各種風險擴大，相互影響而形成系統性的風險。

　　“新常態”為今后的中國經濟發展給出了新的戰略定位，它意味著經濟目標調整、決策目標調整，宏觀政策和產業政策也要隨之調整。作為微觀經濟體的所有企業，都要主動來適應這種“新常態”的到來。

　　4、兩個“一百年”的奮斗目標指的是什么?中國崛起的根本優勢在哪里?

　　答：在中國共產黨成立一百年時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近景是綻放遠景“中國夢”的嶄新體現;“在新中國成立一百年時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愿景，則是實現“中國夢”的夢圓時刻。

　　兩個“一百年”的奮斗目標指的是：到建黨一百年時，使國民經濟更加發展，各項制度更加完善;到世紀中葉，建國一百年時，基本實現現代化，建成富裕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國家。

　　中國崛起的根本優勢在于：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是實現中國崛起的根本優勢。1、我們國家的人才儲備足以支撐任何偉大的事業，但關鍵，是如何將這些潛在的能力整合起來，如何讓人才的儲備變成現實的力量，讓其升級。這需要最高決策層的魄力、眼光和韌性，以及爭取相當長時間的國內和平與政治連續性。2、我們有足夠完善的工業體系，人才儲備使我們的工業體系有升級的可能， 也使我們擁有在新的領域引領世界潮流的潛力。3、我們有足夠大的國內市場，這個市場可以使我們的工業體系有足夠的培育與成長空間，是其母體與根據地。4、我們有足夠的歷史與文化支撐，這個因素大家現在沒有足夠注意，反而在肆意破壞和污蔑。5、我們完全可以發展出全新的政治體系， 目前以民主、自由為旗號的普世口號作為政權道德基礎的體系，已經顯示出其虛偽性質，并且這套理論是從西方的思想源頭逐步演化過來的。6、我們有足夠保衛最低限度安全的武裝力量。只要我們有足夠的意愿，我們可以發展出影響世界的軍事力量，為我們的經濟、政治和文化護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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