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經濟政治論文
全球的經濟態勢主要表現為經濟日益全球化和知識經濟對各國國民經濟影響的日益深入。這是學習啦小編為大家整理的關于經濟政治論文，僅供參考!
關于經濟政治論文篇一
當今全球經濟趨勢與我國應對挑戰的經濟戰略分析
摘要：在世界經濟一體化當中，國家的發展策略要通過正確分析國際經濟整體趨勢，知己知彼，進而才能制定出面對我國經濟實際，適應國際發展趨勢的經濟發展戰略計劃。本文通過分析了國際宏觀經濟局勢，從發達國家到新興市場國家，再到具體分析中國的經濟成就，明確了我國的經濟地位，同時引用管理學中的swot矩陣分析，找到我國經濟發展的優勢、劣勢、機會、威脅來制定相應的戰略分析。
關鍵詞：發達國家新興市場國家經濟危機經濟復蘇經濟戰略
一、當前全球經濟格局分析
在發達國家和地區中，美國在經歷了上世紀就是年代的繁榮，高度的經濟繁榮鞏固了美國在世界經濟中的領先地位，并使以美國為主導的全球化迅速發展。在進入21世紀后，為繼續確保經濟的長周期繁榮，美聯儲強行將聯邦基金利率從2001年初的6.5%下調至2003年6月的1%。但是用更大的經濟扭曲來代替原有的市場扭曲只能使經濟發展中泡沫越來越大，并無法化解不斷積累的社會經濟風險。當低利率政策可能引發的通貨膨脹使得美聯儲開始迅速提高利率，這就成為2007年美國次債危機爆發的導火索。2008年，次債危機演化成影響全球的超大型金融危機。如今，美國的失業率依然居二十年以來的高位，降低失業率依然是美國最主要的政策目標。而由菲利普斯曲線表明，在短期內，降低失業率無可避免的帶來通貨膨脹，而如何把失業率和通貨膨脹控制在一個臨界點以內的安全范圍，這是一個難題。加之美國債務持續增加，財政赤字居高不下，主權債風險持續增加，雖然近期美國經濟反彈勢頭明顯，但難以持續。而歐洲在最優貨幣區貨幣一體化進程中坎坷不斷，有一種可觸摸的表現形式“歐元”，卻缺少核心的政治聯盟，政治一體化變現薄弱，缺少政治中心。還未從美國引發的次貸危機中恢復過來，又陷入了整個歐洲更為廣泛的主權債務危機當中。發達國家實行的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加劇了全球流動性的泛濫，推高了大宗商品的價格，給新興市場家造成了輸入型通貨膨脹，增大了資產泡沫與通脹風險，給未來的經濟復興造成了一定程度的不確定性。其他發達地區如日本，在陷入了發展的長期停滯與衰退，加上此次日本大地震對東京周圍的工業圈有著嚴重的打擊，并有長期持續影響的可能，在經濟全球化的今天，又對全球經濟復蘇蒙上了陰影。
在新興市場國家和地區中，自上世紀九十年代的金融危機這個亞洲經濟的轉折點后，中國地位開始上升。隨之而來的是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市場國家實力地位顯著上升。作為新興市場經濟在南美洲，歐洲，亞洲，非洲的代表和發展中國家的領頭羊，具有典型特色的金磚“五國”(包括巴西、俄羅斯、印度、中國、南非)由于近幾年來增長較快，國際地位不斷提高，加之金磚國家國土面積占全世界領土總面積的29.7%，人口占全球42.4%，這些優勢都使得金磚四國的國際地位顯著增高，在國際事務中都具有重要影響。《新興經濟體藍皮書：金磚國家經濟社會發展報告(2011)》中指出。近十多年來，金磚國家發展迅速，追趕發達國家的勢頭相當明顯，表現為經濟增長速度較快、經濟規模世界排位提升、對發達國家趕超效果明顯。藍皮書指出，21世紀頭十年，新興經濟體平均經濟增長率超過6%，是發展中國家中的佼佼者。在金磚國家中，中國增長率最高，年均保持在10%以上。在2011年的金磚國家領導人以“展望未來，共享繁榮”為主題的三亞峰會，將為金磚國家在擺脫世界經濟危機、加快世界經濟復蘇中繼續發揮火車頭作用，在實現世界和平、合作、發展的崇高目標中扮演更加重要角色。
新興市場國家這種國際地位的變化，以及亞洲需要強大核心與動力支持危機后復興的強烈愿望，在中國在國際經濟日益增長的地位下，作為亞洲區域發展的領導者，作為新興市場的代表者，作為全球經濟復蘇的引導者，中國將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
