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法規論文發表(2)

高等教育法規論文發表

　　高等教育法規論文發表篇2

　　論我國高等教育法規的歷史發展

　　摘 要： 20世紀以來，經濟全球化的進程逐步加快，教育在科技進步和經濟發展中的戰略地位日益突出，導致政府普遍加強了對教育事業的重視和投入，強化了教育社會化和國家化的趨勢。因此，在當今的法治社會，國家依法管理教育成為這種趨勢的必然要求。中國的教育事業也最終確立了“依法治教”的思想原則，并推進了教育立法、執法和監督等方面的實踐，逐步形成并完善了教育法規體系，為中國教育的可持續發展提供了重要保障。而中國的高等教育在經歷了艱難的起步與曲折的探索后，也逐漸形成了一套系統的高等教育法律制度。本文回顧了高等教育法規的發展歷程，旨在引導高等教育法規不斷發展，不斷完善。

　　關鍵詞： 高等教育 教育法規 依法治教

　　建國初期，高等教育的基礎極為薄弱，校舍、設備等硬件資源嚴重缺乏。高等教育法律制度方面，主要以國家和教育主管部門的原則、精神、意見等作為決策依據，缺少具有法律效用的正規法律文件[1]。此階段的高等教育管理主要以接管改造和以高等學校院系調整為中心。這些舉措主要依據黨和政府的相關規定，而非正規的高等教育法律條文。因此，在此階段，高等教育并未建立起法律法規制度。

　　1966年““””爆發后，教育行業成為了重災區，而高等教育又是重災區中的重災區。高等教育事業不僅沒有延續建國初期的發展趨勢，反而在原有基礎上出現了大倒退。高校干部隊伍和教師隊伍受到嚴重摧殘;隨著部分高等院校的撤銷和變更，高等教育規模被嚴重壓縮;教學設施也遭到嚴重的損毀;高等教育結構失衡，教育教學秩序遭到全面破壞[2]。在教育制度法規方面，黨的教育方針被肆意歪曲，呈現出嚴重的“左傾”和倒退趨勢。1966年6月13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關于改革高等學校招生考試辦法的通知》迫使全國高校中斷招生，高等教育損失慘重[3]。

　　““””結束后，特別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我國的高等教育事業在撥亂反正、調整整頓的基礎上，逐步得以恢復，并邁出了改革發展的步伐。中國的教育法律體系建設也經歷了撥亂反正、全面恢復、解放思想等不同的發展階段。1977年10月，國務院轉批了教育部《關于一九七七年高等學校招生工作的意見》和《關于高等學校招收研究生的意見》，至此恢復了中國的高考和研究生招生制度[4]。1980年2月12日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學位條例》，并于1981年1月1日起施行，這項教育立法標志著新中國學位制度的建立，具有重要意義[5]。

　　1985年，中共中央頒布了《關于教育體制改革的決定》，對教育體制改革具有積極的指導作用[6]。決定提出的關于高等教育的重大改革有下面幾個方面：改革高等學校的招生計劃和畢業生分配制度;擴大高等學校的辦學自主權;實行中央、省(自治區、直轄市)、中心城市三級辦學的體制;高等教育的結構要根據經濟建設、社會發展和科技進步的需要進行調整和改革;建設重點學科、發揮科研優勢;改革教學內容、教學方法、教學制度;改革人民助學金制度;高等學校后勤服務工作改革的方向是實行社會化等[7]。該決定標志著我國高等教育體制改革的全面展開，但教育法規建設仍處于發展初期。

　　隨著改革開放的進一步發展，中國的教育事業不斷深入，高等教育法制法規建設也開始全面展開。1993年2月，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了《中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在辦學體制、管理體制、投資體制、招生和畢業生就業制度、校內管理體制等方面取得了突破性的進展，確定了我國教育改革與發展的基本目標和任務。同年，經全國人大會通過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教師法》。1995年3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法》頒布實施。

　　《教育法》是我國教育工作的根本大法，它為整個教育法律體系建設奠定了基礎，使得相關立法工作逐漸走向成熟，也標志著我國教育進入了全面依法治教的新階段。在高等教育法制建設方面，1998年8月29日，第九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四次會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高等教育法》，將高等教育工作中的成功經驗以法律的形式確定下來，加快了高等教育事業依法治教的進程，也為我國高等教育的跨世紀發展奠定了堅實的法律基礎[8]。這一時期，中國教育類的法律法規建設是逐步、扎實推進的。有關教師資格、教育貸款、外國學生等相關法律規定都在這一時期相繼出臺，使教育的主要領域基本上有了更具體的法律規定，為這些領域的教育發展和改革創新提供了法律依據。1999年12月2日教育部印發的《教育部關于加強教育法制建設的意見》要求教育界充分認識“依法治教”思想原則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為國家在教育法律體系建設方面的大力推進和全面展開鋪平了道路[9]。