進入21世紀時，中國的經濟實力以GDP約為一萬億美元只在世界排第七位。21世紀的這十年中，中國在世界經濟的排位幾乎每年都有所增長，2008年躍居世界第三大經濟體，2010年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外匯儲備躍居世界第一，成為世界第三貿易大國。經濟總量在2008年達到4.4萬億美元，提前12年實現“到2020年經濟總量比2000年翻兩番的目標”。在國內方面：
①“十一五”期間，國內經濟平穩增長，并由此帶來了我國財
政收入的增加，為教育，醫療，社保等民生領域的投資給予了強有力的保障。
②內需拉動作用顯著增強，產業結構改善，第三產業年均增長11.9%，比“十五”時期加快1.4個百分點。城鎮化水平持續提高，2009年，我國城鎮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為46.6%，比2005年提高3.6個百分點。我國城鄉居民收入快速增長。去年，我國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9109元，比2005年增長82.1%，農村居民人均收入5919元，比2005年增長81.8%。
③基礎設施發展迅速，城市公共交通業、水利、環境和公共設施管理業、農業和能源等基礎產業、煤炭開采累計投資年均增長30%左右。
④過去五年環境質量持續改善，節能降耗工作進展順利。我國單位國內生產總值能耗累計下降19.06%，基本完成“十一五”節能降耗目標。
這一系列外部環境和內部環境奠定了中國國際地位變化的基礎。在我國的對外經濟貿易中，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是世界上由發展中國家組成的最大的自由貿易區。已經涵蓋18億人口，GDP接近6萬億美元，貿易額達4.5萬億美元。僅次于歐盟和北美自由貿易區的全球第三大自由貿易區。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建立使亞洲聯盟日益緊密，資源稟賦各具優勢，產業結構各有特點，互補性強，潛力大。在國際社會事務方面有著廣泛的共同語言和共同利益。在“十二五”期間，雙方將實現更廣泛深入的開放服務貿易市場和投資市場。此外，在東盟的“十加三”會議的促進下，中日韓三國與東盟的全面合作機制逐步展開，另一個經濟發展強勁的發展中國家印度開始推進“東向政策”，再加上在中國舉辦的以推動經濟交流，協調合作，區域經濟整合，促進亞洲國家實現經濟目標的博鰲論壇，整個東亞已經呈現“中國為心，八方匯聚”全面合作的潮流。
??二、我國應對國際挑戰的戰略措施選擇
1.SO戰略(發揮優勢，利用機會)：加大國際投資
中國作為當今最大的、最先從經濟危機中復蘇的發展中國家，理應在國際經濟上增強其掌控性和主動性，以規避在國際貿易中日益嚴重的反傾銷貿易壁壘。2010年，我國對外投資占全球第五。廣大亞非拉國家越來越多的呈現“中國化”拉動的特征給了我們很大的國際合作的空間。利用我國率先走出危機的優勢，和全球第一的貨幣儲備，施行加大國際直接投資的戰略，完備國際經濟鏈條，提高國際經濟活動的綜合效益。利用國際貨幣儲備的優勢，選擇正確的國際投資戰略，加大國際直接投資的力度。這次國際經濟危機為中國實現這一戰略目標提供了極好的機會。
其途徑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是對以亞非拉為主體的國際基礎資源開發的戰略投資，這些區域經濟相對落后，開發的潛力大，開發的成本相對較低。二是對和中國貿易額大的歐洲、北美洲和亞洲為主體的國際消費市場控制能力的投資。這些區域受這次國際經濟危機的沖擊最大，影響的時間也可能較長，正是投資的最好時機。
2.WO戰略(利用機會，克服不足)：增強企業綜合能力，轉變經濟發展方式
(1)中國企業對外投資尚處于起步階段，困難坎坷不少，例如我們總體勢力還不強，大部分企業缺乏海外運營的經驗及必要的人才儲備，不具備國際投資和經營管理的綜合能力，企業經營追重視眼前經濟效益，忽視長遠利益，造成外部不經濟。“走出去”的企業不僅要在資源開發投資的綜合能力上持續下功夫。還要求整合力量，在國內經濟引領全球經濟回暖的背景下，引進一批在國際市場具有豐富的投資和經營管理經驗的人才。從而整合內部，增強國際區域合作和信賴。在我國經濟轉型期間，在國際區域合作中形成優勢互補，學習、整合并改善國內的有利于創新與創業的經濟、政治、文化環境。同時給予金融行業的轉型與改革提供溫床與外部環境。
(2)我國仍屬于 發展中國家與新興市場國家，一直以來所走的道路為高耗能與粗獷式的發展。依然是以高耗能的第二產業為主(占46%09年)，而現在所要面對的就是加速低耗能低污染的第三產業的發展(05年41%，08年42%，09年43%。)，我國在相當一段時期依然面對能源總量消費大，能源結構單一，主要依靠煤炭資源，能源效率低下的種種問題。在今年五月三十一召開的中央企業節能排減 工作會議上，國資委明確了央企“十二五”的節能減排目標。“十二五”末，萬元產值綜合能耗(可比價)下降16%左右。雖然目標與“十一五”相比較低，但是經過前五年的努力，新的目標的難度已經加大。大力調整結構，加快第一第二產業向第三產業的過渡，發展。繼續發展技術創新，用有效的節能環保技術增強企業運營質量，減少污染以及能源的消耗。所以十二五期間依然要加大 經濟轉型力度，以“擴內需，調結構”為宗旨，促進節能減排，使產業結構升級。
3.ST戰略(利用優勢，避免威脅)：應對人民幣匯率壓力問題
在我國取得巨大的經濟順差的背景下，西方各國尤其是疲軟的美國一直想把其國內的就業壓力轉移到我國，并對人民幣施加更大的壓力，使得匯率波動頻繁，對匯率體系的穩定構成威脅，增大了外匯風險。然而正如蒙代爾分析的那樣，對于我國來說，是人民幣大幅升值會加劇我國西部地區的通貨緊縮，擴大地區間收入不平衡的差距。對巨大的貿易順差和升值壓力，唯一的方法是擴大居民收入，促進消費。對我國來說，在國際資金普遍匱乏導致信用市場萎縮，從而使國際合作意愿愈發強烈的背景下，投資、并購、引進先進技術的機會在增大且成本在下降。目前國內的經濟戰略宏觀上還是工業化與城鎮化齊頭并進。工業化提高供給，城鎮化增強需求，二者的結合，配合著技術的引進，將會使得經濟發展在長期和短期內都會有著巨大的推進力量，大幅提高產出，帶動世界經濟，并提高收入。以此來應對后危機時代，新興經濟率先復蘇所帶來的物價上漲，經濟過熱的不斷增大的壓力與威脅。
4.WT戰略(克服不足，回避威脅)：針對金融監管問題， 管理通脹問題
(1)在經濟復蘇的浪潮中，加快銀行改革與轉型，以適應十年前對加入世貿 組織的金融開放的承諾。提高對銀行轉型的認識，擴大銀行業非利息業務范圍。同時改善融資結構，避免銀行業的過度衍生所引發危機的潛在因素。保持透明穩健的原則，化解信息不對稱性。尤其是在資金大量流入的時期，外國的儲戶和投資者認為亞洲銀行的安全性較高，一旦銀行遇到困難，政府一定會出面支持。但是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在他們所承擔的多種風險上如果沒有得到有效監管，道德風險會日益加重，從而對銀行會造成危機。
(2)在當前通貨膨脹的壓力持續存在的情況下，管理好通貨膨脹預期的問題不容小覷。一旦消費者或者投資者形成強烈的通脹預期，則消費、投資等一些列行為就會隨著物價持續螺旋形上升，并引發實際的通貨膨脹。如果說通貨膨脹可以用宏觀政策來調解改善，那么通脹的預期就需要適當的管理政策，要消除體制性因素，繼續深化體制改革，增加投資融資透明度，把握好不同宏觀目標的的均衡。合理選擇政策工具。防范金融風險。
??三、結論
國際形勢正處在一個危機與機遇并存的時期，發達國家陷入經濟危機以及由經濟危機引發的如主權債務危機等其他相關問題的泥潭中，經濟恢復速度緩慢。而新興市場國家也要警惕經濟過熱而引發的通貨膨脹，風險管理以及只注重經濟增長而忽視節能減排等問題。發達國家和新興市場國家相互作用相互制衡相互拉動。確保新興市場國家不過熱，力爭發達國家經濟恢復不緩慢。同時，作為在新興市場國家的代表，我國要肩負使命在激流暗涌的國際經濟大 環境下，正確利用優勢，尋找機會，避免威脅，彌補不足，正確處理好國內與國際經濟問題，協調統一，才能踏著堅實的腳步走在我國偉大復興的道路上。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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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經濟政治論文篇二