　　跨世紀時期，隨著高等教育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入，高等教育法制建設也在逐步完善和健全中。1999年，中共中央、國務院頒布了《關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進素質教育的決定》，標志著高等教育的改革和發展取得了全面的、突破性的進展。1999年1月，國務院批轉了教育部制定的《面向21世紀教育振興行動計劃》。文件提出，力求到2010年實現大學毛入學率15%(即在校人數與適齡人口之比)。由此開始了大規模的高校擴招之路[10]。文件還提到，“研究生在校生規模應有較大的增長。”因此，隨著1999年開始的高等教育大擴招，研究生教育的規模也進一步快速擴大[11]。

　　進入21世紀，中國面臨著良好發展勢頭和相對穩定的國際環境，也為高等教育法規制度建設提供了有力和堅實的保障。2007年，黨的十七大提出了努力建設“和諧社會”和運用“科學發展觀”的基本原則，突出和強調了“知識經濟”時代中國社會的發展特點與本土現實。在這種背景下，開始了新一輪的教育立法。這一時期內，教育立法中新增的內容逐漸減少，而修訂的內容則逐漸增多，教育立法質量不斷提高。在高等教育法規內容方面，推進社會力量辦學、加強教育國際合作等成為新的亮點。在教育國際合作方面，2001年，我國與其他國家或組織擬定及簽署了雙邊政府間教育合作協議、紀要、諒解備忘錄或執行計劃20項。截止2007年，我國已與184個國家和地區及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等國際組織建立了教育合作與交流關系，與有關國家政府部門簽署了近190個高層次人才聯合培養協議，與43個國家和地區簽訂了相互承認學歷學位協議[12]。

　　在社會力量辦學方面，2002年，教育部頒布了《民辦教育促進法》，鼓勵并規范民辦學校的成立與管理。2008年，教育部頒布了《獨立學院設置與管理辦法》，規范普通高等院校與社會組織或者個人合作舉辦獨立學院的活動，維護受教育者和獨立學院的合法權益，促進高等教育事業健康發展。而2008年頒布的《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也在第十四章強調“深化辦學體制改革，大力支持民辦教育，依法管理民辦教育”[13]。對民辦教育事業的承認與支持，在一定程度上相當于教育界的一次重要的思想解放。它從經濟改革對民辦企業的認識上升到在教育方面對社會力量辦學事業的認可，充分發揮了中國教育資源和教育生產力的潛力。然而，在法制建設實踐過程中，也有需要逐步完善的地方。

　　如2003年教育部《關于規范并加強普通高校以新的機制和模式試辦獨立學院管理的若干規定》本應是探索性的意見，但由于缺少相關高位的法律依據，所以不少地方政府與企業據此大量審批和開辦獨立學院，導致獨立學院數量盲目發展至300多所，不僅影響了社會力量辦學事業的正常發展，也對公立大學造成了不良影響[14]。

　　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高等教育法規建設經歷了艱難起步、迂回倒退、調整恢復、全面展開、突破性進展等不同的階段，全面確立了依法治教的基本原則。當然，隨著中國教育體制改革的不斷推進，高等教育法規也面臨著新的變化和挑戰，因而需要不斷發展，不斷完善。

　　參考文獻：

　　[1][9][12]方曉東.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60年[M].湖北教育出版社，2009：148-150，165-168，168-172.

　　[2][5][7][8][12]郝維謙.中華人民共和國高等教育史[DB/OL].新世界出版社，2011.

　　[3]人民日報(海外版).高考回眸：““””中廢除高考制度[EB/OL].

　　[4]鄭超.高考之痛：揭秘高考制度背后的真相[DB/OL].東方出版社，2007.

　　[6]中共中央關于教育體制改革的決定[DB/OL].安徽教育，1985，Z1.

　　[10]百度百科.大學擴招[EB/OL].

　　[11]中國青年報.面向21世紀教育振興行動計劃[EB/OL].

　　[13]戴中祥，鄭全新.高等教育法規概論(修訂版)[M].武漢：湖北長江出版集團，2011：82.