經濟共和主義
內容摘要： “人民共和國”的性質不僅應該體現在政治生活中，還應該體現在經濟生活中，它要求實現一種非排斥的經濟，包含了共有、共治與共享三層含義。經濟共有意味著在堅持“天下為公”的原則下，根據不同的條件，處理好公有與私有的比例，實現一種平衡的混合經濟。經濟共治意味著減少經濟生活中形形色色的排斥現象，經濟體系應該將盡可能多的公民容納進來，盡量減少失業。同時，參與這個經濟體系的公民不應該被另外的公民所支配，努力消除壟斷。經濟共享意味著共和國的公民共同創造出來的財富應該由他們共同分享，首先保證每個人能夠有一些基本的好處，其次在合理的不平等分配中貫徹機會公平原則。
關鍵詞：共和主義;人民共和國;共有;共治;共享
分工協作，各守本分，創造出更好的生活來。[4]共和主義的確認為，私有財產的正當性是需要證明的，為了公共的利益，私有財產是需要受到限制的。
現在為私有財產的正當性提供證明的自由至上主義有兩種思路：一種思路認為這樣可以更好地給人們帶來幸福，這與共和主義論證思路沒有太大區別，不過，這種思路恰恰可以證明私有財產是一種工具，如果阻礙了人們的幸福，就需要受到限制;另一種思路則要追溯它原始出身的正當性，認為私有財產最初是通過在不損害別人利益的情況下的占有來獲得的，像基本人權一樣具有神圣不可侵犯的性質，隨后通過自己的創造或自由交換生長出更多的私有財富，這些財富同樣具有不可侵犯的性質。學經濟學的人喜歡將這種邏輯追溯到亞當·斯密，其實，斯密的私有觀沒什么創造性，它是來源于洛克的。洛克是怎么說的呢?他其實相信這個世界是人們共同擁有的，因為根據圣經，上帝“把地給了世人”，給人類共有。[5]既然如此，那怎么又私有了呢?洛克自然也像亞里士多德一樣認識到了這種共同所有的弊病，提出了私有化的限制條件：在這些共同所有的資源中，你可以隨意占有一份，但你必須在占有物中加入自己的勞動，并以自己的需要為限，同時不使他人的日子變壞。[6]其實這個條件是很難滿足的，遠古時代有這個可能，但隨著人口的增多，資源一般是稀缺的，你占了一份，別人就少占一份，這種少占就是損失，就是日子變壞。
很有意思的是，現今中國的圈地運動似乎運用了洛克的邏輯。有個城市圈了很多農民的地，當然是動用了政府權力的。那個市長告訴我們說，這種圈地是合理的，因為它對農民自己也有好處。他給我們算了個賬，農民一畝地，一年收成800斤麥子不錯了，我們現在把它征過來，補償給他們的肯定不止800斤麥子的價值，而且這地轉讓給商家之后，城里經濟發展了，他們還有到城里工作的機會。乍一聽，這的確很有道理，農民的地就在這種道理的支撐下成了商人的地。可是，我們再一想，農民使用的那畝土地的好處只是每年800斤麥子嗎?他們不能用它做其他的事嗎?包括商人所做的事他們也可以做呀。如果他們不能做，可以自己轉讓給別人做嘛。如果政府想發展得快一點，需要搶時間，也需要找農民談談，這樣是不是可以讓農民得利更多一些?這種道理在現在的政府官員看來，只是書呆子的道理，現實中不可能行得通。事實的確如此，各地方為了發展得快一點，就不講這些道理了，用強制的方式把土地征過來，管它公正不公正，一切為了發展的需要。好的，我們可以來講發展的道理。政府強制征地，以及其他一些違反公正原則的資源分配方式，是為了發展，服從效率優先的原則。那么，發展是為了什么呢?不是為了共和國的公民生活得更好一些嗎?既然如此，我們就得承認，在這種不公正分配資源的過程中獲得的私有財產就不可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了。如果為了發展的需要，為了人民生活得更好一點，可以限制和征用農民的土地，那么基于同樣的理由，也可以對商人的財產施加限制，甚至征用。難道不是如此嗎?
不正當得到的東西就是不正當，不可能從其出身的角度來將其正當化。有人說，這是中國私有財產的原罪，這說得有道理。原罪是不能消除的，但因此而剝奪私有財產又不利于共和國的繁榮，不利于人民的幸福。因此，我們只能說，為了國家和人民的利益，我們允許這種帶有原罪性質的私有財產的存在，并對其進行保護，同時為了國家和人民的利益，也要對其進行限制。這是一種面向未來的論證方式，是共和主義的方式。先富起來的一些人，一聽“限制”就惱火。你惱火什么呀?你的財富即使不是通過違法違規的方式得來的，也是通過政府傾向性的政策得來的，更是通過這個社會合作體系得來的，你是有虧欠于他人，虧欠于社會，虧欠于共和國的。這種虧欠一方面需要通過自愿的方式來感恩，另一方面則要通過法律的方式來補償。簡單地說，如果這個社會在財產占有方面過于懸殊，不管精英的財富是怎么得來的，共和國政府都需要考慮進行調節。共和國不能允許少數人占有大量豪宅，而大多數人則無立錐之地。
經濟共治
所謂“共治”，就是“大伙兒一塊干”，這里面既包含了共同參與的權利，也包含了共同參與的責任。共治是共和主義的核心原則，既有政治層面的共治，也有經濟層面的共治。就經濟領域來說，共治意味著兩層含義：第一，共和國所采用的經濟體系應該將盡可能多的公民容納進來，也就是盡量減少失業;第二，參與這個經濟體系的公民不應該被另外的公民所支配，也就是享有某種不受支配的自由。
我們現在實行的是市場經濟，這種經濟幾乎是自由至上主義的最后堡壘，可以說，沒有市場經濟，便沒有自由至上主義的立錐之地。因此，自由至上主義便將市場經濟放到一個非常高的位置，幾乎比私有財產更加神圣不可侵犯。共和主義也支持市場經濟，但不像自由至上主義那樣將其放到神圣不可侵犯的位置。跟私有財產一樣，市場經濟也是一種工具，是用來滿足人民需要的工具，盡管是基礎性工具。同樣，計劃經濟也是工具，只不過它沒有市場經濟表現好，所以需要讓位給市場經濟。共和主義不是為了反對自由至上主義而存在，相反，它跟自由至上主義有一些交叉之處，市場經濟就是很大的交叉領域，是需要二者共同維護的。但對于市場經濟，自由至上主義與共和主義有不同的關注點，自由至上主義只是關注自由交易、自由競爭是否能得到充分的保障，是否能盡量減少政府干預和各種壟斷。共和主義照樣支持自由交易、自由競爭，因為這是保證共和國公民平等參與這種經濟的必要條件。但共和主義還有另外的關注，也就是前面所說的共治，說簡單點，就是反失業、反支配。
如何反失業呢?在具體措施上，共和主義與自由至上主義也有很多共同之處。二者都贊同，最重要的是要將蛋糕做大，也就是擴大市場規模，只有更繁榮的市場經濟才能充分有效地解決失業問題。因此，共和主義也像自由至上主義者一樣，贊同保護自由競爭，促進經濟發展的一些法律、政策和措施，保護商人和企業主投資、創新的積極性。
但共和主義還有一些自由至上主義不一定喜歡的措施。譬如說，自由至上主義也許聽任市場支配產業的興衰，但共和主義則要求政府發展能夠擴大就業的產業，同時支持讓共和國經濟保持競爭力的高新技術產業。自由至上主義也許不愿意政府采取措施幫助失業者，但共和主義則不僅要求政府為失業者提供補償，而且要幫助失業者提高就業能力，適應變化了的市場。在就業形勢惡化時，共和主義還會要求政府獎勵那些能帶來就業擴大的企業。共和主義支持這樣的企業家：為了讓企業渡過難關，在企業員工的支持下，寧可減少一點工資，也不愿意減少一名員工。
如何反支配呢?共和主義之所以支持市場經濟，另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市場經濟本身就具有反支配的特征。被視為充滿共和主義精神的羅馬法就蘊含著市場經濟的邏輯，它“實際上適用于任何承認私有財產與‘資本主義’商業的社會形態”[7]。歐洲近代市場經濟就是在反支配的過程中發展起來的。當歐洲封建主還在支配經濟體系的時候，是那些城市共和國打破了這種支配，促進了市場的發展。當英國王室還在控制行業經營權的時候，司法系統根據共和政體的原則打破了這種壟斷特權，讓一些市民和自由民不斷從國王那里得到經商的權利;當這些市民和自由民形成強大的行會勢力，帶來新的壟斷的時候，照樣是司法系統不斷宣布這種壟斷違反了共和政體的精神，從而促進了自由競爭。[8]
在共和主義的保護和促進下，商人和企業主成長了起來，但這個階層強大之后，就拋棄了共和主義原則，在自由至上主義支持下，搞起了新的支配。譬如說，在勞資關系上，這個階層宣稱勞工與企業主一樣是自由的，因為企業主可以自由地選擇勞工，勞工也可以自由地選擇企業主。他們無視這個自由過程中的支配關系，企業主不選擇工人，還可以過好日子，但工人若不選擇企業主，還能過得下去嗎?又譬如說，在商品買賣關系上，商人利用信息不對稱，欺詐消費者，還振振有辭地說，你為什么要買呢?你為什么不去多了解一下情況呢?商人還利用自身人數少、易于協商的便利而合謀抬高價格。正如亞當·斯密所說，這些人聚集在一起，“往往不是陰謀對付公眾，便是籌劃抬高價格”[9]。在這個過程中，消費者顯然處于一種被支配的、無法還擊的地位。正如以前保護商人不受君主和封建主支配一樣，共和主義現在要保護工人和消費者不受企業主和商人的支配。
在中國也有類似的過程，30多年的改革開放，總體上是保護商人和企業主避免各種支配和壟斷的侵害，但也很快形成了商人和企業主對弱勢人群的支配關系。因此，共和主義不僅支持立法懲罰那些欺負農民、工人和消費者的不法商人和企業主，而且支持農民、工人和消費者組織起來，形成制衡商人和企業主的社會力量，達致市場經濟的共治局面。
當然，經濟領域的共治是需要政治領域的共治來保障的。政治共治的目的就是要在政體中形成精英與平民相互制衡的關系，混合政體是形成這種關系的較好形式。這里不展開論述。
經濟共享
所謂“共享”，就是“大家都有飯吃”。這個飯是廣義的，也就是市場經濟體系所創造出來的財富。共和國的公民共同創造出來的財富當然應該由他們共同分享。那些先富起來的人肯定念念不忘自己的財產憑什么要別人來分享，念念不忘那些懶惰的人為什么也應該有飯吃。其實，這些人不用過分擔心，分享不是打土豪、分田地、搞大鍋飯，而是充分考慮到效率原則的分享，考慮到精英利益的分享。
這種分享的原則是什么呢?我們這里不妨借助羅爾斯的無知之幕來說事，盡管結論可能不大一樣。②為了分配由一個社會創造出來的那些好處，我們得確立一些原則，為了確立這些原則，我們得尋找一種無偏的狀態，在這種狀態里，我們一起來談論，來表決。進入這種狀態之前，我們(社會中任何一個正常人都可以)最好忘記自己是什么，譬如說是男人還是女人，是窮人還是精英，是城里人還是鄉下人，是干部子女還是農民子女。但知道自己要到這里來干什么，知道自己不是利他主義者，也不是損人利己的家伙，知道社會所生產的好處是什么，知道關于社會的一般知識，能夠進行正常的比較、推理和判斷。如此之后，我們可能會選擇如下的分享原則：
第一，在社會條件許可的情況下(脫離了嚴重匱乏的狀態)，我們得保證自己(實際上也是每個人)都擁有一些基本的好處，否則我們不會愿意在這個社會呆下去。譬如說，首先，得保證自己的人身是安全的，不能隨意被別人殺死或侵害;其次，得保證我能夠擁有保證我活下去的食物;再次，還得保證我的嘴巴不被別人封起來等。可能因為文化的不同，需要保證的基本好處不一樣，但最基本的東西是一樣的，那就是安全地活下去。因此，如果社會創造的好處能夠保證每個人都能安全地活下去的話，這項好處應該平等地給予每個人。而且不能因為其他的好處而被交換掉，除非個人自愿如此。
第二，其他的好處也應盡可能平等地分配，除非這樣做會影響這些好處的供給。其實，正是因為后面的約束條件，社會中大部分好處都不是平等分配的。但不平等分配是要有限制的：首先，這種不平等分配能夠比平等分配生產出更多的好處，而且能夠讓在不平等分配中獲利最少的人也能夠分享到新增的好處，否則人們憑什么接受這種不平等?其次，不平等分配方案要盡可能地提高人們努力的積極性，也就是能夠保證他們盡可能地生產出更多的好處，譬如說機會要公平，要考慮貢獻大小，盡可能縮小偶然因素(如出身)在分配中的作用等。
可能不同的人對分配原則的表述不一樣，但這種表述在中國目前的背景下還是能夠得到多數人的認同。如果接受這兩個原則，那么意味著什么呢?精英不用擔心，這并不意味著什么革命性的改變，只是意味著對現有的一些分配措施的維持和改進。第一，它意味著保障合法分配的財富的安全，包括精英的財富的安全;第二，它意味著保障所有人基本的生存需要，其標準要隨著經濟水平的提高而提高;第三，它意味著那些付出勞動和智慧較多的人得到更多的好處，技術熟練的工人、知識分子和管理者當然會比普通人得到更多;第四，它意味著投資者得到正常的回報，以保證經濟活動持續地擴張下去，能生產出更多的好處;第五，它意味著不能憑強力獲得報酬，必須要反黑社會;第六，它意味著不能憑權力獲得報酬，它意味著不能憑非正常壟斷獲取報酬，必須要破除各種各樣的非正常壟斷;第八，它意味著不能憑出身等偶然因素獲得報酬，必須要縮小城鄉差異、地區差異、社會差異在分配中的作用。在這些原則下面，由于具體情況不同，具體措施上會有差異，但這不妨礙共享原則的實現。
如此描述之后，可能大家感到共和主義并沒有講出新的東西，這些東西都似曾相識。是的，共和主義并非想創造什么東西，因為它是一個沒有完全中斷過的傳統，只是它的一些原則和措施都散落到別的什么主義里面去了。共和主義的內容可能比較分散，但其核心精神是一貫的，那就是要實現一種自由：共和國的每個公民在沒做虧心事的情況下不會害怕另一個公民。在經濟領域，為了擴大這種自由，就需要擴大共和國公民對財富的共有、共治與共享。中國的精英需要認識、接受并維護這種自由，它與那種僅僅不受他人干涉的自由不一樣。憑著這種自由，我們可以再造一個新的共和國。
注釋：
①有經濟學者將共同所有制理解為一個地區、一個國家中成員的共同財產，但每一個成員又不是特定共有財產中某一部分的特定所有者，實際上就是傳統的公有制，包括國家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參見董輔?：《非公有制經濟之我見》，中國經濟時報，2004年8月19日)。本文則在更廣泛的意義上來理解共同所有制，一個國家不同法律主體所擁有的所有財產，包括國家所有、集體所有、私人所有的財產都是該國公民共同所有的財產，只不過交給不同的主體進行具體地占有和使用，但占有和使用的行為要受該國法律的約束。
②顯然這里只是借助一下無知之幕來說明經濟領域共享的內容，與其本意所要承擔的正義原則推導任務是有區別的。以下關于無知之幕的描述，參見羅爾斯：《正義論》，何懷宏等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年，第131-13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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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儲建國，武漢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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